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墨宁

“招聘营业员，只要是国家统招、大专以上的毕业生都可以，对专业和性别没有要求。可以过来看一下。”一家物流企业的招聘者吆喝起来，却没有人走向他的摊位。

每到大学生毕业季，北京中关村人才市场几乎每天都在举办各类大学生专场招聘会，招聘单位大多是中小型企业，以医疗器械、保险、房地产、教育培训行业为主。本地的大学生是不屑于这里的，来的多是外地毕业生。

零散的求职者穿梭于对排摊位的过道中间，匆匆扫视展板上的信息，偶尔停下脚步多看几眼。招聘单位的工作人员捕捉到他们瞬间的兴趣，便会主动示好，邀请求职者坐下来了解。高国飞并不承领，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随便看看。”转了一圈之后，他背包里的简历原封未动。

到北京去

1987年出生的高国飞即将从长沙农业大学毕业，一个月前决定来北京时，就已经准备好放弃自己的环境工程专业。从高考填志愿的那天起，他便认定读大学不过是为了一纸文凭。他的家庭条件不好，每个假期都会去找一份兼职。那时候，他就已经体验到了找工作的艰难。所以，现在他并不排斥做销售这样被同班同学看不上的工作。

不过，他还是有些挑剔，他要卖自己喜欢的东西。而这在低端的招聘会上，显得有点“曲高和寡”。他自觉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大学期间做过海报和展板的设计，跟艺术相关的销售，是他能够接受的底线。在前一次的招聘会上，看到一个家具公司的时候，高国飞便把简历递了过去。在他看来，家具好歹跟艺术是沾边的。

高国飞的“挑剔”是有原因的，他还有一条后路。来北京之前，他已经跟湖南湘潭医院签了意向书，具体工作是处理医疗废水，算是跟专业对口，转正之后月薪4000多，在当地已属中上等。不过，在湘潭医院实习了一周后，他就感觉跟养老一样，完全在混日子。每天只要看着废水处理的仪器，如果出了故障就打电话。“但仪器是不会出问题的。”高国飞无奈笑笑，他实在不甘心一出校门就掉入那样没有激情的环境。

而湖南工程学院的李秋云就没有这么轻松，决定来北京时，她就没有想过再回去。参加过多场类似的招聘会，她感到很失望。想象中的北京人才市场应该是规模庞大、求职者众多，具备与这座城市一样“大气”的格调，而不是眼前这般场景。“应聘的时候会有人过来拉你，而不是等着你过去，感觉他们很缺人似的。”李秋云眼中，像推销一样招人有些掉价。

本科英语专业的李秋云想在北京找一个外企的工作。虽然这座城市能够给她的只是微薄收入和无法预知的生活，但却并不影响她对北京的欣赏，每次路过天桥，看到“北京精神”宣传语，总会让她感到振奋，那才是与她之前的憧憬相契合的印象。除此之外，李秋云留下来的决心来自于对下一代的规划，今年24岁的她觉得有义务为自己将来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长和教育环境，这一切，只有北京才具备。

这两年，虽然偶尔也会有“逃离北上广”的声音出现，但整体趋势上，却依旧是奔向“北上广”，越来越多的外地大学生加入到分享北京就业机遇的战斗中。他们厌烦或者说没有办法在更为偏重人脉比拼的二三线城市生存。对很多人来说，高考是人生中的第一次选择，但却为分数、地域甚至父母偏好所左右，毕业后的北漂之路才是完全自主意识的驱动，然而，这也是他们被下沉于底层的开端。

在北京的就业市场上，本科学历是普遍的准入条件，这意味着无论学校、专业是否硬气，外来大学生们具备了初步参赛权。但门槛低的同时，能够接纳他们的往往只是低端工作，当本地的名校毕业生在出国、公务员、国企和外企之间做排序时，他们的权衡比较，不过是月薪2000和2500的差异。选择留下，艰辛便已开始。

活着

北京西北五环外的唐家岭阵阵尘土，废墟上的枯草在疾风中摆动。整个村庄已经化为一片瓦砾，以往直达的公交车也已改道。村口写着“唐家岭”的蓝色牌子像是昔日繁华的唯一见证。这里曾是1.7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人群的聚居地，因为《蚁族》一书而闻名。便宜的房租使他们能够活在北京。“高智、弱小、聚居”，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把他们定义为“蚁族”。2010年3月北京市启动唐家岭地区整体腾退改造工程，“蚁族”和借助他们生财的当地农民便四散而去了，仿佛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蚁族”们不得不继续寻找新的栖居地，位于昌平区的史各庄现在已慢慢成型。穿村而过的小河散发出刺鼻恶臭，岸边的枯枝上挂满了各种颜色的废弃塑料袋，这是陈奇每天的必经之地。来北京半年，换了几个工作，住宿也随着搬挪。不久前，他找到了一家证券公司的销售职位，遂在史各庄“定居”。

2009年从重庆一所普通高校毕业的陈奇在四川达州工作了一年后，决定来北京考理财规划师。现在这处租房，他已经很满意了，通风、可以采光、有独立的卫生间，与其他两名室友平摊后，房租不过300多块。在史各庄，这样的房子算是上乘。

