郇庆治

无论人们是不是愿意使用“危机”这个略显夸张的术语，环境危机的广泛存在恐怕是一个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除了依然非常严重的江河湖海的水质退化，最近引起公众强烈关注的PM2.5指标的测量及其数据，更是凸显了包括京沪在内的大多数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严峻现状。

虽然承认这一现实对于官方代表、包括环保部门的官员来说已经算是难得，因为这意味着许多地方政府实施的“碧水蓝天”或“环保模范城市”等工程的努力的成效实际上是有限的，但真正具有挑战性的是，环境危机所涉指的其实远非只是大气中PM2.5、PM10含量或者水体中COD浓度的问题，而是表征着一种发展的危机或困境。

走向尽头的低水准发展

具体而言，这种发展困境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层面：一是发展阶段性的困境，二是发展模式的困境，三是发展理念的困境。

就发展的阶段性来说，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以高投入、高产出、低效率和低品质为特征的持续扩张，已经形成了世界第二的经济总体规模，但也同时构成了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并已直接影响着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大量生物物种的生存延续。因而，这样一种经济扩展的继续不仅受制于狭隘意义上的经济投入、产出与营销关系，而且必须考虑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与民众生活环境质量方面的要求。依此而言，我们所面临着的也许是一种“中等发展陷阱”而不是人们通常关注的“中等收入陷阱”。

就发展的模式来说，过去数十年中我们基本上沿袭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的传统现代化道路，其表现是，我们既造就了像京沪广这样的超大规模城市和像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这样高度密集的城市群，也导致了生产生活资料与物质财富的区域性超强聚集与集中，相应地，高度密集的经济活动与人口集聚使这些地区的自然与城市生态承受着史无前例的压力。结果，除了城市生活环境与生活品质的非舒适性，城乡一体化日益呈现为一种城镇中心化的单向度变迁，农村的文化传承与生态维持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或忽略了。

就发展的理念来说，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不由自主地接受了一种“发展/进步即经济增长”的政治价值与文化理念。结果，发展在事实上成为了一种不受社会、伦理与生态等尺度规约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一种“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核心是一种经济增长本位的、片面的和粗俗的发展，而物质崇拜和大众消费主义是它的标志性方面。如果说，2011年10月广东省佛山市的“小悦悦事件”所暴露的是这种经济至上的发展主义的文化与伦理贫乏，那么，分别发生于夏天的渤海湾溢油事件和年末的PM2.5大气指标事件凸显的则是这种片面与粗俗的发展主义的反生态与不可持续性。

因此，无论局部性或点源性的生态环境破坏现象如何严重，当今中国的环境问题更应该界定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膨胀/扩张型发展的社会与生态副效果的必然性积聚。这绝非是要贬低或否定我国所取得的世界公认性成就—尤其是相对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贫弱中国而言，而是必须要承认，这种低水准发展的正向效应正在耗尽，而我们已处在一个亟需走向新型绿色发展的转折点或“拐点”。

红绿、浅绿与深绿

既然環境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发展的问题，那么，它也只能通过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或“发展的绿化”来解决。这句多少有些“套话”色彩的表述其实包含着一种新型发展所必需的政治生态学的理论要点。

首先应该从过分关注狭隘意义上的经济生产、消费与营销，转向经济、社会与生态之间的主动协调均衡。经济活动的展开和经济的成长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律，尤其是在一个已经相当程度上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学习与适应日渐一体化的世界性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与市场机制的过程。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商品经济生产与市场规律主要都是“资本逻辑”发挥主导性作用的规律—无论对于经典作家批判的19世纪资本主义还是由WTO/IMF/WB规制着的当代资本主义来说都是如此。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绝非仅仅是经济体制意义上的，而应该是蕴涵了对资本逻辑与市场机制（它们就其本身而言遵从着资本增殖或自由竞争的规律）的一种政治与社会制度性的预设与规约，也就是说，社会生活与自然生态不应该成为经济增长及其规律的构成性要素甚至是牺牲品—真正社会主义的发展只能是一种社会共享的和生态友好的发展。

但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向度正在被日益淡化和侵蚀，这部分是由于我们身处其中的资本主导性的经济与政治环境，部分是由于我国国有和民间资本力量的不断壮大及其日趋鲜明的政治表达，而直接表现正是传统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渐趋解体和自然生态的肢解退化。因此，如何从基本制度创新层面上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协调均衡将是我们新阶段发展的“第一要务”。

