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11日下午6点25分和26分，绍国给我打了两个电话，我没接。3分钟后，当我看到这两个电话时，心里“咯噔”了一下，我知道出事了。一打过去，绍国就说，林爷爷在一个钟头前走了。

那天晚上我在报社值大班，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把这个消息登出去，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知道，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失职了。不登，完全出于私心，我还是希望，绍国这个消息有误，第二天，北京方面能够传来好的消息。当然，我也知道，这个希望有点渺茫。但这是我最后的一点希望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在床上，绍国又打电话来，说遗体告别仪式定在17日，我们16日去北京。接完电话我就起床了，头有点晕。我凌晨两点半才躺下，刚刚要睡过去，突然就惊醒过来。总是睡不安稳。如果没有这个电话，我会一直赖在床上。起床后，我看了看窗外，很大的一个太阳。洗刷完毕，我也没有吃早点，只喝了一小杯的水，就换上运动短裤，到斜对面工贸学院的操场去跑步了。我已经在这个操场跑了两年多的步。这个操场是个标准的操场，中央一个草坪足球场，边上有六条塑胶跑道，一圈四百米。我有时是早上去跑，有时是晚上去，一般跑十五圈，用时四十分钟。但这一天，我足足用了一个钟头。跑完后，我慢慢走到足球场的中心，跪下来，朝着东北偏北的方向拜了三拜，站起来的时候，嘴里叫了一声“林爷爷”，眼泪突然就滚出来了。操场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不希望自己的哭声让别人听见。我也不希望让林爷爷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