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潘

7月下旬，高群书导演的新电影《神探亨特张》（以下简称《神探》）上映，本片根据北京市海淀分局双榆树派出所民警张慧领的真实事迹改编，是为高群书《“你”系列：1930～2030》之一。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微电影”，这“微”不是现在大家熟知的几分钟的短电影，而是它真正地充分利用了微博资源。主演绝大多数是在微博上活跃的公众人物，涉及领域广泛，计有张立宪、作业本、周云蓬、王小山、票爷、一枚泼妇、史航、孔二狗、张发财、陈晓卿、慕容雪村等30位微博名人加盟。

真实生活中的张慧领是海淀分局双榆树派出所一名便衣民警，在7年的时间里抓获1600多名违法犯罪嫌疑人，被誉为“反扒神探”，曾被国家领导人接见。影片描述了“张神探”反扒的多个片段，在乖张和黑色幽默的电影语言下，呈现的主人公却远远不是一部主旋律般的“高大全”。

影片走的是现实主义线路（尽管是非主流的现实主义），既然是现实的就必然会遭遇闹心。从能够得到如此之多的微博名人支持就可以看出，这不会是一部只负责娱乐、逗大家开心的电影，至少它有着某种社会性的野心，试图通过电影表达或传达电影主创者的一种价值观或理念。据主演民警张慧领（以下称张神探）的《读库》主编张立宪透露，在一次饭局上，高群书诠释他的导演理念：我要拍的，一句话来概括，人民暴力史。不过，后来片子拍完，后期制作阶段，高群书又稱，他要拍的是人民和解史。不管这其中发生了什么样不为人知的“变异”，总体来说，这部电影基本实现了其野心与理念，也正是因此，它就具有了较为丰富的可解读的文化与社会内涵。

负能量：社会现实照进剧情

随着微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它已经改变了很多人最基本的世界观，或者说，它无意之中将很多人推入到一种琐碎、单向、简单、巨量的社会形态中，这种形态慢慢地就会造成人们开始缺乏逻辑推理和耐心，以感性判断代替理性判断，在转发中更易从众。很多人的信息源来自于微博，并以此作为判断社会的基本依据，从而形成了“微博价值观”。这部电影，如同微博的另一个场域，看完之后，估计很多人内心都和主角张警官一样，闹心、烦、负能量了。以微博来窥探这个世界，它缺乏社会整体性的考量，而串联地呈现引发负能量的事件，以点的形式，试图串起一个复杂的社会网。但这种世界观是狭隘、不全面的，最后只是散沙一盘，难以呈现完整的社会形态，这部电影给人感觉零散的原因，也是最终其给人带来的是无力感，如同微博一样，最后造成的结果，用大家熟悉的话来说就是：看半天微博，要看7天《新闻联播》才能治愈。

当然，除了微博式的表达方式以外，让人“闹心”的核心还是现实本身。

“就闹心……我尽量不闹心，但我心还闹啊那怎么办啊？其实我有时候一比啊，觉得也挺好的，越比越觉得自己还挺好的，你说我这有吃有喝的，有工资有奖金，比那些人好多了。但就是烦……特糟心的这些事儿，那天我学了一个词，叫负能量……你看我这一天，醒着的这些钟头儿，这一件儿负能量，这一件儿负能量，这一件儿负能量，负能量，负能量，负能量，全是负能量……我这一辈子就全是负能量……想不明白，烦，有时候真是挺伤心的。”这是张神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这个表现形式持续将近5分钟，表达张神探心中的真实情绪世界。

笔者认为，这其实是电影中的核心部分，或者至少可以成为电影所要表述出来的野心，没有之一，即“人民暴力史”之下的社会无安全感问题，试图勾画一个凸显在个体身上的全社会焦虑症。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在微博上称：“当今的中国，似乎人人都受伤，都被剥夺，自感为失败者。官员很失败，企业家很失败，文人很失败，学生很失败，工人、农民很失败，体育、娱乐明星很失败。如果重写《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言以蔽之曰：这是一个充满了失败感的盛世。”这被有些媒体论述为“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社会学家所谓循环剥夺感时期”，事实上，社会学并没有这个名词，而是“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S．A．斯托弗等人在《美国士兵》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其后经著名社会学家默顿的发展，成为了一种关于群体行为的理论。它是指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这种感觉会产生消极情绪，可以表现为愤怒、怨恨或不满。简单而言，相对剥夺是一种感觉，这感觉使得我们总是觉得不如他人，日子过得不如意，闹心，缺乏安全感，需要发泄。

