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威

2002年，花旗银行亚太区总经理查理·布朗在某次官方论坛上曾预言，10年后外资银行在中国大陆市场份额不会超过10%。10年之后，来自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最新报告印证了这个带有沮丧的论断。

普华永道最近发布的40家外资银行2011版调查报告显示，去年外资银行银行业资产份额在中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占比为1.93%，而2001年这个数字为1.83%，市场份额10年仅爬升了0.11%。

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外资银行的勃勃雄心，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渣打、汇丰、星展银行、澳新银行、摩根大通、南商中国、恒生等外资银行纷纷大笔增资中国子公司，东亚、渣打等银行开设分号的举动也此起彼伏。

与10年之前“鲶鱼来了”的喧闹相比，历经了金融危机之后的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又怀揣着怎样的新谋略？

桃子熟了？

2006年底，银监会发文取消外资银行在内地从事人民币业务地域和对象的限制，从此银行业进入全面放开时期。而从一开始外资银行就走了一条与国内同行不同的路，一直到今天。

关于外资银行在中国，银行界有两个俗语：楼上的银行和楼下的银行—在北京的外资银行大都出没在某些繁华地段的高层写字楼中，与中国的银行相比，很少有外资银行在地面层或街道口露面。

这并不耽误外资银行“银子到手”，去年外资银行税后利润167.3亿，两倍于前年的业绩。普华永道中国银行业及资本市场主管合伙人梁国威对《南风窗》记者解释，“外资银行主要是跟随母行客户，或母国投资，在国内网点少，零售天生孱弱，吃饭的家伙主要是对公业务。”

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仍约占全国总体80%左右，这为外资银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如贸易融资贷款，是当下外资银行最主要和最赚钱的业务之一。即使经历了金融危机，也没有影响其在中国业务的滚雪球效应。一位许姓国内银行高管表示，金融危机后，国内产业资本加速对外扩张，实际上，外资银行已渐渐笼络了大批有进出口业务的国内客户。在外资银行去年贷款流向中，国内大型上市公司已经和母国公司、跨国公司三分天下。

在某外资研究公司工作的黄波涛表示，“的确，他们的精细化产品，还有配套服务都让人开眼界。比如某外资银行和一家有机猪肉企业刚主办了一场健康营养私密讲座，这类活动既能黏住自己的高端客户，合作公司自然会和外资银行金融往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微型生态链，极具渗透力。”

目前，渣打、汇丰等银行也纷纷打中小企业贷款牌，而在过去，外资银行很少问津这类业务。在98家外资银行中，也只有汇丰、渣打、恒生等极少数决心进军零售业，前述银行高管表示：“外资银行以效益为目标，而不是规模或其他，随着环境的变化，外资银行制定自己的目标。现在在原来的业务基础上，越来越注重财务管理，还有一些中间业务收入。贷款只是一种寻找客户的捷径，他们围绕客户会做更多的增值服务。”

虽然10年间所占市场份额一直较小，但鲜见外资银行对此有公开的抱怨，况且在另一方面，尽管占比未动，外资银行的规模已经随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迅猛增长，“去年银根紧缩，中资银行受限，外资银行借机也大赚一笔，利润翻倍。”这位高管说。

而值得国内银行深思的是，应该如何与这些深谋远虑的对手同行。

“超国民待遇” ？

2002年，中国在入世后曾很快对外资金融机构出台专门管理条例，但2002年并非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元年。由于诸多的政策限制，外资银行多以战略投资者入主国内银行，或像高盛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理银行等不良资产。至2006年，外资银行已经熟悉了国内银行和经济环境，这时承诺全面放开的政策也到了。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一开始政府就高看外资银行，现在还有人说外资银行并非超国民待遇，抛开财税优惠、政府支持等不说，他还提出了两点看法：“首先是存贷比延迟期，直到去年底，国内75%的存贷比政策才扣在外资银行头上，这与《商业银行法》是相悖的。其次国内银行在海外牌照非常难拿，像在德国开子行需要两个德国籍的人士担任副总，所有法律文件还得他们签了才算数。现在国内银行在海外有子行者屈指可数，分行数目也非常有限，看看外资银行国内子分行起码一个个在开花。”

