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从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航中国的10年。这10年，无论于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在一个时代行将结束之际，如何总结它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留给后世的遗产，既不溢美，亦不诿过，考验着我们的良知和判断。

胡锦涛总书记在“7·23”讲话中谈到未来的发展时强调，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解放思想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

这段话语虽然是对未来的一个告诫，但实际上也可把它看作是这10年发展经验的一个总结。总结一个时代，亦需要我们有历史感的。所谓历史感，也即从历史的大视角，看待一个时代发生的变化。这样得出的结论，才可能不被某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而真正经得起历史逻辑的检验。

三个时间维度

这10年，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三个时间维度中来总结。这三个维度是：近代、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这10年则分别占三个时间维度的1/10、1/6、1/3。

晚清以降，中华帝国已进入到它的垂暮之年，在和新兴的充满张力的异质文明的首次全面竞争中败北，“保种自强”成了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任务。1949年，新中国成立，“保种”的任务算是完成，“自强”则真正刚刚开始。及至改革开放，当中国再次睁眼看世界时，又面临一个“开除球籍”的问题，融入世界—作为一个急迫问题于是被提出来。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上述三个维度面临的具体环境、任务和目标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者有一条共同的主线贯穿其中—从中国睁眼看世界起，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强盛以及现代化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使命。只不过，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是一种被动的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能力实行一种自觉的追求。再到改革开放，现代化的学习目标则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的西方。

就这条主线而言，过去这10年是上述三个维度的延续。应该说，在这10年里，国强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当下中国在世界所处之地位，可谓盛唐之后之千年未有。对现代化的追求，也比这三个维度更加自觉和自主，中国力争在现代化的西方模式外，探索一条有着中国特色、带着中国印痕的现代化之路。

西方的现代化，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自然发展起来的，到中国开启现代化时，它已经发展了二三百年。中国则是在和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学习中，直接从一种传统的农耕文明和生产方式裹挟进现代化（近代化）的洪流，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是图强。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个被动的转型过程，这个转型至今还未完成。

不过，与前述三个维度比，在最近10年，转型的速度在加快，特点更明显，对现代化所追求的内容与目标也更加自觉。同时，这10年还有一个特点不能不提，即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及以网络为依托的新媒体的出现，其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态，极大地催生和提升了大众的民权意识，从而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控制与治理构成了挑战。总的来讲，各级党政（主要是基层党政）在这种变革面前，还不适应，经常用一些前现代的管理手段和方式来应对日益增加的权利要求。这是当前社会问题和群体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从上述三个时间维度来总结这10年，可以说，成就非常巨大，但问题也不少。这看上去像是老生常谈，却是实事求是。需要指出的，成就的背面乃是问题，它们不可分离。

经济转型

这10年，其成就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一个好的物质基础，并尝试了一些制度改善，但亦有很多事情或问题因受各种条件的钳制而未能完成和解决，只能留给继任者去努力。

这些事情和问题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未有大的进展，内需主导型的社会还未形成；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未能出台，贫富差距还在拉大；房地产的调控虽然进行了几轮，但效果迄今不是很明显；社保体系和制度尽管建立，但还处于低水平；户籍改革未能与公共服务剥离，导致城市化虽然快速推进，但农民工仍被堵在城市之外；人口老化严重，人口政策滞后于社会现实；环境污染未见根本好转，生态文明建设有待破题；教育行政化日趋严重，教育思想需要根本变革；科研虽然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但基础研究和原创成果较少；社会道德体系正在瓦解，核心价值观缺失；社会分化加剧，官民矛盾凸显，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还很低，等等。

这些问题若在未来一段时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将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大计和崛起速度，甚至中断崛起过程。

正如胡锦涛在“7·23”讲话中指出的，解决中国的问题还在于“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必须长期坚守的道路。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侧重点，就当下而言，需要优先处理好两件事情，一是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尽快结束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二是推进政治改革，加强法治建设，以实现民众政治参与的要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然而，就像“7·23”讲话所指出的，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上半年的经济增速首次回落到了3年以来的一个新低，跌破8%，这使得国内外对中国经济的看空声音加强。在此种背景下，若仍然要维持高增长，无疑会有打乱原先调结构转方式部署之虞。

事实上，此次经济下行，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国家主动调控的结果。以中国政府掌控的资源，要在短期内维持一个超8%以上的增速，是没问题的，无须采取很多措施，放开对房地产的限制即可。但这样做虽然能够保持短期的高增长，却会加剧经济发展中各种关系的冲突、紧张和扭曲，从长期发展角度看，是非常不利的。就此而言，调控造成经济增长的下滑，一定程度上是经济转型需要付出的代价，不过，这个代价比起固化已有的发展模式对长期发展造成的伤害来，要低得多。

所以，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尽管面临着许多不确定的短期风险因素，但从长期看，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充足，短期风险不会影响到长期增长的基本面。因为，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城市化率不高、地方发展差距大、社会保障不完善、收入普遍较低等问题，只要我们思路正确，实际上又恰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尤其是考虑到改革30多年积累的教育、科技资源和成果，以及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政策调控的空间还很大，中国经济在未来30年虽然不可能重现前30年的高增长，然维持一个相对高速是有可能的。

