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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发宗教题材小说论

2012-05-17张艳梅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2年5期
关键词:小说生命文化

当代中国宗教题材小说不多。张承志、史铁生和北村是宗教色彩比较鲜明的三位作家,他们也被认为是当代文坛最富有宗教情怀的作家。正因为宗教意识对文学创作及生命感悟的融入,使其小说创作显示出了独特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另外,西北作家雪漠以启蒙理性及宗教文化为思想基点,以广阔的现实生活和民间传统为写作背景,追踪生命的终极意义,探索民族文化与精神信仰的道路,《西夏咒》具有宗教的超越性,充分体现了雪漠的现实忧患意识和终极文化理想。

论及真正意义上的当代宗教题材小说,赵德发的《双手合十》和《乾道坤道》堪称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长期以来,赵德发关注他所熟悉的中国乡村,沉浸在对土地的深情书写之中,是当代中国大地的真诚歌者。近年来,赵德发连续创作了两部宗教题材长篇小说《双手合十》和《乾道坤道》。《双手合十》是赵德发创作的一次转型和突破。这部小说被称为中国内地第一部全面展现当代汉传佛教文化景观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佛门寺院为主要叙事空间,反映了市场经济和世俗化浪潮对僧俗两界的影响,旨在弘扬以理想对抗世俗,以精神对抗欲望,修持自身、净化心灵的人生蓝图。小说描摹了社会生活的种种怪现状,寺院的宗教活动,僧人的内心世界,以及时代变动在佛教内部引起的种种纷争。在僧俗两界面临的共同困境中,正视问题,审视生活,追问终极意义。表达了在传统伦理道德日渐衰微的今天,赵德发内心秉持的坚定信念和深刻的忧患意识。这部小说在现实批判、宗教关怀和历史反思之中,蕴含着关于生存意义与人生境界的独特思考,直指人心,明心见性。《乾道坤道》是当代第一部全面反映道教发展和道士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传统道教与当代生活的相互渗透,道教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彼此对照作为线索,追问人生的意义和存在的理想境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人类的生活目的发出质疑,对宇宙间自然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给出另外的思考路径。其中,关于社会生活进步和技术霸权主义,欲望泛滥和信仰缺失的反思非常严肃,人类究竟要向何处去?如何才能回到生命本质,让心灵获得真正的安宁?赵德发提出了很多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小说以细腻的日常生活与宏大的文化视野互为镜像,勾勒出人类在漫长的精神和生存探索中,经历的考验,付出的艰辛,以及不断的超越。这两部宗教题材长篇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意义重大,不仅体现了赵德发对宗教文化的深厚积淀,以及神学思想的深刻领悟,对生命存在的独特思考,而且显示出他对长篇小说叙事艺术执着的探索和创造能力。

一、宗教文化的深厚积淀

宗教与人类历史相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艺术共同构成人类两种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精神生活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宗教起源于人对超自然力的崇拜,属于意识形态。宗教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核心,体现了这个民族基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对宗教文化的关注,不仅来自于作家的宗教情怀,还可以看出作家的文化立场,即一种终极意义的寻找和精神领域的探索。梁漱溟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中谈到:“宗教在中国,有其同于他方这一般的情形,亦有其独具之特殊的情形。文化都是以宗教为开端,中国亦无例外。”[1]但梁漱溟认为中国并不具有普遍的宗教信仰,儒道其实都是无神论,只有墨家接近信仰。周孔之礼是传统文化之根,重在道德而非信仰。中国文化是以道德代宗教,追求的是理性的伦理体系完善。或许就是这样,我们能够看到的宗教题材小说不多,具有宗教意识自觉的当代作家更少。

1、宗教题材小说的新突破

当代中国小说中的宗教文化,或者说宗教文化对当代作家创作的影响,近年来逐渐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对张承志、史铁生、北村等人的文学世界的理解,也在不断丰富。尤其是史铁生的去世,让喧嚣的世俗生活有了短暂的宁静,很多人开始重新追问精神信仰,探寻生存意义。回首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思想文化路径,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随着社会生活形态的变迁也在不断嬗变。由对现实的批判反思,到对历史的梳理重述,再到对现实的分化表达,19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里,始终有文化的思考和信仰的追问。对于赵德发而言,他的小说创作同样看得出这样的脉络,从早期的优秀短篇《通腿儿》,到后来的“农民三部曲”,再到“宗教小说姐妹篇”,历史,现实,民族,土地,文化,信仰,是其文学世界的重要支点。两部宗教题材小说的出版,标志着赵德发从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和书写中,另辟蹊径,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依然对生活有着热切的爱和关怀,却不再局限于向后寻找问题的症结,而是给出了人类存在的未来之路。他对于人类存在的思考是超越性的,是居于宇宙和生命意义上的审视和重建,重建一种内在的生存感觉。对于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他的写作无异于一记棒喝。

宗教是人类社会最广泛最持久的信仰,宗教叙事的基本视角和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精神的终极性。宗教叙事的核心命题是人的精神和灵魂,关注人的生存现实的同时,更关注心理现实,在人道主义情怀之上,有一个永恒的终极精神救赎的叙事维度。其次是信仰的超越性。宗教伦理是从人对神的绝对信仰出发,以永恒性给短暂的生命以延续性和无限性,追求超越世俗局限的道德理想,宗教叙事就以这一绝对理念和终极理想作为人生的参照,试图在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对人类生活的表述之外,提供一种超越式的元话语和元叙事。再次是文化的稳定性。日常生活伦理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时代转型常常会带动世俗伦理的变革和动荡,而宗教伦理具有恒常的文化稳定性。宗教叙事有一个基本的价值立场,即宗教的至信、至爱和至善。这一立场不因写作的年代和表述的方式而改变,也不因塑造的人物和呈现的生活而有所改变,这是宗教叙事的核心。《双手合十》和《乾道坤道》对佛教和道教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全面的认识。这两部长篇小说是当代宗教题材小说的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这两部长篇小说既有对传统宗教文化的深刻理解,也有对佛道思想未来发展的深入思考。

