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11日下午6点25分和26分，绍国给我打了两个电话，我没接。3分钟后，当我看到这两个电话时，心里“咯噔”了一下，我知道出事了。一打过去，绍国就说，林爷爷在一个钟头前走了。

那天晚上我在报社值大班，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把这个消息登出去，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知道，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失职了。不登，完全出于私心，我还是希望，绍国这个消息有误，第二天，北京方面能够传来好的消息。当然，我也知道，这个希望有点渺茫。但这是我最后的一点希望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在床上，绍国又打电话来，说遗体告别仪式定在17日，我们16日去北京。接完电话我就起床了，头有点晕。我凌晨两点半才躺下，刚刚要睡过去，突然就惊醒过来。总是睡不安稳。如果没有这个电话，我会一直赖在床上。起床后，我看了看窗外，很大的一个太阳。洗刷完毕，我也没有吃早点，只喝了一小杯的水，就换上运动短裤，到斜对面工贸学院的操场去跑步了。我已经在这个操场跑了两年多的步。这个操场是个标准的操场，中央一个草坪足球场，边上有六条塑胶跑道，一圈四百米。我有时是早上去跑，有时是晚上去，一般跑十五圈，用时四十分钟。但这一天，我足足用了一个钟头。跑完后，我慢慢走到足球场的中心，跪下来，朝着东北偏北的方向拜了三拜，站起来的时候，嘴里叫了一声“林爷爷”，眼泪突然就滚出来了。操场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不希望自己的哭声让别人听见。我也不希望让林爷爷听见。他跟我说过，死亡是自然规律。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时的林爷爷已经成佛了。他和汪老不是号称文坛的“一僧一道”吗！汪老在十多年前就化羽成仙，林爷爷现在也悟道成佛。

我跟林爷爷的交往是因为绍国。绍国叫他舅舅，是有缘由的，其实是老师。在中国文坛，林爷爷内心认可的学生有两个，一个是刘庆邦，我去北京他家里，喝酒的时候，林爷爷也喜欢把刘庆邦叫过来。一叫他欢天喜地就来了。另一个是程绍国。他对绍国寄予厚望，好几次跟我说，如果绍国能够集中精力写五年，是能够写出名堂来的。但绍国的人生态度是，写出名堂又怎么样呢？写到林爷爷这个层面又怎么样呢？文学太辛苦，太寂寞，他要今朝有酒今朝醉，将进酒，杯莫停，要快意人生，要享乐人生。绍国是我的启蒙老师，按照辈分，我叫他林爷爷。

我跟林爷爷正式有交往是在1998年。在这之前，我看过他的《矮凳桥风情》，看过他的《十年十癔》。那时候，他的“门系列”还在陆陆续续地发。但是，已经够了。有人说他的小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觉得，他前面是有古人的，他的前面有《世说新语》，有“唐宋传奇”，有《聊斋志异》，有魯迅，有废名。但是，在他之后，我估计不会有人像他这样写小说了。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树立了自己的一座小说高峰，无论是在文体、语言还是思想的深度，他都是“独孤九剑”。他是在绍国编的副刊上看过我的几篇散文，问绍国，哲贵何许人也？但是，那时他在北京，我在温州，也只能是“何许”。1998年下半年，我去北京的鲁迅文学院进修，他把电话打到学校，叫我去他西直门的家。我记得那天是10月11日，星期日，我上午9点15分到他家，他说我“一表人才”。“表”过之后，就跟我谈艺术，谈我的小说，大意是艺术有两点：一是语言艺术；一是形象艺术。他说我的语言还是平平。形象好。这话让我震动。我一直以为自己语言好呢！在北京的半年里，我经常去他家里，都是上午去，他给我“上课”，中午就在他家里吃。所谓的吃，就是喝酒，他收集酒瓶，家里有各种各样的酒。我们只喝白酒，每次喝四两，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6点多。

从那之后，我每写一个小说，都寄给他看，每隔两个星期，给他打一个电话。他家早先的一个保姆是甘肃人。后来一个叫小夏，也是西北那边的人，小夏一听见我的声音就说，噢，哲贵啊……这十年来，他看我的小说，少说也有一百万字，大部分的小说都没有发表，因为小说写好后，放了两个月，再拿出来看看，自己也不满意，只能扔了。但是，只要我把小说寄给他，不管好坏，他都认真看，看后把意见跟我说。有的是在电话里头说了，有的写成文章拿出去发表。

