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少文

“人们已经不再试图用剑来统治世界，用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有效。”对于贝内特1868年的名言可以做双重的理解，资本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进步力量，同时也可以进行破坏和伤害。因此有资本“节制”说、资本“驾驭”说。

资本本身并没有道德含义，只是当资本以“统治者”的面目出现，强制他人时，就形成了资本的权力，就有可能作恶。而在当下的中国，政治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的程度，或许正处于巅峰时期，而基于自由竞争和法治理念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有待不断完善。

蒙牛一个批次的产品被查出致癌物黄曲霉素超标，遭到无数的讨伐，甚至被上升为资本作恶的一个典范。这个屡屡爆出乳品质量事件的企业，似乎具有无比强大的能耐。一方面可以动用行政力量对舆论进行扼制，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公关公司对舆论进行收买。而很多时候，消费者对于这种“问题”乳品企业的宽容，甚至还让人悲观。

蒙牛成长的过程中，中国市场的容量固然是其能够迅速发展的一方面，但其中资本发挥了更为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金融资本的投资与推动，这个小企业不可能在短短几年间，便成为中国乳业市场的巨无霸。但资本导向和單纯市场导向的价值观在这家企业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金融资本要求短期快速套现，导致实体企业快速扩张和野蛮成长，为占领市场份额而过于注重营销宣传的另一面是轻略了管理与工艺。带来的后果是销售半径的无限扩大，产品质量问题层出不穷。

同时，在中国，资本力量所带来的利益与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利益达成一致，权力为其保驾护航，甚至于政府被资本所“绑架”的后果，就是资本权力的无约束扩张，对消费者利益的无节制损害。大型的乳品企业成为地方经济利益的支柱，也成为官员政绩的有力支撑，地方政府丧失公共立场的情况并不少见，从三鹿到蒙牛等企业，不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都曾出现过。

不管是节制还是驾驭资本的说法，不过是在强调某种统治力。资本的贪婪表现在对利润的最大化追求，追逐利润的方式可以通过对政治权力的依附和利用进行垄断和掠夺，获取高额的利润，资本原则代替了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也可以通过对消费者的取悦和提供价值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前者无疑是有害的，而后者，则是进步的力量。

单纯将这些公共食品安全事件引向对资本的绝对性批判，并不理性。在这中间，舆论的话语权也是一种权力，当它背离了真实性原则的时候，同样会带来恶的结果。在达芬奇“家具门”事件中，同样可以看到资本与舆论权力之间的攻防战。缺乏了独立性和公共立场的原则，媒体同样与资本与强权勾结，异化为特殊利益。

在许多公共事件中，也可以看到消费者的非理性，在此之前，中国的消费者运动更多发挥在诸如抵制日货、抵制家乐福这样的发泄民族情绪上。不过，现在消费者也意识到所谓民族企业的幌子，只不过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一块遮羞布。在网络上，有人发起了抵制蒙牛的运动，响应者众，说明了消费者话语权的有效发挥。

利益交换本身并不是贬义，只要有共同的价值。在一个遵循法律底线的框架之内，恪守各自的利益与立场，彼此约束的力量自然存在，我们需要的，只是自由、平等的表达，这才能对任何形式的霸权形成有效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