两部长篇小说,一佛一道,皆蕴含着深厚的宗教文化底蕴。赵德发不是宗教信徒,不过他有宽厚的宗教情怀,尤其对传统文化和人类生存的本质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仅走访僧人道士,常住寺院道观,了解僧道的日常生活,与之一同饮食起居,亲身体验诵经打坐、修行精进的各种方式和程序,而且精心研读佛道典籍,对佛道文化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梳理。东方的儒释道文化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两大体系。其中,佛教并非中国本有,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相融合,佛教自身有所调整,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双手合十》中,通过明若、慧昱、休宁、禅社众人等不同人物的修行境界,以及对佛法的理解,不仅呈现了佛教在末法时代经受的考验,而且侧重表现了佛教自身的文化生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小说中有很多人物对话,充满禅意,秦老诌的故事同样有着历史、现实和信仰世界的三个时空建构。

道教和我们通常说的道家学说不可等同。道家所讲的道学不是宗教,也不主张立教。《老子》是道家思想的源流,道教的产生有着丰富的思想渊源,它吸收了古代巫术、神仙思想和方术、黄老思想、谶纬神学以及墨家思想,与我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都有密切的关系,对社会政治、经济、医学、天文、哲学等多方面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到了现当代虽然道教门徒依然繁盛,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则逐渐式微。《乾道坤道》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我们呈现了道教在当代的生存状态,借此探索和叩问人类的精神领域。佛教和道教之间既有冲突又有融合,在自然观、宇宙观上,二者颇多相近之处。二者皆关注生死和存在,见识本性,超越生死。赵德发的这两部宗教题材小说,把佛道历史融入人物命运和修道过程,由现实反观历史,由理想反思现实,构成了叙事和存在意义上的完整的“三界”。

《双手合十》通过慧昱的修行求道过程,平常禅的深刻领悟,以及秦老诌的历史掌故,为我们勾勒了佛教修行悟道的真谛。明若和宝莲都是得道的高僧,明若对慧昱,宝莲对水月的引领,是佛门薪火代代相传。慧昱立志做一个济世菩萨,以出世情怀做世间事业,虽然先后有孟悔纠缠,父母劫难,但始终坚守自己信念,发愿普度众生,造福人类,是一个真菩萨。慧昱有志向、有思想、有能力、有道心,修行之路阻碍和诱惑诸多,觉通的张狂,孟悔的情劫,雨灵的排挤,内心的欲求,使他的求道向佛步步惊险,不过关键时刻总能梦醒,回到正途,最终悟出平常就是禅。从这些佛门弟子身上,我们看到了赵德发对佛教的理解。佛教是以明心见性,得无上正觉,普度众生为宗皆。众生平等,人人皆可成佛。在佛经佛典中,“心,即思也。”《楞伽经》说:“佛以心为宗。”禅宗的宗旨是“即心即佛”。“以佛治心”就是用佛家思想教化世人,“修佛即佛心”。这是隐含在《双手合十》中的“以佛治心”的理想。

《乾道坤道》则通过石高静修道、求道、悟道的经历,对道家文化有了全面的展示。其中既有对道教历史的介绍,道家修炼的解密,道观的损毁与复建,道家经典的解读与开示,也有石高静个人的苦修和参悟。应高虚坐脱立亡,江道长神机妙算,石高静与老子对话,希夷台身心磨砺直面生死,露西辗转求道,燕红洗心革面,左道长呕心沥血编《中华道藏》……道,究竟是什么?道教,与现世人生究竟有什么关系?历经千年,道教思想杂糅流布,以一部小说来再现道教门中众生修炼,阐释道之宏大与精微,本身就非常之难。“道之为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石高静求道的过程中,有几处比较关键的环节,一是师兄临终传木簪以相托,二是和老子的虚拟对话,三是希夷台上的生死历险,四是与江道长的交流参悟,再有就是与托兰德对话基因。其中,有一处睡仙点化:“龙簪一根,拿得起还放得下,道关两扇,看不破便打不开!”最能见出顺乎自然的道教思想精髓。因为铅场事件被抓进看守所,不吃不喝不自由的情境中,石高静悟出人生处处是道场,从“尊道崇德,性命双修,让身体健康,让心性圆明,把有限的生命溶入无限的宇宙运化之中,去实现和体会生命的长在”;到秉持“天人合一,人天和谐,抱朴见素,自然无为,柔弱不争”的天地精神和宇宙规则,对道家思想有了更清晰而深刻的理解及参悟。

