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绪林

《走进生命的学问》是周保松的一部随笔集，记录了一个有承担的青年学者真实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其中，《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记录了保松小时候从广东某偏远地区移民香港并逐渐获得对香港的身份认同的故事，其中浸透着对新移民艰难生活的同情和对香港社会的反思。另一些篇章记录了保松在新亚书院、伦敦游学经历的一些人一些事，在伦敦的书店徜徉和寻索，在马克思和伯林的墓园前的缅怀。还有一些篇章则记录了保松在中文大学任教后与学生的交流和思想碰撞以及产生的话题：对人生的价值和美好生活的反思，对政治的关怀和参与，对大学独立精神的捍卫，对香港以中环价值为代表的自由市场霸权的抨击。

保松的文章中，可看到对当代政治思想尤其是自由主义的谙熟、对正义的渴求、对自由民主的理性而温柔的认可和支持、对学生和他者的尊重和关切、对书籍和知识的热爱……真实的美好品质在细腻而平实的文笔中坦露无遗：这种品质不仅仅源自保松不凡的个人才情天赋，更是在与仁德的长辈、新亚传统、香港、英伦这样偶然而可贵的历史脉络中逐渐浇灌和成长出来的；保松也以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志將这种美好的品质践履出来。难怪其挚友陈日东感叹说，保松是新亚精神当仁不让的继承人。

陈日东在“代后记”中挑明了《走进生命的学问》一书的题旨：用爱来消融自由或自由主义内在的张力。如保松所言：“决心做个公正的人，就像投入爱情一样”；“……最高的目标，是使人学会了解自己善待自己，学会看到他人的苦难，学会爱”。

在我看来，保松思想最珍贵的因素是他对正义的一种经验的、真实的、亲切而富于理解的爱：这种爱表现为对他者人格的尊重，对自由和法治作为制度和理念的了解和欣赏，对平等和社会运动的关切、参与和支持。这一切，既与保松成长于香港、游学英伦的经历相关，也与他走出书斋，知行合一有关，更因为有着悠久的法治和自由传统的香港为他的实践提供了良好的背景框架：寻求正义，保松不必付出沉重或痛苦的代价，不必人格分裂。这样，保松就能无保留地呈现出一个纯粹的、完全可信赖的心灵。

然而，如果说保松是可信赖的，那么他的理念是否有说服力呢？在自序中，保松说：“我怎样才能活好自己的人生？……我是自己的主人，得为自己做决定，同时对自己的决定负责……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可以做个自由人，自我探索自我创造自我实践。但自由意识愈强，伴随而来的，不是轻省不是快乐，而是责任，非常沉重的责任。”这段话陈述了保松基本的学术和人生理念。迄今为止，保松的学术研究以罗尔斯为主线，作为一个康德主义者，他坚信人的自主和责任，追求着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或许，保松的理念在智识上仍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自主和自由人的道德预设固然不错，是否足够充当支撑美好生活的基石呢？这是可以质疑的：摩尔曾批评康德把“善”和“意志”等同起来的做法；尼布尔曾指出，康德“人是目的”的绝对命令并不是单纯的理性的伦理准则，其背后有来自基督教的宗教理念的支持；麦金太尔更指出：从康德的自律意志滑向尼采的超人意志只有一步之遥。这些质疑不是决定性的，但足以削弱保松的自由人理念。

当然，除了自由人的理念外，保松所拥抱的还有爱的理念，而爱或许较自由更具体更有穿透力。就我的理解而言，爱与正义两个理念或许足够支撑和解释存在和美好生活了。然而，独立于自由的爱之理念在保松的著述中尚未得到清晰的界说和辩护。安瑟伦曾说“信念寻求理解”，期盼保松能在随后的时日中为他所服膺的理念做出更广博、更丰厚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