宏观调控最忌讳的就是政策的大起大落，应该牢牢把握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这条主线，坚定不移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制度建设，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能够实实在在地转到以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道路上来。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中国经济的发展难题，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政治改革

如果说，做好调结构转方式这篇文章具有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意义，那么，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充分的民主，满足和实现民众政治参与的愿望与要求，也具有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意义。从短期来说，面对社会不断高涨的权利要求和各种群体事件，避免矛盾和冲突的激化；从长期来说，为中国的民主化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路径，奠定中国民主化的制度框架和基础。

各国民主化的目标和内容没有根本的冲突，但具体道路则不一样，国情不同，路径有别。中国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历史传统和荣誉感，人口众多、且素质参差不齐的国家，民主化的道路肯定和其他国家不同。“7·23”讲话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胡锦涛在有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段表述中，强调三个“更加”，即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这三个“更加”至少给人们传达出三层含义：一是中国人民可以享有也必须享有更广泛的民主和自由，这是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利，从而回答了形形色色基于中国特殊国情人民不配享有民主、中国不应实行民主的论调；二是中共也会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而回答了形形色色中共不会、不能实行民主的猜测和判断；三是发展民主必须依法进行，与实行法治统一起来，从而回答了现阶段实行民主的重点和路径，以法治来保障民主的实现。

若讲前两点是中国发展民主的目标，第三点就是中国在现阶段推进民主的路径选择。民主、人权、自由等是当代世界的发展大势，也是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而要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则离不开法治。这在现阶段尤其如此。换言之，法治与民主必须同在同行，这既是由民主与法治的内在关系所决定，也是基于中国的具体现实而作出的选择。

民主的要义是主权在民，而宪法和法律对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民主。法治的實质意义，是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生活的最高权威，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然，这样一种法治，只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才能真正实行。因此，说有民主就无法治，要法治就不能要民主，都是危言耸听。

对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我们还可做进一步的考察。一般来说，民主具有天然性、扩张性的特点，也即人们天性中具有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大家的事情大家做主的倾向，这样就会使得民主的发展具有无限放大或无序化的趋向，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法治则具有人为性、内敛性的特点，也即法治是人为了压抑或限制人的天性当中的某些东西而发明出来的，是针对某些失范现象和无序现象所具有的一种规范性和约束性。因此，没有法治，公民的民主权利就有可能随时被剥夺，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民主进程就有可能导致秩序的失控。明白了民主与法治之间这种具有明显互补性的特点，实行民主就非得紧密结合法治不可。这也是中国在现阶段为什么会选择法治优先的民主发展之路的原因。

笔者认为，选举民主不是中国急需推进的民主。选举民主固然是民主的最好体现，但它需要一系列前置条件，如国民的文化和素质相对较高，社会贫富分化不是很严峻，不存在严重的分离主义势力，民众有一定的民主训练，建立了一定的规则意识，等等。但今天这些条件中国都还在成熟完善中。

以两极分化为例，民主诚然可以通过投票改变公共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然而，在社会分化已经非常严重、民众仇富仇官情绪非常强烈的情况下，贸然进行全民直选，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混乱甚至灾难。因为这个时候被民众选上台执掌国家权柄的，极可能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极端民粹者，他们可以借民主办到一切，可以把民主变成一切，却唯独没有真正的民主。历史有着太多民主暴政的教训。

中国目前不宜实行全民直选的选举民主，还在于，那些似乎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的问题，虽然有民主不足的因素在内，但其实，把它们归为法治缺失更恰当，也就是说，是法治的不到位导致问题产生并日积月累，它们完全可以在法治的框架内予以解决。法治不仅仅指法律体系完备就可以——这只是最基础的一步，有了法律还必须严格按法律办事，规范政府的行为，实现权力运行的法治化，同时民主权利也需要依法来主张和实现。但当前，这两方面都有欠缺，尤其是政府不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管理的问题非常突出，致使法律事实上在中国社会处于边缘地位。

当然，说选举民主不宜在现阶段贸然推行，并不表示不能在基层甚至在县级政权层次实行直选。相反，在基层，应该大力推行选举民主，以遏制日益膨胀的基层官员权力。

总之，实行民主的重要性无须多说，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一条道路，既能满足人民愿望又切合中国实情，这是中国发展民主和推行政改的难点，也是社会的分歧所在。从胡锦涛关于政改的表述来看，中国应该发展依法的民主政治，同时建设民主的法治国家，在党的领导下，使人民拥有比现在更多的民主权利。这就需要依照现代民主和法治的要求，来改造国家权力机器，建立起配置合理的权力架构和治理结构，拓展人民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的各种渠道，当务之急则是向民众开放决策过程，同时将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机制纳入政府决策，建立起民众表达—政府回应机制，做到每个环节都严格受到法律的保护。

无论是经济转型，还是政治改革，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都是中国现代化大考中两个处于关键地位的问题。这10年，对这两个问题有所探索，有所回答。而如何在阻力重重中进一步推进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对未来的继任者将是重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