其次,对僧道生活的描摹细致生动,对宗教现状的展示发人深省。

《双手合十》《乾道坤道》为我们展示了僧人道士的日常生活,包括一些常识的介绍,以及各种宗教活动的仪式等。虽然《双手合十》中的佛门不再是净土,《乾道坤道》中的琼顶也不再是圣地,不过修道者内在的信念是中正而神圣的。两部小说为我们揭开了佛门与玄门的神秘面纱。对于大众读者来说,寺院道观之内的生活究竟如何,其实相当的陌生。虽然很多人参观过名寺古刹,但也只是看到了最表象的层面,对于僧人道士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打坐修行的细节,内心世界的幽微,是否也有爱恨悲欢恩怨情仇,都是非常陌生的。这两部长篇小说对僧人道士生活的展示,对其内心世界的观照,细致入微,又真实严谨,令人信服。

其中,既写到了得道的高僧,道长,包括《双手合十》中的明若和宝莲,赵德发对二人的描述可比武侠小说中的一代宗师,二人对慧昱和孟忏孟悔的前世今生了若指掌,洞明尘事,我心即佛,却又不落文字。《乾道坤道》中的应高虚和江道长、老睡仙,同样是修为深厚,悟性极高,甚至可以未卜先知,预测生死,关键时刻对石高静的点化堪称一语惊醒梦中人。两部小说都浓墨重彩塑造了一心向道之人,慧昱和石高静作为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均身负重大使命,光大佛门,重振道风,对二人的成长过程和求道悟道之路,一波三折描述详尽而且引人入胜。还有一类就是破坏清规戒律的佛门蛀虫和道门败类。赵德发在《双手合十》中为我们展示了他眼中的末法时代。觉通披着和尚的外衣,行的是世俗男女之道,求的是世俗名利和爱欲贪念,他背弃佛法,最终死于孟悔护法,他的死是一种警戒,也是一种拯救。明心也是一样,败坏佛门,为利来为利往,情缘未了,受尽指责,愧悔难当,终回红尘俗世,把清净留给佛门。《乾道坤道》中的祁高笃背弃师父教诲,在欲望中沉沦,卢高极同样有辱道门清净,纵容自己的名利之心,邴道长心胸狭隘,助纣为虐,聚七仙女敛财,求名求利者熙熙往往。小说中对僧人道士的行走坐卧和内心世界的呈现称得上视角独到,细腻幽微。

2、对宗教与当代生活的文化忧思

宗教之所以与文学关系密切,一是因为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积淀,是一种认识世界、理解生活的方式;再有就是作家自身的宗教倾向或者宗教信仰,会影响到他的题材选择和文化立场。“宗教——不管是基督教、还是非基督教,不管是肯定的、还是有争议的宗教——都一再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2]“五四”时期,陈独秀曾经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中说:“我们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仪,也不用藉重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一。”“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的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那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冷酷、黑污浊坑中救起。”[3]胡适认为,佛教的译经诸大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形成一种白话的文体,佛寺禅门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佛教文学最富想像力,对于最缺乏想像力的中国文学,具有很大的解放作用。中国浪漫主义的作品,像《西游记》等小说是印度文学影响下的产物。佛经的输入,对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贡献,佛经的散文与偈体夹杂并用,也对中国后来的文学体裁产生影响。从以上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宗教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以及与文学艺术之间的深刻关联。

日暮乡关何处是?人类究竟向何处去?文化的支撑到底是什么?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就力图重塑民族文化品格,以寻根的方式接续民族文化命脉。儒释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在当代作家笔下,重新呈现出精神力量和思想光彩。宗教既是一种对未来世界的想象,更是对实存世界的认知。赵德发的两部长篇力作,一方面为我们再现了末法时代僧道生活景象和宗教文化景观;另一方面,通过世俗生活与方外的相互影响,给出我们对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的双重反思。当代中国,一部分文化守成主义者经由对历史的梳理,对现实的反思,走到宗教的怀抱,这种方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以宗教的宁静致远来覆盖尘世的喧哗和生命的短暂,多少有逃避的软弱,而宗教本质上召唤的其实是来自个人内心的力量,是从宗教的最高境界里获得超越的力量。这两部小说带给我们现实生活的沉溺与疏离,宗教视野的彷徨和坚守,真实地呈现了时代的精神境况。宗教自身的普泛性,是指超越具体教义的制约,指向的是人类的存在本质,信仰的重建,生存的重新审视。赵德发的文化立场,是在对历史的清晰认识,对现实的正面把握之上,确立了对信仰的不断思索和永恒朝向,小说中对当代生活的呈现是多角度,多层面的,情场的恩怨纠葛,商场的尔虞我诈,官场的你死我活,佛门道场的名利污染,赵德发对休宁洁身自好修持自身,觉通随波逐流物欲浮沉,祁高笃无所顾忌纵欲忘形,卢美人背弃师门堕落无德,都加以否定,只有慧昱和石高静不仅修自心,而且怀抱普度众生之念,在这二人身上,体现了赵德发信仰重建的坚实基础和高远理想。

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经历了从直面现实,到重写历史,再到回归民间的过程,19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热潮,对应的是民族文化危机;19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讨论,对应的是精神信仰危机;再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的底层思潮,对应的是整体的社会生存危机。这其中,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信仰的寻找和重建没有中断过,只是知识分子群体本身在不断分化,寻找的方式也在变化。犬儒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先后放弃了启蒙的立场,惟有部分知识分子,仍在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和道德理想。赵德发的文学创作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精神标志。从历史、现实和信仰,三个层面构建自己的文化体系。对土地、农民、伦理、政治和宗教都有自己的清晰的思路。两部宗教题材小说,给出了我们认识社会、时代、人生和存在的崭新视角。其中,对存在的终极思考,严肃地追问生存方式和生命的意义,在价值混乱、信仰缺失的当下,尤其应该引起我们深思。

