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瑗

当世界经济还未及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经席卷而来，在国内，温州民间借贷所引发的区域性金融危机正引起中国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危机裹挟下，政府往往出手救市。在中国，政府用强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成功地抵御了金融危机，而后又以紧缩的货币政策和严厉的房地产调控应对通胀和流动性过剩，2011年12月，高企的通胀已经回落。危机让中国政府介入经济的范围和程度呈现扩大和强化的趋势，而应对危机的成功也让政府干预市场出现合理化和常态化的趋向，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则被大大削弱了。

中国改革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是让政府主导经济，还是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到底在哪里？就这些问题，《南风窗》记者专访了美国德州A&M大学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田国强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其导师正是“机制设计理论之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里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

政府的边界

《南风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好，美国次贷危机也好，每次危机的爆发都会引发各界对于自由市场制度的质疑，对各国政府“救市”予以期待。什么样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干预经济？

田国强：不要以为一出现问题就是市场经济制度的问题，不管是这次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还是美国次贷危机，并不是市场造成的，恰恰是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过度造成的。中国要少走弯路，不可一味盲从学习欧洲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当然，现在我们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太少，比如社会福利救济制度太少。实际上要治理好经济需要综合治理，就是政府、市場与社会都要发挥作用，都有它自身的边界，边界就是交易成本，看哪种制度安排最节省成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发挥作用呢？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市场失灵的地方。市场失灵最主要的地方，是具有外部传递性的行业和领域，比如公共卫生、公共教育、金融行业，这回世界金融危机给我们的警醒就是完全放任市场是不行的。我是一个坚定的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但是我知道市场有边界。现在国内就出现了两个极端：一种是完全崇尚市场，还有一种认为市场应该大大被限制，要政府来主导。实际上都不太科学。市场失灵的地方还有，比如资源垄断行业，这种情况下，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干预，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

第二点是出现了紧急情况，比如天灾、人祸、经济危机、外部的经济金融危机影响，这不是常态和规范的情况，政府应该起到作用。由于过去两三年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确实在应对危机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是现在有种趋势要把这种非常态的干预作为一种常态固定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南风窗》：也就是说危机往往会使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但是干预不能常态化。也有学者说我们对于经济的干预是有经济理论做支撑的，比如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经济理论。

田国强：这种经济理论正好说明经济出现了非常规问题才需要进行宏观调控，凯恩斯说的是宏观调控，没有说到微观调控，即使是宏观调控也要少用、慎用，否则打乱经济规律，也就没有可预测性了。其实，在微观领域，凯恩斯也主张让市场起作用。

这是针对紧急的、短期的情况，是经济出现了问题，而不是把调控变成常态。长期问题靠什么？要靠亚当·斯密、熊彼特、哈耶克、赫维茨等从经济自由、创新、信息和激励等方面论证市场最优性的经济思想。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和理论，特别是赫维茨的信息与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对中国当前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的设计，对当前的改革起到重要的作用。

不存在中国模式

《南风窗》：在危机背景下政府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对更多的微观经济领域进行了干预，这种以强势政府主导的中国模式，从结果上看很有效率。

田国强：无论哪国政府，特别是中央集权程度较高的政府，集中力量和资源办一件或几件事情，总会办得非常好，但这不可能将所有的事情办好，对资源不能进行有效配置，从而人们不得不采用向市场经济这种分散决策的制度安排。所谓的“中国模式”，是政府主导了经济，政府发挥了很强势的作用，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我们来看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我认为是没有的。无论是从终极目标的相同性、转轨路径的差异性还是成功原因的共通性来看，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只有“中国路径”或至多“中国经验”可言。

首先，如果以“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作为转型和发展的目标，则所谓的“中国模式”和这样的目标仍有很大差距，还远不成其为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成熟模式。

其次，从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上讲，由于初始禀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没有任何后发国家可以完全复制先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因而既需要、也只能另辟蹊径。由于中国转轨初期计划经济的极度扭曲，政府在促进社会经济实现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旦政府僭越了自身的合理边界，过度且持续介入本应由社会、市场解决的事务，其后果将十分严重。

