黄惟群

就她头上戴的插着鸡毛的宽边呢帽看，她是个英国贵族；就她脚上成年套着的拖鞋论，她是个彻头彻尾的澳洲平民——她叫戴安，是个画家，二十年前伦敦画院的专科生。我认识她时，她的职业是小贩。戴安卖的是她的字画，很特殊的字画，是她用烙铁在木板上深深浅浅、粗粗细细熨出来的。画的是狗，长毛、短毛，站着、睡着……什么样的都画。她的字，并非“忍”，并非“吾将上下而求索”之类够人享用一辈子的名言。而是诸如：我太太非常乏味，她总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我丈夫是个优秀的秃头，为家里省去很多电费；如果妈妈对我说“不”，那我就去问奶奶……她的字画引人发笑，可她自己却严肃非常，近乎刻板。如今社会最值钱的是IDEA(创意)，她的生意又那么好，我说：“你卖得太便宜。应该加价，起码加一倍。”她说：“自己喜欢的东西应该送人。”我说：“你应该不单做星期三。周末也该做。”她说：“做一天够了。周末得和丈夫、女儿在一起。”戴安每次来集市，有两件事必做：一是请一个清洁工，趁她不在，把她家屋里屋外打扫干净；二是出十元钱，请附近一个中国人替她做全身按摩。我问：“你丈夫是否很有钱？”她说：“一般。”说的口气也一般。初识她时，她总带着两条狗。铺好毛毯，让它们卧上面，喝水，吃食，一刻不误。哪怕顾客再多再忙，到钟点了，她便牵着两条狗，带它们上“厕所”。

我羡慕她那两条狗的教养，而抱怨自己家的。我家的那条狗，整天搞破坏——啃树、刨地、到处大便、吠声不绝，惹得邻居经常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