二、生命意识的终极探索

20世纪对于中国社会有着巨大的转折意义。从世纪初的现代性追求,到世纪末的现代性反思,我们经历的这一切,不仅仅是学理层面的探讨,还影响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意识。思想启蒙和文化启蒙对于存在的理解,对于生命的确认,不仅让我们摆脱了君权神授,三纲五常,重新找回自身,确立主体性意识,而且给了我们看待世界的完全不同的眼光。科学认知则建构起个体与世界的理性桥梁,甚至一日千里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日常习惯。其实,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现代理性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因袭的奴性、惯性和惰性,没有办法根除,然后就被世界潮流裹挟进入后现代的文化解构大潮中了。在这一现实中,我们失落的是三重的,一是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信仰,二是传统文化的类宗教信仰,三是现代启蒙的理性信仰。所以,当新世纪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不仅没有成长,在思想、文化和精神领域,甚至一直在倒退。回首百年中国文学,尽管文学样式是丰富的,乡土视野里的自然神性,都市文化中的生命幻影,现代派文学中的人性异化,对生命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分化,不断拓展,但总体上仍然缺少一种更本质的东西。宗教情怀的缺失加速了文学的急功近利,真正的悲悯,终极的探寻,很少成为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自觉,宗教,作为现实世界的对照,是一种精神的救赎,也是一种生命意识的整合,赵德发的这两部宗教题材小说,给了我们追问生命本质和终极的一种可能。

1、宗教信仰与现代科学的反思

现代自然科学一方面以科学理念对物质世界不断分裂和细化,一方面以不断追求科技创新探索和改造世界,看重的是逻辑严谨和实证,正如《乾道坤道》中应高虚初次表演闭息时,那个瘦老头的一再质疑。从科学实证的角度看,老头的要求很正常,自然科学就是对世界的客观解释和规律揭示;而作为修道之人,目标不是以炫技的方式来惑众,而应该真正以道义感化众生。这个表演本身也带有科学实验的成分,必须借助心电仪等现代科学仪器才可以完成。由此可见,我们今天的生活完全离开科技是不可能的。小说中,主线是石高静修道弘道的一路艰辛;两条副线一是求道者和世俗欲望的对抗;一是现代医学和宗教伦理的对话。石高静因为家族遗传高血脂症,祖父、父亲皆英年早逝,他一直试图避免这不幸的结局,所以立志投身基因工程研究,试图以科学的方式了解自身,战胜先天的基因序列藏在他身体里面的魔鬼。然而在石高静心里,对于人类存在来说,科学和宗教哪一个更本质,其实他并没有明确的认知。包括他突然发病住进医院,接受治疗,内心有所排斥,觉得是对自己修炼的否定,也是对自己信仰的嘲讽。但是终究还是现代医学救了他的命。这就是小说为我们呈现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生活离不开现代科技,然而过分的技术追求必将使人类走上技术专制之路,使人类成为技术的过度依赖者和控制对象。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内在生存和外在生存之间有一个动态的平衡呢?小说中写到:“石高静每次走到树立在迈阿密大学人类基因研究中心面前的DNA模型旁边时,都会想起老子的这一段话。他想,两千五百年前的老子,到底长了怎样的慧眼,竟然把宏观宇宙和微观宇宙看得这么透彻,描述得这么传神?是呵,自然大道,从初始化的本一阶段开始,而后成二,成三,产生天地万物的不同级次,形成大道包容下的千差万别,而其中的“精”,“精”中的“信”,大概就体现在这个奇妙的DNA双螺旋结构上。”在这里,赵德发借助石高静的眼睛和心灵,把对世界认知的触角伸向最微观也最宏观的存在。小说中还有一段石高静和老子的对话,同样彰显了作者的态度和立场。那么,小说中为我们追问的“生命价值何在”这一终极疑问,在现实生活中,又有着怎样的解答呢?杰米里·里夫金曾说:“生物技术革命已经点燃了一场哲学上的风暴性大火”,以信奉生命内在价值的人为一极,以信奉生命利用价值的人为另一极,双方始终争论不休。由于生命科学的进展,当代实验医学的胜利,科学在人类自我认同中越来越扮演主导角色,生命伦理学家就此指出:要切实分析现代科学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同时传统人文科学必须加入到人类的自我认同中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及研究基因伦理学和生物伦理学。2000年的“探索基因工程的人文立场”会议同样充满了质疑和反思之声,对于“WHOAREWE?”这个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认为面前的北京人遗址有着意味深长的含义,他说:“它在提醒我们,悠久的历史、漫长的时间是人类发展和人类自我认同的一个基点,人不可能将一切都放到一个共时态中去进行一次虚拟的自我设计和认定。”“‘WHOAREWE?是没有答案的,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守护这个不确定性。”[4]

小说中还有一个情节,祁高笃的妻子米珍是妇产科医生,近年来剖腹产越来越多,人为改变自然选择和自然生育过程,米珍每天都要在手术室忙忙碌碌,甚至一天从手术室抱出十个娃娃。石高静劝说米珍放下手术刀,回归自然生育过程。因为减少了收入,米珍被免去了产科主任职务。这一段也很有意思,泛滥的剖腹产是医院为了创收而推广的,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现代医学可以帮助到很多产妇,避免因为难产死亡。在这里,关于自然选择和生命权力哪个更优先考虑?道教追求的境界是通过修炼,使生命长久,是一种生命关怀,就如石高静通过个人苦修实现了基因改善。米珍接受了石高静的教诲,要求科里除非难产一律不再剖腹产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不过难产的预见仍然需要医学技术的保障,也就是说,剖腹产在某些时候同样也是一种生命的拯救。这里面就还存在对一个立场和选择问题,宗教信仰和现代科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根本的关节点还是人,无论是针对心灵的宗教,还是针对身体的医学,二者在生命尊重和生命关怀这一点上应该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的。

