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

我们没有一个词语能用来表达热爱城市的情感。爱国主义（Patriotism）适用于国家但不适用于城市。而且，国家太大、太复杂、太多元化，因而也太危险，不值得人们无节制地爱。为表达对城市的情感，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新词如“爱城主义”（civicism）。随着世界的都市化，爱城主义正在传播到全世界遥远的角落，原来的村庄和乡镇如今变成了国际性大都市，它们竞相争夺居民以及新移民或游客的喜爱。把全球化的开放性和强调地方特殊性结合起来的城市也往往具有吸引游客的国际性声誉。

人们前往牛津感受那里的学习精神，前往巴黎则是要参与其浪漫精神。当然，当地人或许不同意参观者的俗套观念，但很少有人拒绝这些精神本身。居住在牛津“边缘化”社区的人或许批评其精英主义教育途径，迫使社会行动者重新思考人们公平接受教育的问题。好莱坞式的爱情观遭到巴黎人的拒绝：巴黎人的浪漫观点是与资产阶级生活形成对比。耶路撒冷的社会批评家认为，宗教应该有一种吸引人的新解释，而不是专注于物品、石头或圣物。北京也吸引了中国最著名的政治批评家云集于此。简而言之，城市精神为居民提供了政治论证的主要来源。

城市有各自独特精神的观点有悠久的历史，这里的精神是指导居民思维和判断的共同生活方式。在古代世界，雅典是民主的同义词，斯巴达则代表了军事化训练。耶路撒冷表达了宗教价值观，中国周朝时期作为首都的洛阳双城（成周与王城）则以商业大都市而繁荣。

那么，认为城市在现代世界代表不同价值观的观点说得通吗？今天的都市区庞大、异质、多元化，认为某个城市代表了这种或那种精神似乎显得怪异，但是只要想想北京和耶路撒冷就明白了：还有比这两个城市差别更大的吗？这两个城市都被设计为围绕一个中心的同心圆，但一个表达的是精神的、宗教的价值，另一个表达的是政治权力。显然，有些城市确实表达或特别强调了某种社会和政治价值观。甚至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城市如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北京和上海，或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似乎也表现出价值观的明显差别。就像国家一样，城市常常成为集体自我身份认同的场所。

這是好事吗？如果人们过于激烈地确认自己民族的独特性，这种争夺很容易演变为仇恨和纷争。但是，城市就不同，爱城主义其实能遏制民族主义的泛滥。除了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之外，城市一般没有军队，所以城市的自豪感不大可能采取危险的形式。多数人确实需要确认某种社会特殊性，这种需要投射到城市往往更好些。拥有强烈爱城主义情感的人要自我感觉良好并不需要强烈的爱国主义。

确认一个城市的精神还有其他理由。全球化有黑暗的一面，这一点在中国比在任何地方都更真实。这里30年的市场改革已经摧毁了许多传统街区和生活方式。因此，中国许多城市正在花费时间、金钱和心思去保护其独特的精神，用以帮助抗衡全球化的同质性倾向。

拥有一种精神的城市也能实现在国家层面上难以实现的令人向往的政治目标。让美国或中国的官员来认真实施应对气候变革的计划可能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但像波特兰和杭州这样为自己的环保精神感到自豪的城市，在环境保护方面可以做得远远超过国家标准。自封为“世界首都”的纽约市根据其抱负之城的精神有效地开展其自己的外交政策。市长布隆伯格（Bloomberg）已经实施他自己的气候外交，通过直接邀请世界数百位市长来集中讨论都市领袖如何共享政策倡议和技术来减少碳排放，规避以国家为基础的高峰会。

推动城市精神还有很好的经济理由。开发出一种清晰身份的城市能够帮助复兴凋敝的经济。一个漂亮的博物馆把西班牙的毕尔巴鄂（Bilbao）从一个衰落的工业城市变成了艺术世界的圣地麦加。在中国，喜欢文化的游客蜂拥参观曲阜，因为他们想看看儒家鼻祖孔子的家乡，这反过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如果城市推动儒家学说，许多人可能不担心，但这些政策若在国家层面推行就可能引起很多争议。

最后，一个城市的精神也能激励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和政治理论。雅典和斯巴达模式的竞争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而中国社会和政治思想最具有创造性的阶段出现在思想蓬勃发展的战国时代的城市中。约翰·洛克（John Locke）论宽容的信就是受到他在17世纪欧洲最开放和最宽容的城市阿姆斯特丹逗留的直接启发。当然并非巧合的是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多元文化主义和语言权利的理论来自蒙特利尔，那里的居民不可避免地必须在这个城市微妙的语言政治航道中穿行。

所以，答案有了。请热爱你的城市，如果必须选择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