相对剥夺感的定义刻画了当今的中国人：人们似乎都很容易受伤，很抑郁，自感人微言轻、充满无力感。官员没有安全感，他不知道自己哪天会被问责、何日升迁出头；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他不知道自己的企业哪天就被整合了；学生没有安全感，毕业即失业、沦为蚁族；工人、农民没有安全感，自身权益保障缺失；明星没有安全感，说不准哪天就有可能被反“三俗”；孩子们呢，就更别提了，校车、人贩等都是虎视眈眈……如此种种，这就好像是一个充满了无安全感的盛世，大家都活得精彩，大家又都活得无奈、闹心。

在《神探》中，很多的镜头与对话，充满了这一层社会学意义，比如碰瓷男对贫富失衡的愤懑、众人狂殴小偷和肇事司机等，甚至主人公张神探的闹心、烦，负能量的独白，这些其实都在表达这个社会的人人没有安全感的现状：尽管也知道自己挺好的，但还是闹心。在盛世的宏大叙事之下，微小个体刷着微博，感受着无安全感与负能量的包围。电影也加入了很多的现实因素，比如吴法天与五岳散人约架、南京枪击案（作案人周克华现在又在重庆作案被击毙，但网络的质疑一片喧嚣）等，在虚实之间，演绎着现世的迷乱与荒唐。而如此之多的负能量情节，都在素描出每个人的深层焦虑。尽管最终上映的电影演绎成“人民和解史”，所有的负能量最终都被化解，成了正能量，但这种和解，现实中又是多么一件奢侈的艺术品。

知识精英叙述与底层真实的内在分裂

那些微博名人能够加入这部电影中，很大因素或许也是电影把焦点放在了对底层的关怀上。但这些知识精英在演绎底层人物时的表现力，却在电影中出现了与最初设想之间的某些分裂。影片是接地气了，但又有一种漂浮的感觉。特别是表现碰瓷家族团伙、贼王张发财成为义盗等情节上，显然流落俗套之中。在剧中，碰瓷家族从事碰瓷是因为母亲得了尿毒症没钱治病；张发财是得知假钞诈骗夫妻的小女儿被无良司机反复碾压住院后，发短信给张神探称“偷够10万，捐给今天的小女孩儿”，而这也正显示出知识精英对于底层的一种自我想象，试图在负能量扎堆之间传递一个正能量。但这种正能量又经不起推敲，从而导致了知识精英叙述与底层真实的内在分裂。

真实的底层是如何的？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在评论黑砖窑事件时曾指出：“我们经常说当社会在堕落时，造就了一批为富不仁的富人，而穷人还保持了勤劳、朴实的本色，但是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社会堕落的时候，穷人也会随之而發生堕落，而他们堕落的过程甚至超过了整个社会的堕落。为什么？因为他手里没有资源去抵御这个堕落的过程。”他们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斗得头破血流，也可能为了几句话而大动干戈，这也是底层的悲情的另一面。而一旦社会秩序失守后，底层必将是最早滑落到丛林法则的群体。

在《神探》中，我们看到了诈骗团伙、假钞团伙、抢劫杀人团伙、小偷、致残小偷的兄弟、碰瓷者，他们无一不是生活在丛林法则中，不讲理、比拳头、信手拈来的欺诈等等。其中一个镜头尤为明显，就是碰瓷者在一次碰瓷中，对方打了一个电话，招来了三四个彪汉，对他们猛打一通之后，扬长而去，他们除了谩骂也别无办法，认可了这种丛林法则之下的用拳头说话的现实。但是，他们一转身就是一个爱子心切的母亲，一对孝敬母亲的女儿女婿、一个具有社会正义感的义盗、一个为兄弟下半生讨说法的老实人，总之他们不是无恶不赦的恶人，但他们出于生计、出于能力等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但这已经符合汉娜·阿伦特所言的“平庸的恶”了。