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即痛苦和生命的关系。在快乐和痛苦的天平上,生物技术向人们许诺了完美、健康、快乐、优化,医学的初衷是减少病人的痛苦,挽救病人的生命,然而在一些哲学家看来,痛苦对人生的意义是双重的,并不都是消极的,受难无论对人生还是人类文明都有积极的意义,医疗技术对痛苦的解除是单向的,同时也将含义丰富的痛苦简单化、平面化了。这个问题的确很难解答,或者这就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个悖论吧。毕竟哲学家对受难的理解是宗教意义上的,指向的是生命信仰层面,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人会主动申领痛苦作为生命的常态。当然,面对不可避免的痛苦,应该采取何种立场,似乎哲学家们的论断有一定的道理。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等,大体上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石高静在痛苦的磨砺中,似乎获得了基因的改变,躲过了家族基因缺陷带来的不幸,延续了生命。就如小说中石高静所言:“这正好应了中国道教的一句名言:‘我命在我不在天。只要能持之以恒地修炼,命运是可以改变的。”道家主张经由修炼获得长生,甚至得道成仙,这个在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基本已经可以确定是浪漫主义幻想,修道,就像石高静一样,一方面有益于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可以引导更多人放下贪念物欲,回归生命本然。那么,反过来看,哲学家所言的痛苦,医学家眼里的病痛,和求道者经历的苦修,终极目的是什么?哲学家的思路是痛苦历练了生命,生命得以更丰富更完整,医学家是执着于解除病痛,生命得以更自由更长久,求道者与佛家苦生乐死不同,要把现世变成以苦为乐然后超越苦难羽化登仙的阶梯。由此引申开去,如何看待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呢?我们不能就一部小说否定现代科技,但是这部小说给人类生存与发展提出的质疑和思考,值得我们严肃对待。

《双手合十》中,贯穿始终的同样是生存本质问题的思考,赵德发以世俗生活和佛门净土作对照,以坚定的佛门弟子和败坏佛法贪图名利之辈作对照,表达了自己的忧患和思考。小说中通过慧昱的修行和成长,让我们看到了佛教对世界的独特解释:“一切法空”,即宇宙一切皆为“空性”。事物的真如本性本无区别,结构本不存在,一切法因缘和合而有,随生灭相继终归性空。因为无明,人们沉迷于“无常”而又充满痛苦的表象世界。具体说来,由于缺乏透视宇宙人生真相的智慧,纯净的人性受到污染,对世界产生错误甚至是颠倒的认识,表现出世俗的无智与愚痴,这就是一切世俗世界原始的总因——无明。宗教信仰让人洞见本性,由于无明产生了各种迷惑和歧途,对于慧昱而言,他的修行就是不断祛除无明,洞见生命与世界本相。而觉通等人则是因为深陷无明,在俗世和佛门之间徘徊,内心贪欲导致自己离本真越来越远。

经历了现代理性的绝对权威时代,人类进入了解构和颠覆的后现代,对生命直觉的强调超越了严密的逻辑世界,现代技术的应用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那些看上去具有美好前景的技术应用,是否意味着人类道德世界的黑夜降临?科学技术能够完成是否就意味着人类有权力不断突破各种伦理道德底线,在技术至上的道路上固执前行?在现实世界,我们看到了细菌战和奥斯维辛的灭绝人性,在文学艺术世界,我们看到了科幻作品为我们呈现的科技能够抵达的未来世界,在那个依据科学想象的世界里,绝对意义上的科技伦理取代了人性伦理,人类成为机器世界的一部分。至于为人类在疾病治疗、身体强化和生殖选择等方面带来福音的基因干预技术,在伦理关系、道德生活方面,同样给人类提出了很多难题,甚至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认知的困难和道德灾难。这种伦理上的绝望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心灵和未来。伦理的本质应当是敬畏生命,在生物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赵德发这两部宗教题材小说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作者对生命意志的敬畏,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一切未知世界、未知领域的敬畏,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道也好,释也好,对生命的理解都是本源的,珍惜生命、完善生命,使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不仅是此岸世界的修炼,还指向彼岸世界,道家的长生,佛家的极乐,都是生命的终极理想。当然,释道的在世观和来世观不同,修炼的途径和自我完成的方式也不同,不过克制物欲、求得生命本真的追求是一致的。在基因工程技术领域,人类同样应该遵守必要的伦理底线,那就是克制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欲望,尊重生命本身的善,以道德的力量约束人类的私欲和潜在的暴力倾向。以善良之心,审慎面对基因工程技术的研究和利用,使人类能够避免自我毁灭的结局。

2、宗教伦理与生命的终极意义

宗教对世界的认知与现代科学相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同,结论也不同,宗教是整合和模糊,是先验和领悟,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本质;科学是分解和确定,是假设和验证,追问的是物质世界的本质。道教及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儒家强调修身德行,佛家戒律严明相似,无不渗透着伦理精神。道教修道中的养身、修性融合了道德修养过程,其中“欲修仙道,先修人道”的理念蕴含着伦理思想,道家思想的伦理精神本质上是生命伦理。“伦理学主要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首先它应确立人生的目的和价值,其次要指出实现这一目的和价值的方式和手段。一般认为,人生的目的和价值在于追求幸福……道教认为,如何保全、完善我们的身心,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完美实现,这就是幸福。因为大道赋予我们每个人以生命,生命的存在和完美实现是道的反映和体现。所以,道教认为人生可贵,生命神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体道、悟道,就在于使大道赋予我们的生命得到完满的实现,于其中便有最大的快乐和幸福。”[5]