7个餐盒堆在墙角，过去一周的晚饭都是随便对付。工作快两个月了，陈奇还没有做成一单生意，只能拿2000元的基本工资。电话销售对这个性格内向、普通话不太标准的重庆男孩来说，是不太容易掌握的技能。他已经想着要离开北京了，有可能是明年、也有可能是几年以后。“不过，如果发展得好，说不定也就不回去了。”他随即又否定。

出生于1988年的袁方是陈奇的室友，2010年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广告学专科。在一家广告公司短暂工作的经历至今让他很不愉快，自己的文案创意成为经理的构思来源，最终得以采用，但成果却没有他的份。这让他打定主意永不进私企，也没有再做过一份全职工作，家里的汇款和每星期一两百元的兼职促销收入是他目前的生活来源。“不工作就不能活了吗？”当记者问起自考本科通过后的打算时，袁方这样反问。

自考的课程还剩3门，在老家内蒙古已经疏通好关系的父母只等着他拿到毕业证书。“谁都想找一个稳定正式的工作，在北京能去的全都是私企，说不定哪天就倒闭了，对吧？”袁方觉得，离开北京能过得更好。

工作低微、没有户口、收入仅能果腹，初出校门时，打拼于底层的大学生尚且能够用向上的目标消解现实的苦闷，而当他们逐渐步入买房、成家、抚养子女的生活轨道时，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回馈与他们的需求有了更大的落差，信念便开始瓦解。

26岁的钱琦很快就要辞职回安徽老家了，她已怀孕一个多月，仍与丈夫分住在一幢筒子楼的二三层。以目前两人的收入，租个单独的房间太奢侈，只好维持现状。一间20多平方米的宿舍挤着8个人，2009年来北京考专升本时，她就住在这里。父母希望她拿到本科，然后考研。课程上了两年还是没能全部通过，钱琦决定放弃。她找了一份培训学校的助教工作，结婚、怀孕，现在他们再也扛不住在北京的生活了。

回去亦或留下，不只是漂泊和稳定的选择。身份差异主导就业已是整个中国的普遍趋势，只不过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身份标签以学历和学校区隔，而中小城市更强调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两相权衡，大城市的相对公平还是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尤其是那些寒门子弟，毕竟，学历和学校这样的标签，都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换取的，而出身却无法选择。“很多北京高校的毕业生也开始往下面走了，但他们往往不会有特别好的平台，在中小城市，知识和才能反而不是最重要了。”廉思说。

就这样，过去10几年下来，这个群体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郊区越聚越多，在因为蚁族这个新鲜的命名被主流社会短暂地关注了一下之后，现在他们又被扔回了角落里，具体有多少，也没有人说得清楚，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曾保守估计过北京的情况，至少有10万人以上。

改变命运

也有一些人选择扎在北京，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考研，是最直接的通道。据教育部统计，2012年全国研究生考试人数为165.6万人，比去年增长9.6%，创历史新高。

毗邻人民大学南门的万泉庄是北京考研族的聚居地之一，由于离北大、清华、北理工、北外的距离都不算远，万泉庄往往是他们的首选。去年来北京后，高磊就住在这里。1989年出生的他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法学专业，今年是他第二次考研。初试成绩刚刚出来，352分，能进中国政法大学的复试，他立即报了一个复试辅导班。

即使在济南当地，高磊的学校也没什么名气。大学毕业前，他曾去一家家电零售公司应聘法务，法学专业、通过司法考试这两条他都符合，第三个要求却将他拦在了门外：学校必须是一本。“读了研究生，差别应该会很大吧。”高磊这样想。他觉得即使不能当公务员或者进国企，做个律师也还不错。同村一个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了北京一家医院，并且申请到了户口，这让高磊以为，取得硕士学位就等同于拿到户口。“不是说硕士以上学历可以申请北京户口吗？”当他听到这两件事并没有直接关系时，怅然若失。

对高磊这样毕业于普通学校的大学生来说，获得重点大学乃至名校的硕士文凭无异于“镀金”，借此改变因高考造成的教育劣势。然而，当他们带着完成的喜悦再次走出校门时，却发现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不再只看最高学历，而要求本科和硕士毕业学校都得是“985工程”院校。随着出国热、考研热的兴起，就业市场水涨船高，海归、高学历、名校生、重点大学、普通院校、专科、高职，教育程度的分化为人才需求方提供了明晰的秩序安排，条件最优的用人单位掐尖，剩下的依次分配资源。努力要上一台阶的大学生们，则永远感到自己迟滞于这种“晋级”。

在庙堂高处，一提到高等教育，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们往往热衷于如何提升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如何培育完整、健全的人等等美好而虚无的宏大论争，年复一年，不绝于耳。但在现实情境中，中国的高等教育正慢慢演变成这样一种精细、森严的等级体系，且无情地发挥着对无数青年人进行筛选、淘汰的作用，不仅仅教书育人，更是实现社会分层的一个强力工具。