在审判二战战犯艾克曼时，控方提出了大量的令人发指的材料，努力想说明艾克曼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但阿伦特提出的一个正相反对的观点是：“平庸无奇的恶”。艾克曼并不是因为具有深刻的个性（生性残忍）才作出那些可怕的事情，他仅仅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他的“个人素质是极为肤浅的”。他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的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人们质疑“假如不是一个恶魔，怎么可以毁灭世界？”而阿伦特的观点恰恰在于“平庸的恶魔可以毁掉整个世界”。

电影也在这些人作恶情节的背后，有意地展示着它对底层的悲悯。但这种悲悯，正如阿伦特所说的：“悲悯一旦展现于公众，它就不再是关切某一特殊的苦难，也不是关怀某一位有血有肉的个体。悲悯在这种场合变成为‘怜悯。本来是真实的道德情感，却转变成为漫无边际的情绪，这种情绪似乎反映广大民众的无限无尽的悲苦、磨难。”

这种知识分子对“底层”的怜悯在阿伦特研究专家蔡英文看来，是“一种虚有其表的悲切情绪、一种居高临下的非对称的人际关系、一种施小惠的态度。当贫苦无依、饱受经济匮乏磨难的广大民众蜂拥进入政治场景，‘怜悯之情绪反应愈形扩散，而推促革命分子‘视怜悯为个人最真诚与真实的自我，同时将之投射于政治领域。‘怜悯一方面变成一种哗众取宠的自我展示；另一方面，它像一块海绵，盘吸了个人的自我，革命分子变成一位自我迷恋、顾影自怜的行动无能者。”

但对底层的关注似乎有着天然道德正义性与优先性，也正是因此，中国现在所有的思潮中，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左派，在底层立场上，居然是一致的，纷纷自我定位为代言人或者无限的同情者、同盟来进行公共叙述。但事实上，这些表述，很容易陷入两个极端：一个是精英主义的矫情，一个是民粹主义的怨懑。

不管是精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其本质上离底层是遥不可及的。精英主义总是显得恨铁不成钢，试图唤起、启蒙乃至拯救底层民众，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洒向大众，但在失败之后（也往往是失败的），就感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云云，转身好像一切与他无关一般。民粹主义的怨懑，则在影片中反映得更明显，比如白燕升饰演的碰瓷男，作为“高级知识骗子”在审讯室中振振有词地吐槽社会：“我觉得这个社会啊，就是一个劫富济贫的社会，穷的更穷，富的更富……我所做的就是把这个钱，从高处让它往低处流一流，就是把富人的钱拿出来放在穷人口袋里，一点点而已。”这无疑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的套路，将底层对于社会的不满，化作自己的道德依据与优势，以舒缓他们内心的道德焦虑。

还有一个镜头令人印象深刻。在张神探号召群众一路狂奔、抓住了张发财手下的小偷（王小山饰演）之后，神探发话让大家别打，并说张发财偷钱的目标是为了捐钱给那个被碾压的小女孩，是做好事。这时，一个大姐在楼上窗口居高临下地说：“我出这10万块钱，给那个小丫丫，请大家帮老张抓贼，我跟大家说呀，法律怎么着也是不能侵犯的，你也不能拿一个正义的名义就来侵犯法律，这是不行的。”

电影在无意中表达了一个隐喻或者是反讽式的焦虑，尽管符合了电影最后的“人民和解史”理念，这是刻意制造的“和解”，显得有些突兀。这个人物，从剧中特别是这段言语判断，应该是一个知识精英，有着精英主义特有的烙印（事实上扮演这个角色的人是《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舒可文，一个典型的知识精英）。这个人物口中所说的全部都是“政治正确”的，但却怎么看怎么不像是来源于生活的，至少是一种非普遍性的表达，或者属于“公知”句式。而且放置在中国当下的现实中，这样的貌似铿锵有力的说辞透着吊诡的苍白。或许，这个片段隐喻了本片的最终姿势：站在自家安逸的阁楼上，说着端庄的辞藻，俯视着底层的喜怒哀乐—当然，比起看都不看一眼的人来说，这种姿势，还是优美的。

（文中关于阿伦特和蔡英文的论述转引自唐小兵论著，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