《乾道坤道》以现代基因工程和传统宗教信仰两个视角来思考人类的存在和未来。在石高静身上,我们看到了求道者的虔诚,自我牺牲,对众生的宽容和引领。虽然,他赴任琼顶是被迫接受师兄所托,他刻苦修炼是想战胜家族遗传,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求道者悟道的决心和尊道的情怀,反而因此令其更加坚定和觉悟。道教本来就认为生命是最宝贵的,因为生命是道的体现。道与生相守。《三天内解经》所说:“真道好生而恶杀。……故圣人教化,使民慈心于众生,生可贵也。”“重人贵生”是道教伦理思想的核心宗旨,也就是说,维护整个自然界的和谐与安宁,是人类本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键是要以“慈”为念。若能做到“慈心于物,仁逮昆虫”,则天人一体,其乐融融。[6]《乾道坤道》则通过基因科学和个人修炼相对照,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对世界和生活发出追问。面对生存状态的混乱和人生意义的缺失,赵德发以对时代、对历史、对宗教文化、对科学技术,对生活和存在的全面观照和冷峻思索为基础,努力展现变动年代尘世男女及修道之人的性情世界和精神历程。

《双手合十》在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提出质疑。时代的毁坏趋势,伦理道德体系的崩溃,现代人在外在大千世界的诱惑下,执迷于欲望,为物所役。佛教讲求内在宁静与戒定慧修持自身,“佛不自外,悟之于心”、“诸佛世尊,皆出人间”,这无疑成为人们急切需要的内心自由与心灵净土。现代社会,物质主义甚嚣尘上,各种利益冲突在所难免,且愈演愈烈。佛教的道德观是内在德行及普遍意义上的,其“自觉觉他,自利利人”,佛教伦理的因果轮回是一种必然的伦理律令和基本的伦理规则,在佛教经典中反复申述。赵德发在小说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罪与罚的结局。孟悔出家,郗化章信佛,方建勋建庵。宗教给这些滚滚红尘之中的迷途羔羊一条悔过之路,在踏进佛门的那一刻,这些人斩断了贪欲的过往,接受了内心的惩戒,从此开始新的生命之旅。伦理学的鲜明特征在于其实践性,人类本质上是实践的存在物。在现实生活中,道教伦理所要达致的理想境界是要“德臻人间仙境”,得道而成仙;佛家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平等观念、克己观念和慈悲利他的观念,佛教伦理的理想境界是达于至善。佛教提倡克制,祛除物欲的负累,清心寡欲,众生平等的思想,体现了对人本身的尊重。《双手合十》跨越僧俗两界,追问意义和价值,而这意义和价值最终还是指向人间。从某种意义上看,每个生存个体都兼有“佛性”和“魔性”。批判魔性,守护人性,弘扬神性,是赵德发立足理想人性的终极关怀。作家对社会生活的直观立场,决定了其直面问题的勇气和执着。小说中充分展示了文化退位,信仰沦落,欲望泛滥,终至“众神隐退”、“群魔乱舞”的现实。“双手合十”,是对现实的冷峻审视和犀利批判,批判的目的是寻找灵魂依托和追问终极价值。正如作家自己所言:“佛教进入中国两千年来,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之一,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角之一。进入当代,汉传佛教在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中嬗变,其形态与内涵更加丰富多彩。因此,我试图通过这部小说将寺院的宗教生活和僧人的内心世界加以展示,将当今社会变革在佛教内部引起的种种律动予以传达,将人生的终极意义放在僧俗两界共同面临的处境中做出追问。”[7]显然,我们都知道,遁入空门并不是人生意义的最高形式,作家并非借小说弘法,慧昱的得道,孟悔的觉悟,觉通的惨死,秦老诌的化身天地,郗化章等人各得归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以大爱投身尘世,以自律获得人性提升,这是小说中给出的人生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推进,消费主义成为社会生活主流,西方文化影响日益广泛,最终形成深刻的生存焦虑和影响的焦虑。价值观念的混乱与退守,精神信仰的沦陷与坚持,生命体验的个人化与虚无感,成为世纪末和世纪初最重要的精神景观。经由五四启蒙走出蒙昧的人们,重新被关进了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黑屋子,遭受欲望的奴役和鞭打。有清醒者试图突围,却屡屡碰壁。传统伦理道德的魔咒早以破除,现代伦理观念尚未真正确立,解除戒律的生活一再失控,毫无顾忌的追求情欲、贪恋利益和权力,成为生存常态。《双手合十》和《乾道坤道》通过民、商、官、僧、道等各色人物描写,充分展示了世俗主义时代中国社会各阶层错综复杂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对欲望疯长的生存困境做出了真实全面的书写。

