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一个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它回应所遇到的各种挑战的能力。对执政党来说，这最直接地反映着执政能力。中共十八大的一个背景，正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所坦言的，是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回应这些挑战，构成了党内和民众的巨大期待。

从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中共在对各种挑战的回应中发展壮大。这一“精神谱系”接续到了今天。正如当年“改革开放”写入党章时所预示的，今天考验中共回应挑战能力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按改革的既有预设继续推进，回应人民对于民主政治下的政治参与的迫切诉求。从逻辑上说，它指向了政治结构对于构成改革巨大阻碍的“既得利益格局”的突破和超越，以及对权力架构的调整。

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

回应挑战

《南风窗》：民众对于十八大，以及十八大后的政治体制改革部署抱着很大的期待，这充分表明了对新一届中央领导人的信任。而十八大也回应了这种期待和信任。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挑战。您如何看待？

王长江：词语的一个功能就是传递一些明晰的信号。十八大的一些用词是比较重的，比如挑战前所未有，比如要增强忧患意识，比如使命感，等等。还有，比如讲到腐败的时候，警示腐败问题可能导致“亡党亡国”。注意，这样的话，是放在一个执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的，本身就前所未有。这说明，党对于面临的巨大挑战，对于民众的诉求，民众的期待和信任，都有清醒的认识，也表明了共產党的担当精神。所以，可以预料，十八大后，政治体制改革会有新的布局，十八大报告有这样的空间。

《南风窗》：就这个意义而言，十八大也是一次党中央和民众的互动，一次对于中国社会要求解决各种改革难题、问题的回应。而对于改革的阻碍，除了我们常说的既得利益格局，也有中国改革的独特模式所产生的制约因素。深化改革的脚步太慢，回应不了积累和新产生的各种问题；但如果太快，则对风险的不可控性可能会增加。今天的问题是，一旦脚步加快，风险加大的担心是难以消除的。尤其是，改革越逼近关键，每迈出一步的风险都可能被认为比过去十步大，这反过来对党的回应能力构成挑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王长江：对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期待，我认为需要认识和把握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它的改革不可能完全和经济改革同步，总是追随其后。所以，合理的滞后是允许的。但问题是，滞后得太多，就会导致我们的政治结构和已经出现深刻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不对应、不适应。

这当然和你前面所说的改革的独特模式有关，即我们强调有序改革，在确保改革进程可控性的情况下，一步一步来，而不是像苏东那样，一旦转向政治改革，就直击核心问题。由于体制原因，苏共回应挑战的能力已经大大减弱，承受不了如此大的风险，因此把自己改垮掉了。我们先解决相对容易的问题，风险较小，但也把许多重大问题留在了后面。今天，我们说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攻坚的阶段。什么叫攻坚阶段？就是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许多问题表面看是小问题，实际上背后都和更大的问题相关联。

《南风窗》：体制问题？

王长江：是的，许多问题都和体制问题联系在了一起。不改革体制，其它问题便无法解决。而且体制运作低效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科学的体制和权力配置，还会沉淀出不合理的利益格局。改革就是权力的调整，就是权力的重新配置，这会触动利益。当改革深入到体制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时候，改革无疑会变得艰难起来。

改革路径

《南风窗》：您曾经说过，纵观世界政党政治，在自身发展和执政过程中遇到问题的不只是中国共产党，所有执政党都无一例外。今天党所遇到的挑战，十八大谈了很多，比如腐败，比如权力制约，比如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当然，还有民众的政治参与的迫切。而这些，几乎都可以归结为通过改革在政治上的回应。

王长江：为什么会出现腐败现象？本质上就因为权力失控，而权力失控表明我们在权力约束上的力度不够，这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如何约束权力，说来说去无非就是民主法治，就是在政治上通过对权力结构进行调整，推进民众更多政治参与。很清楚，权力只有通过民主法治的方式产生，并且用民主法治的方式监督、约束，才可能真正得到约束。

《南风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用一个大的命题去回应很多问题。具体可以做些什么？

王长江：在我看来，在用民主法治来约束权力上我们是有很大空间的，至少在党内民主上是这样。民主是由若干环节环环相扣构成的一个系统，每一个环节都可以作为改革的着眼点。比如在决策民主、参与民主、民主监督上力度加大一点。这些事情我们已经做了不少。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光在这些外围的改革上打转转。我们应该把“权为民所赋”这一点体现在制度和程序上。从改革上来说，这是必须的。因此，今后推进党内民主，很关键的一个步骤就是把党内推进到授权环节，在权力的来源上让广大党员参与，就是十八大报告里面说的“完善竞争性选举”。

党内民主搞好了，就可以用它来带动、引领社会的民主。

《南风窗》：党和民众的关系呢，该如何在民主的意义上形成一些有利于回应民众诉求的制度安排？

王长江：我想说，执政党并不是没有看到民众的诉求。早看到了，并且也想回应这种诉求。但在一些人的思维模式上，过去只是留了一个狭窄的通道，认为党代表人民，只要保证党的性质不变，那么党所做出的一切就都是人民想做的。现在看来，这个逻辑过于简单了。在市场经济下，民众有自己的诉求，他们希望能自己作主。但如果我们在体制内没有提供足够的平台和渠道，风险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你不在体制内给人们提供足够的平台和渠道，人们就会到体制外寻找。这些渠道就会造成对现有体制的冲击。

《南风窗》：执政党的执政和政府的施政在政治学上是两个范畴，如何把握两者的关系，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王长江：我们党是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而权力是公共权力，民众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所以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以民意为基础。政党是代表民众去掌握权力。政党要控制政权，那就得把民意输送到公共权力当中去，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自己说了算。

邓小平曾经讲过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而且他讲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党政分开。后来这个词当然也用得产生了好多歧义，就很少提了。但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说，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我们党现在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政治美德

《南风窗》：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如果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能够得到推进，说明党回应时代所提出的各种挑战的能力还是相当强的，但如果受制于既得利益格局的阻碍或前面我们所谈到的那种由中国改革的独特模式所产生的制约因素，导致政治结构相对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动越发具有滞后性，那说明回应挑战的能力有问题。我们如何来准确地理解党回应挑战的动力？

王长江：动力是有的。有人说，党本身就是现有体制的受益者，怎么可能给自己下猛药，自己改革自己？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首先，党的高层要对整个党负责，这是重大政治责任，这是来自上层的动力。其次，党内广大地方和基层的干部，直接承受着党内存在突出问题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在群体性事件中，他们要直接面对冲突和危险。即使从降低生存风险的角度，他们也有动力要求改革，改变现状。事实上，广大地方和基层也作了很多富有成果的尝试。所以，从高层到基层，都有改革的动力。倒是一些有既得利益的部门，享受着体制带来的好处，不需要面对风险的挑战，又可以把责任推到下面去，因而可能会对改革持冷淡态度，甚至成为阻碍。

这三种力量会形成博弈。我是希望通过博弈，进步和改革的力量占上风，以推动改革，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南风窗》：党回应挑战除了动力，还有意愿。毕竟，可能就像当年邓小平时代的改革一样，在改革遇到的阻碍相当大的时候，需要拿出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进行责任担当的政治美德。

王长江：我们都知道，光有老百姓的意愿不行，执政高层也得回应，在这方面，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那种担当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有这样的担当和使命感。

大家对十八大之所以有期待，就是因为从党内到党外，都有危机感，感觉时不我待，希望十八大后能有一个新的局面。对此，我们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