不过，外资银行也满腹牢骚，外资银行存款源少，母行拆借资金去年已经被叫停，中长期外债额度需要通过发改委或外管局审批，子分行审批慢，承销债券和参与人民币衍生品都被严格限制，如目前只有汇丰、渣打等4家左右的银行有财政部国债承销团成员资格。所以去年存贷比大限到期，外资银行流动性压力甚大，不少母行因此出手注资，存款也开始成为外资银行最纠结的业务，“不达标不放贷”。

当前的环境造成了行业一个有趣的现象。普华永道的报告显示，在2009～2011年，国内银行的竞争威胁被外资银行列入前三大影响因素，而在之前，以及2012年，这种竞争威胁都被摆在中下游的位置。梁国威解释说主要原因可能是二者业务重叠区少，竞争较小。不过在中国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时，国有银行冲击信贷市场，也有一些外资银行想抢食蛋糕，导致对抗加剧。

外资银行是监管层想放入国内的一条鲶鱼，如果说原先頗有些像“高估了引入的成本，也高估了引入的收益”，如今，利率市场化等一篮子金融改革却给行业增添了变数。

今年许多外资母行增资子行，透露出他们对改革的期待。目前，外资银行一有风吹草动，也能闹得沸沸扬扬，如前不久的异地跨行取款免费，成为无数网友攻击国内银行垄断、暴利、服务差等新的由头。对中小商业银行，外资银行所带来的竞争是直接残酷的，多家外资银行存款利率浮到上限，许多中小商业银行为揽储也采用相同的跟随手段。

形势有些剑拔弩张，鲁政委认为国内银行并没有优势，甚至腹背受敌，“很大的一个差距是国内银行不像他们那样有母行依托，外资银行母行在全球网络、管理、产品等等各方面都能够提供强大的支持。说实话，如果没有相应的跨国客户，很多东西，中小银行是学不会的。”

黄波涛从另一个视角看待差距。他认为：“外资银行最强大的不是商业部分，而是投行业务，翻检这几年的信息，可以看到许多这类资本渗入参股控股多个国内产业，而且比国内投行更灵敏凶残，这部分业务对外资银行的贡献难以估量。外资银行完成布局后，真正的综合实力差距就会显现出来。”

监管转型

2006年，黄波涛在研究外资银行监管立法时，发现了不少漏洞，现在回头看，窟窿仍在。

比较国外外资银行相关法律条文，黄波涛印象最深刻的是缺少一部专门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基本法律，外资银行参照行政法规调整，带有不确定性，也容易造成高低国民待遇，正如鲁政委所言，存贷比是《商业银行法》所定，只要是银行就得符合要求，外资银行却不受限制。在2006年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监管职责也未细分，就出现像中长期外债额度审批，中期的找外管局，长期的找发改委，这种让外资银行啼笑皆非的事。

一位国内银行业学者对这类事情也感到无语，他刚接触过一家外资银行，现在按照银监会的要求，每月要交送多达150份各类报告上去。该学者表示：“这种送报检查，是老套的合规性监管，重点在资产总额等硬指标上，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上，而现在金融业的发展早已超脱了这种监管方法的极限。”国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从合规监管过渡到以风险为本的监管。

即使在市场准入方面，上述学者也认为“比较粗糙”。外资银行进入有外资独资、中外合资、分行和代表处四种方式，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参股或并购中资银行，准入形式不同，风险系数就不同，“政府未对准入条件分级，都是稀里糊涂的，行政色彩很浓”。

随着科技的发展，金融创新已成为一股潮流。监管机构如何更迅速地对接外资银行这种创新能力强悍的对象，非常值得思考。黄波涛说：“像在美国、新加坡等地，外资银行盛行做离岸金融，像对赌、期货等，前段时间被做空的中国概念股都与这些资金紧密相关。金融创新以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最多，政府需要储备更加优秀的人才，建立风险管理监管系统，才能管好企业，现在的情况是恰恰相反。”

比如，外资银行公布的去年年报基本都是4张粗线条的财务报表，即便是详细的报表也根本看不出来任何资金流向。

上述学者表示，外资银行本身的特殊性，要涉及的方面还很多，比如和母行协调监管，退出制度等等。“存在的这些监管盲点，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实质变化，客观来说，仅靠银监会自身的力量非常吃力，但是怎么样解决迫在眉睫。特别是要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要走向金融自由化，监管必须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