再次，中国经济取得迄今为止的巨大成就，其根本原因是承认个体利益，赋予经济选择自由，激发老百姓发家致富，引入竞争机制，以及对外开放，这些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体现了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也是被东亚乃至西方一些国家一再验证的共同经验。这些才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就最根本的原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逐步退出，而不是由于政府在特殊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把它作为一条重要的经验、一种模式固化下来。

《南风窗》：改革可能会出现两个取向：一是，在改革的方向上政府逐步退出微观经济；二是，国家更为强力地干预经济，成为国家干预经济。现在看，在这个取向上认识并不清晰。

田国强：很对，改革继续前进或后退都有可能。在一个紧急的情况下、或非常规情况下政府要发挥作用，但是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或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不能把它运用在常态情况下，当作终极性的制度安排。当前，一些短识者、短视者或既得利益者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因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社会管理方式及其政治治理结构，过分地强调政府的作用，认为已经找到一个与现代西方发达社会不同的相对稳定的、成熟的、具有推广价值的终极发展模式，即一些人宣称的“中国模式”，这是误将“次优”当“最优”，误将过渡性制度安排当作终极性制度安排。从而，所开出的政策药方就是不断扩大政府规模及其对于经济的介入，这有可能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弄反。

《南风窗》：我看到您对“中国模式”的厘清自2010年就开始了，为什么您近年来热衷于跟媒体和各界做这样的沟通？

田国强：最近张维迎用了“无耻、无知”来形容一些人，我当然不会说他人“无耻”，但是我愿意加一个“无辜”，“无知”造成了广大老百姓的“无辜”，让他们无辜贫穷。所以，我花很多时间来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治理的边界，也就是我经常讲的“晓之以理、导之以利、动之以情”，正好对应着中国三大传统文化——法家、儒家和道家，缺一不可。法家强调刚性、控制，儒家强调人的思想境界，道家强调无为而治、顺其自然，让老百姓发挥作用。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能不能把高深的理论用通俗、有趣、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和故事说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常识，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改革的关键

《南风窗》：如果在常态的情况下政府频繁介入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田国强：就会出现“三重三轻”。第一，重政府、轻市场。政府控制了太多的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控制了太多的市场准入，从市场秩序维护者蜕变为市场参与主体，使得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精神受到很大限制。而由于政府主导所致的体制性障碍依然严重，民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其动力引擎的作用被削弱，也导致民营企业向公权力所有者输送私人利益的腐败行为屡禁不绝。第二，重国富，轻民富。从产权的视角切入，富民的内在逻辑应该是“欲富民需先赋私权，欲保私权需先限公权”，关键还是要归结到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治理边界，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上来。第三，重发展，轻服务。由于政府长期居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并将其掌握的资源主要运用于经济发展领域而不是公共服务领域，由此逐步形成了一个“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模式：一方面是政府越位，充当了经济建设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角色，挤压了居民从市场中获得激励收益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本应将从居民激励收益中抽取的高税收用于提高福利，却忽视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影响了居民的福利收益。

《南风窗》：所以，您主张政府应该从微观经济领域里逐步退出，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

田国强：一定是，社会所出现的问题，包括美国和欧洲的问题，不是市场机制所导致的问题，而是过于强调解决市场的失灵进行了政府干预，政府过度地发挥作用了，比如说给老百姓畸高的福利。这次出现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出现的问题，而是福利过度出现的问题；不是市场出现的问题，市场是解决不了福利问题的。市场也解决不了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解决不了外部性的问题，解决不了危机、市场混乱，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政府最重要的作用应该是为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以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这是政府公共服务的经济维度。除此之外，还有很大一块是市场机制失灵，对此，政府也必须发挥作用，这是政府的社会性公共服务部分，它是指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手段支持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目，为全体公民参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起点。

因而，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即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建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规则，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