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生冯龙（化名）就是一个即将到达层级顶端的幸运儿，他已经申请到去东京某研究所做博士后的资格。1985年出生的冯龙本科就读于郑州大学，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层级中，这并不是一个位次靠前的大学，如果不是这5年的学历增进，冯龙觉得自己可能与当时的同学一样，做着并没有多少前途的工作。而现在，选择权在他手中。山东威海的一家企业提供一套200多平方米的海景房、大笔安家费，东莞的企业也是一套住房和30万安家费。他都拒绝了—父母更希望他留在北京。

“我妈妈坚决不同意，如果我离开北京，她会觉得没有面子。”冯龙说。于是，他把工作地点限定在了北京，但是只考虑国企和研究所。一半的面试他都能顺利通过，几家对他满意的国企待遇差不多都是税后年薪10万~12万元，当他决定选择其中一家的时候，东京的offer来了，冯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U一代”危机

史各庄吃着廉价盒饭的陈奇、忍受枯燥和压力的考研者高磊、满怀中产阶层生活梦想的冯龙，他们同是生于1985年之后，同在这个城市经历青春，但却一点也不熟悉对方的生活。听到“蚁族”的就业状况和困窘际遇时，冯龙感到不可思议。而对于高磊来说，精英阶层、官富二代的种种优越只是网络世界里的谈资。大学的班上，50个人中有40多个来自农村，县城里的都很少。在高磊的圈子里，几乎不存在什么比较优势和参照。

跟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社会资源的分配一样，教育资源的分配也正在急速地向优势群体聚集。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表明，自1990年代开始，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就开始滑落，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学子只占一成左右。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同一代人拥有的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而且分化与隔膜以一种他们自身无法察觉的方式迅速地实现着，从高考开始，直至就业、发展、结婚、生子，他们都是在各自的界别中寻找上升的可能。但在互联网所造就的虚拟世界，无论是在东京的实验室，还是在史各庄的民房，他们浏览同一个网站的新闻、使用着同样的聊天和社交工具，仿佛又回到了同一个世界，那个主流社会每天都在高谈阔论着的世界。

这样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一种奇异的和谐，现实生活中，彼此看不到差异，反倒都乐安天命，艰辛攀爬。当记者在北京走访了大量这种生存条件恶劣的底层青年生活社区后，原本以为生活其间的年轻人该会多么愤怒与沮丧，但事实却并不是如此，相反，他们极少抱怨社会、表达不满，常常表露出与年龄并不相符的平静、甚至漠然。或许，论坛、微博里的发泄已经足够安抚他们的情绪，即使一言不发，看到别人精彩的嬉笑怒骂，心中道一声痛快，也便罢了。

在对去年“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中东社会动荡进行研究时，美国记者罗宾·赖特发明了一个词“U一代”，意指无成就的（unfulfilled）、未被接纳的（unincluded）、未充分就业的（underemployed或underutilized）以及被低估的（underestimated）16岁至30岁左右的青年群体。这个群体数量众多，教育程度较高，思想较为开明，乐于进取却又没有足够的机会，对现状不满，对未来有较高预期，并且熟悉新媒体和新技术。是那场阿拉伯世界动荡的主力人群。

“U一代”跟中国的“蚁族”是如此相似。不少研究者也都开始从不同角度关注这个群体，学者于建嵘就曾撰文提醒执政党应当高度重视底层知识青年，他认为，30余年的改革开放，知识青年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一部分被利益结构化，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知识精英联盟；另一部分被去利益结构化，成为底层知识青年群体，他们在大城市底层艰难的生活处境使他们可能萌生“愤青”意识，对抗主流价值观，对未来社会影响深远。

这种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在中国短短的近代史上，知识青年群体在社会动荡和变革中充当先锋的情形，并不鲜见，从“五四”运动、知青上山下乡再回城、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莫不如此。

不过，今天的现实倒没这么夸张。中国的“U一代”们看起来没有什么政治表达的诉求，对成功的渴望才是他们的终极向往。通过调研，廉思就发现超过一半的“蚁族”都觉得自己未来5到10年能够成为中国的精英，“从我们学校就能看出来，学经济的学生很少有去实业的，他们更喜欢投行、金融行业。虚拟经济来钱快，大家都等不及成功了。”

网络上，年轻人互相附和，揭露“知识改变命运”这句激励了数代人的“流行语”是最大的欺骗。而内心深处，他们其实仍然坚信不疑。即便自己不是“富二代”，也希望可以成为“富二代”的父亲。当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和富豪们的发家传奇暴露在网站头条、娱乐版面上时，不仅是提供了一个攻击的标靶，更提供着一个奋斗的目标，他们一边辱骂，一边憧憬。 只要上升的阶梯不被撤走，生活的推动力就不会停歇。

对于执政者来说，似乎也没有必要过于担心这个庞大的青年群体会对现行社会秩序产生什么威胁，因为越来越强势的消费主义价值体系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一代青年人的精神动力，他们的热情还有去处，依旧对生活充满梦想，真正的危险只是在于，知识青年们的梦想被高高吊起，现实中社会层级的固化却将其狠狠摔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知青集体上山下乡来缓解就业和疏散政治热情的手段不可能再现，何处安放躁动的年华，是需要青年人和这个国家共同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