三、现实批判的犀利笔墨

经典现实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其批判性,批判的力度源于小说对社会问题暴露的深度,而社会批判无疑是当代作家应该坚守的重要价值立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俗化加深,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视野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生存形态逐渐多元,而价值追求日渐贫弱,精神信仰彻底衰落,二者形成了鲜明对照。《双手合十》和《乾道坤道》这两部小说对社会现实及时代特征有深刻的体认,从宗教这个独特的视角切入,呈现出万花筒一样的生存实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去承担批判的责任,与作为一个小说家去追寻文化的背影,是赵德发小说创作的两种精神原动力。因而,深厚沉郁的文化忧思与敏锐深刻的现实批判高度契合,构成了赵德发小说的主要美学特征。《双手合十》和《乾道坤道》是具有人类自省意识和现实批判意义的重要作品。小说不仅讲述了僧人、道士的成长故事,它所承载的具有象征、预言和寓言意味的思考和探求,隐含在舒缓有致的故事脉络里,隐含在世俗生活自身的阴影里,以及超越世俗生活的执着追求之中。作家选取的独特视角使其批判和思考具有了更为深广的时空跨度。

1、社会生活的全景观照与深刻反思

这两部宗教题材小说,体现了宗教文化方面深厚的修养和积淀,不过,作家的立足点还是现实人生,是为社会,为人生的;是希望借助宗教这样一个题材,一方面展示末法时代释道的状态,另一方面,是借此反思人类生活和未来命运。21世纪的中国,面对的是一个被迫转型的新时代。外在生存空间日益拓展,心理上的故土家园却在不断失落。与无限延展的表象世界相对的是逐渐萎缩的精神视野,大地会呼吸而我们越来越迟钝,万物有爱而我们越来越冷漠,如何克服这种精神与信仰的漂泊与流离,作家们开始自觉地走上了文化旅行和心灵救赎之路。对社会生活的认知不再局限于外部考察,赵德发的精神探索和灵魂救赎直指人心,如果说经济发展许给人类一个美好的社会图景,那么,赵德发以自己的敏锐和冷峻揭穿了经济发展的谎言,看到了物质化生存背后的精神危机和心灵困境。所以,虽然《双手合十》和《乾道坤道》有终极彼岸的描绘,但本质上不是真正的乌托邦写作。小说的底蕴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比照底层写作对当代中国的叙述,这两部宗教题材小说算得上另辟蹊径,为转型时代画像,为当下中国存照。

《双手合十》立足人间罪与罚,思与在,揭穿虚假的繁荣与伪善的时代,给喧嚣嘈杂的世俗生活一记棒喝。作家关切的目光和思想的触角探入到寺院生活深处,幽静的参禅与热闹的欲望相互对视,僧俗两界的精神困境和心理挣扎,大多来自于外在世界给定的价值尺度。作家的批判立场透过森严的清规戒律和密不透风的日常生活,抵达了高远的思想胜境。小说的时代感很强,非典、911、因特网、旅游开发、矿难事故……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物欲情欲的放纵挣扎,尔虞我诈的人生真相,利欲熏心的发展困境,惠昱出家、修行、成长的人生经历,更像一个寓言,以隐喻的方式打通此岸与彼岸世界,以精神性的光亮烛照现世的黯淡和混乱。作家选取情场、商场、官场和佛门四大场景呈现当下人欲横流、伦理失范的道德乱象。无论是对“佛教本来就处末法时代,再赶上当今的经济大潮,什么样的怪事儿都出来”的批判,还是对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警示,或是对商人牟利不择手段的痛陈,以及物质主义侵扰佛门的忧虑,都鲜明地体现了作家的价值立场,深刻地揭示出时代的真实面貌和本质特征。小说充分展示了商场竞争的混乱无序。商人无德,行贿受贿,视法律如无物,视人命如草芥。方建勋和郗化章斥巨资行贿官员,官商勾结,惟利是图。云舒曼开发芙蓉山,重建飞云寺,遵循的也是商业运作的规则。慕天利为经济利益,采煤挖空小村,制造人间地狱,最终是多人惨死的悲剧。赵德发的批判是理性的,建立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深刻反思之上。小说还对官场腐败官员堕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管车皮的政府官员贪得无厌,有恃无恐。乔市长为政治前途费尽心机。申式朋为虚假政绩,不顾劝阻,对西山自然景观肆意破坏。以上种种,虽然只不过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冰山一角,但已经足够触目惊心。余虹在《一个人的百年》中说,“人的庇护从何而来呢?唯有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给人以生之依靠,后者给人以死之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是史无前例的物质主义,权力寻租,权钱交易,金钱至上,对精神信仰的冲击是巨大的。面对有病的时代,赵德发选择的疗救方式,是站在现实批判的立场上,努力返回精神层面,在宗教与类宗教的信仰体系中寻找心灵的支撑。