其次，应当建立绿色变革观，从单纯的经济技术工程思维转向“红绿”、“深绿”与“浅绿”的辩证统一。如今，“绿色”已经成为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词汇，差不多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个群体、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一个学科都可以声称是绿色的或与绿色相关的。但就发展而言，绿色政治的内涵是相对明确而集中的，即为了突破发展的阶段性困境、发展模式的困境和发展理念的困境，我们当代社会所达到的绿色愿景、想象及其能力。

在笔者看来，当今世界的环境社会政治理论可以概括为“红绿”、“深绿”和“浅绿”三大流派：“红绿”主张以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指导，通过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与重建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内在性矛盾注定了它不能通过渐进的改良来做到这一点；“深绿”主张公众个体价值观的生态中心主义转变与提升，自觉地把个体生活与生存理解为自然生态整体的一部分，因为单纯的制度层面变革并不能真正克服生态环境问题；“浅绿”主张通过经济技术手段与公共政策管理的渐进革新切实解决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因为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个体价值观层面上的根本性变革都很难设想会经常发生。

很显然，一种完整系统的绿色变革观应该是“红绿”、“深绿”与“浅绿”的辩证统一而不是只坚持其中的某个侧面，尤其是以经济技术手段为核心的“浅绿”或“生态资本主义”思维。一方面，经济技术手段的发明、改进与引入的确相当重要，特别是当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国家或区域能够把这种经济技术优势变成一种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高端商品时，而这正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核心国家的生态现代化战略的基本内涵。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浅绿”的发展战略也是一种普适性最强的战略。

另一方面，经济技术层面上的调整改良往往只专注于具体环节的修修补补，却不会真正克服结构性的缺陷，而这就会凸显出“红绿”与“深绿”的思考力度与方法论价值。就中国自身而言，我们会发现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一边是言辞激进的“红绿”政治话语，比如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包容性发展，另一边则是强烈的经济技术工程思维与实践，比如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环境自然工程科学的发展滞后、环境保护研发与投入上的严重偏理偏工现象等。因而，一种更加全面与深刻的绿色想象与思维是我们思考和坚持一种绿色发展观的方法论前提。

最后，绿色变革的动力也应该尽快从政府/政党主导过渡到话语动力、政治动力和民众动力的相互促进。像其他社会变革和政策创议一样，任何层面上的绿色政策引入与变革都离不开如下三个方面的动力及其聚合：话语动力、政治动力和民众动力。理论严谨与有说服力的话语表述是所有政治动员与公众动员的基础，而政治引导与民众推动往往是一个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过程。

比如，在欧盟核心国家特别是德国发展起来的“生态现代化”政策，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而积极的经济社会影响，正是由于像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等智库的精心论证阐发、绿党与社会民主党领袖及其联盟政府的强力引导推动和德国民众长期不懈的绿色社会参与。一旦以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和应对环境问题，那么，环境问题就不只是政府环境部门的事，也是政府经济部门的事，同时也是每一个公民（作为消费主体和发展主体）的事。

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部分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形成了环境难题应对上强烈的国家依赖，国家和政府被普遍认为是保护生态环境、弥补市场缺陷的天然主角，另一方面，在上述三种形式的动力中，我们虽有着不断推出的环境政治话语，比如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包容性发展等等，但却缺乏对这些话语的严谨阐发论证与广泛大众传播，也缺乏民众基于充分理解基础上的自觉参与行动。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实例正是PM2.5议题。由于PM2.5主要是由汽车尾气造成的，所以，公众对日趋恶化的大气质量的抱怨本可以成为其绿色启蒙与自我教育的良机，而国家相关部门的失当回应很快就将这一议题转换为政府监管改善的问题—尽快公布各地的PM2.5检测数据。而实际上，只要大家的交通习惯不发生改变，我们很难指望PM2.5发生迅速的下降。因而，如何整合优化上述三种形式动力的作用是我们实现绿色发展和绿色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30余年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正面临着一个全面升级转型的时代挑战或机遇，即主动追求实施一种有质量增长的、社会包容性的和生态可持续的发展，其核心则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生态学的制度性结合。如果我们最终能够以发展的思维与实践消解生态环境问题，那将是中华文明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也会构成“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实质性创新内涵。

如果中国能够抓住这样一个机遇，那将可以实现更大的自身发展空间。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将由此进入一种崭新的视野与境界—科学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包容性的发展，最后则成为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像30年前的市场化改革一样，发展的绿化或绿色发展正在成为我们开启未来之门的锁钥，因而也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环境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