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冬天，北京城里一场灰霾天引发民意汹涌。生活在首都的人们第一次感受到大气污染的危害原来已经如此剧烈。灰霾的主要组成部分是PM2.5（可入肺颗粒物），其对人体健康的严重伤害一时间让人们谈雾色变。

顺理成章地，政府监测和治理责任的缺失再一次成为舆论口诛笔伐的对象。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李克强先后表态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各大城市主政者纷纷跟进，表示会马上公布PM2.5监测结果，而不再像之前环保部所说的，等到2016年再公布。

这种政治承诺式的表态，有其积极一面，因为它让人们看到，政府对民意的回应变得迅速起来，但同时它也矮化了这一事件的价值，事实上，在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都市，PM2.5主要是由汽车尾气造成的，公众对日趋恶化的大气质量的抱怨原本可以成为其绿色启蒙与自我教育的良机，失当的回应却很快将这一议题转换为政府监管改善的问题。

在环境治理中，毫无疑问，政府要承担最大的责任，但人类过往的环境史早已表明，环境危机绝不是政府一己之力能扭转的。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爆发了一场生态革命，自此开始，社会科学界掀起了一个深入探讨环境恶化原因和重建社会科学范式的浪潮，再之后是一大批绿色政党的诞生、公众层面环境保护运动的勃兴，这样一套完整的链条，终于扭转了持续恶化的环境危机。到今天，有钱的中国人到欧洲和北美旅行，最羡慕的恰恰是那田园牧歌般的风景。

如果說，欧美已经走过的环境治理之路有什么值得借鉴的话，其生态理性的社会化参与，无疑是最有价值的。我们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危机。环境议题天然地就包含了正义的取向，当我们蔑视弱者，把垃圾场、重污染工厂、淘汰的汽车统统丢到城市周围的农村时，当我们无视自然，耽于享乐时，我们也就只配生活在肮脏的空气里。

正如那个坚持每天拍摄“蓝天日记”的北京女孩所说，“我觉得污染是靠每个人累积出来的，所以你有责任和义务去替自己赎罪。”这样的人多了，也许我们就能早一点生活在蓝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