他很少当面表扬我，但我知道，他是很爱护我的。我听别人说，他碰到《当代》的编辑，就问哲贵的小说怎么样。碰到《人民文学》的编辑也问。他希望我在文学上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他大概是对绍国的小说写作有点失望了，把希望转移到我的身上来。2005年8月，他的家已经搬到和平门了。他女儿的家就住在马路对面。我去北京出差，有一晚，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小酒馆里喝酒，他对我说，你努力写五年，把所有的精力都投进去，只有这样，整个写作的境界才会提上来，境界上来之后，就掉不下去了。但是，他话又说回来，说在温州这种社会环境，经济那么发达，让你专心坐下来写小说，有点为难了。我理解他的意思，他所说的境界，就是文学的职业精神。

我结婚前，他主动跟我说，我给你写一幅字吧！但他又说自己的字写得不怎么好。没多久，我就收到他邮寄来的一个大信封，打开一看，三个字，“和为贵”，用的是篆书。年底，我跟绍国去北京给他拜年，发现他的书桌下有厚厚的一叠报纸，上面写满了“和为贵”。每次我给他打电话时，他都会问我爱人的情况。我的小孩出生后，我给他打电话，说，林爷爷，您现在做阿太了。他在电话那头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在我跟他认识的这十年里，他来过三次温州，每次都住上一段时间，最长的一次住了四个月。他一回到温州，整个人就“灵活”起来，眼睛“炯炯”，走路都是跳跃式的。在温州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喝酒。他有活动，我跟绍国两个人就跟在左右，他指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他想吃什么，我们就去找什么吃。他每次回来，我们几乎都要吃遍市区所有的酒店，把朋友家里也扫了一遍。绍国跟我的家里更是喝了一遍又一遍。每次出动，基本是吴树乔当车夫。树乔心细，车开得稳，我们对他十分放心。最远的一次，我们计划开车去福建的永定看土楼。我有一个感觉，林爷爷回温州一次，我的小肚子就顶出来一圈。但他是我见过最有自制力的人，总是酒喝到一定的程度就刹车了，而且，算起来，我跟他喝酒几百次，从来没有见过他中途上厕所。有一次，他跟我开玩笑，说要跟我比喝啤酒，唯一的前提是不能上厕所。他说比喝酒不上厕所这一项，他的酒量天下第一。

每次跟我通电话时，他总会问温州的情况。他说自己很想温州，想再回来一趟。但是，2008年初他病了一场，这场病让他的愿望只能成为一个愿望。他的病是老毛病，一个是肺的问题，呼吸道容易受感染，痰多。天气一变就受感染。另一个问题是心脏，他三十多岁时心脏出过一次大问题，医生说他“没几年”了，但后来被一个中医看好。他多次跟我提起那个中医，说他是个奇人。其实，2002年时，他的肺就出过一次大问题，同仁医院发出病危通知。我跟绍国赶到医院，他躺在特护病房，鼻子插着皮管，人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但他好像有心灵感应，绍国和我一走进病房，他居然醒过来了。我们简单说了两句，喉咙发干，眼睛发涩，赶紧离开。那天晚上，我跟绍国两人坐在医院边上一个小酒馆喝酒，不时抬头看看医院11楼他的病房。我们像两只失去依靠的小鸟，觉得那晚的北京特别冷。那一次，他挺过来了。但是，2008年初的那场病对他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他从医院出来后，我给他打电话，声音一下子就沙哑了。不亮了。最主要的是，他对自己的身体不自信了，他以前是很自信的，走夜路时，别人要伸手去扶，他嘴里说着“不用不用”，跳跃式地朝前冲去。这一次，他说自己真的老了，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有一次，他在电话里跟我说，现在连脑子都老了，构思一个小说，头一天已经想得差不多了，第二天起来一想，又散了。他说这句话时，我听出了一些无奈。对于他这样一个职业作家来说，如果不能思考和写作了，那将意味着什么呢？

后来，他搬去跟女儿住在一起。他女儿住三楼，他住一楼，这样照顾起来方便一些。他这个新家我没有去过。我听说他在家里住几天，去医院住几天。有时电话打过去是录音，我就知道他又去医院了。就是在家里，医生也不让他出门。我几次电话里跟他说，要去看他，他却总是说，如果能回一趟温州看看多好啊！就在上个月初的一次通话中，他又跟我说，他年少的时候，每年冬至那一夜，都会坐轮船到江心寺，那里的和尚会做一夜的法事，他会跟着看一夜。他还说自己想到雁荡山和台州一带的山区走走，因为那是他刚参加革命时活动的地方。说这些话时，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无限向往。我说好的，过几天，天气暖和一些，我跟绍国去北京，把您接过来住一段时间。就在前些天的夜里，我跟绍国一起喝酒，在酒桌上给他打电话，绍国还在电话里说，等春暖花开，我和哲贵去北京接您。

我们心里都知道，这个可能性约等于无了。

但是，现在，林爷爷可以回来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做任何事了，他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且，我想林爷爷做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回到故乡来走一走，看一看。这一次，他可以带着爱人，在故乡长住下来。游子归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