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邹恒甫最近火了，这位经济学家说北大院长“吃饭时只要看到漂亮服务员就必然下手把她们奸淫”引起一片哗然。到现在为止，他的指控既没有证实，也没有证伪。

事情挺有意思。但比之于邹恒甫和北大的纠葛更有意义的，是他和“主流经济学家”的多年恩怨—尽管“主流经济学家”这个词已经不流行，也吓不了人了。从中，竟然可以看到中国那么多年来的变化轨迹，以及今天的痛苦挣扎。

论学术水平，“主流经济学家”们给邹恒甫提鞋都不配。今年6月，他在Ideas&RePEc中，全球经济学家排名第146名，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排名第一。至于国内有名的“主流經济学家”，比如张维迎、茅于轼、樊纲，用邹恒甫的话说，甚至没敢“上榜”。

纵然这样，双方的“待遇”却天差地别。邹恒甫在国内并不被权力、资本待见。但“主流经济学家”则多数游走于权贵、资本、媒体之间，三面通吃，既可以影响政策制定，又可以作为大资本的董事分钱，还可以博取一个“有良心”的名声。

个体命运的这种差异，其实是由中国的发展变化注定。

当中国笼罩上了“经济发展”的焦虑时，具有经济自由主义倾向的经济学自然成为一门显学，“主流经济学家”想不威风都难。这当然没问题，中国应该接受自由竞争的理念并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

然而，“主流经济学家”们搞得太离谱了。

一方面，其主张中经济自由主义的内容，对应的几乎就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那种版本，装着根本就不认识“公正”二字怎么写。

另一方面，他们把“经济学帝国主义”发扬光大，不顾逻辑地侵入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的边界，似乎只要会念几句经济学ABC，就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像“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火车票提价，春运问题自然解决”之类，在现在看来有如梦呓，但他们当初是认真说出的。

这种“主流经济学”虽然为一个极为粗鄙的“自由市场”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但也迎合了权力、资本攫取利益的天然渴望。并且，在逻辑上，它对公平、民主、道德都是一种解构。

于是不奇怪，在“主流经济学”的灵魂附体中，那么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权力资本的掠夺加剧、日益贫富悬殊、阶层固化、道德滑坡的过程。

至少从几年前开始，收拾这个烂摊子的焦虑就不亚于“经济发展”的焦虑了。正因为如此，在2004年的“郎旋风事件”中仍屹立不倒的“主流经济学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无法再一统江湖。而邹恒甫今年的炮轰，也不过是揭穿他们过去的神话罢了。

参照“主流经济学”的得宠，曾经有一种说法，就是当中国要“建设”哪个领域，研究相应领域的学科就会成为显学，比如，要改革法律制度，法学就会被捧上神坛。

于是，在司法腐败很惊人，而“民意”成为最后的制约力量时，都还有在这个语境中主张“司法独立”的“精英”之见，同时也是书呆子之见。而结果一定很清楚，那就是司法腐败更自由，更有保障。

今天中国面对的最大麻烦，乃是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整体性的风险，而且具有相互影响、相互固化的倾向，这哪是偏向强者一边的精英主义话语能够搞定的。“主流经济学家”神话的破灭，当是一个教训。

其实，要解决政治、经济、社会的各种问题，需要的更多只是常识：尊重政治文明的各种准则，尊重社会有机体的自我治理，尊重经济规律—只需要抑制利益冲动，承认这些东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