《乾道坤道》对现实的思考,较之《双手合十》没有减弱,这个时代的所有乱象,在小说中都有所呈现,郇民的始乱终弃,祁高笃的纵欲忘形,卢美人的贪念,铅场的环境污染,石高静化缘经历的人情冷暖,官场的政治斗争,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等等。如王德威所言,所谓乌托邦:是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所创作的一个政论式的叙事,是指在现实世界里所不能实践的憧憬或是梦想,在乌托邦里有了实践的可能。在现实世界里面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到了乌托邦里,成为一片和谐的和谐社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莫尔通常被我们认为是西方为定位的乌托邦叙事的最重要的启蒙者。恶托邦的出现,其实是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在资本主义的文明兴起,以及相对的各种对抗资本主义论述的不同的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等等的相互激荡之下所产生的一种叙事的方法。这种方法投射了一种世界,这个世界其实是与我们现实世界生存情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情境似乎都更等而下之。[8]所以,如果我们说宗教世界带给我们的是众生平等,没有恶只有善,的确接近乌托邦的原意,只不过祛除了其中的政治色彩;而世俗生活本身则更接近资本专制、技术专制和政治专制的恶托邦。赵德发总是抓住生活中的问题,尤其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如果说《双手合十》的佛门清净遭到破坏,社会生活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那么这种破坏的趋向到了《乾道坤道》更加突出了,而质疑也更加深刻了。小说中呈现的现实生活世界实际上就是恶托邦,卢美人,祁高笃等人确立了这个世界的某种秩序,卢美人的简寥观是个独立王国,邴道长是恶势力的帮凶,七仙女是他的道具,卢高极与官场的密切关系,直接影响到道教内部的权力争夺;祁高笃的逸仙宫也是个独立王国,在那里,他与达官显贵觥筹交错,多少美女莺歌燕舞,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祁高笃面对这个时代游刃有余。这一道一俗,与应高虚,石高静,原本都是一师之徒,此时,已成为道门和尘世欲望泛滥的象征。作者的这一构思也很有意思,无论身在山林,还是红尘,人的本性都是欲壑难填。最终祁高笃在寻求刺激的飞翔中死于非命,卢高极则卖女求荣,继续霸占琼顶。祁高笃不是完全的迷失,只是在世俗的浪潮里欲罢不能,最后的飞翔似乎在寻求一种生命的超越,而卢高极则在堕落的路上丧失了全部的底线。希夷台上的石高静则与大自然为伴,餐风饮露,琼花飞舞,以超越之心面对尘世,最终众人重上希夷台,希夷台不仅成为虔诚信仰的象征,而且作为信仰的乌托邦,因为道路坎坷,理想遥遥,乌托邦和恶托邦的对照呈现出更清晰的图景。

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把握,说到底,还是文化立场决定的。石高静从看守所出来后,与沈嗣洁有一段对话:“人生处处皆是道场。我在看守所里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咱们全真弟子出家修行,多是希望自己长生久视。现在看来,仅仅追求这一点远远不够,还必须大力传播道教文化,传播祖师们的理念,譬如‘天人合一,‘人天和谐,‘抱朴见素,‘自然无为,‘柔弱不争,等等,改变当今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敌对关系,让地球能够长生久视。”沈嗣洁点头道:“师叔说得太好了。如果世上的人继续这么疯狂,把地球糟蹋毁了,即使人人都能长生不老,那也没有多大意义呵!”这一段话或许可以看成是赵德发写小说的初衷,个人的长生没有意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只有人类共同维护生命的尊严和道义,才有可能让人类文化不断超越局限。

2、人性的深度透视与救赎追问

这两部小说的核心都是人,是对人的生存现实和终极信仰的表达和追问。既为我们展示了商人的贪欲,官员的虚伪,情爱的沉溺,也为我们展示了求道者的执着和宽厚,还有心怀善念的普通人面对生活的态度。人性从来不是单一的,大多数人是从世俗生活出发,从自我认知出发,认识世界,然后被世界包围,或者选择一个出口从城堡中突围,或者一路沉溺下去。宗教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可以提供超越式的眼光看取日常生活,就如这两部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一样。赵德发选择了以超越对抗异化,不是在现世的思路中,单纯依靠启蒙理性完成认知,和对存在的理解,而是从终极出发,向此岸寻找,或者回溯的姿态,看待世俗生活。这个世界有很多变形,赵德发试图为我们把这个异化了的世界完整再现出来,世俗人生对物质世界的贪恋,对人性情欲的耽溺,还有一种穿透历史的清醒和理性,其实也是一种执着,对信仰的追问,对物欲的警醒,对人欲的告诫,内在的是一种巨大的悲悯,看红尘中芸芸众生颠倒,他要重新寻回或者重建那个清净明澈的世界,以不变,以静,来对抗外面这个喧嚣杂乱瞬息万变的世界。这种努力,通过对人性的挖掘,在精神的荒野上,在信仰的漫漫长夜,点亮了一盏永恒的灯火。

《双手合十》的主线是消费文化与佛家文化的冲突,最终的落脚点是以超越僧俗纷争的生命理念重建生存信仰。这种生命文化既富有传统东方文化的性灵和厚重,又不乏现代性启蒙理想的个性觉悟与更新。作家自己说:“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创作资源,用小说予以表现,是我给自己制定的一个写作方向。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脐带,当今一个最普通的中国人,哪怕他根本不知道儒释道为何物,但他的思维方式、处世态度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文化因子的影响。”[9]赵德发并非佛教徒,机缘使然走近佛学,于佛学中思考人生,参悟生命。《双手合十》在真实反映当代汉传佛教内部文化景观的同时,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思考时代发展、人类进步和生命存在的重要文化视阈。社会批判和人性反思,构成了作家思想的两条主线。小说中的爱情和婚姻,就像张爱玲所说,无一不是千疮百孔。成功商人方建勋和妻子孟忏表面上感情很好,背后与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合谋,借腹生子,无情地粉碎了孟忏的人生梦想。旅游局长云舒曼爱上风流才俊乔市长,饱受欲望煎熬和感情折磨。孟悔更是深陷情网,先是一厢情愿纠缠慧昱,后因经受不住诱惑与觉通走到一起,直至觉通坠崖身死。小说还写到佛学院教师郭正慎,因与妻子闹离婚,惨死在妻子刀下。慧昱的师父休宁曾经还俗结婚生下二女,尽管他修行意志坚韧,割不断的血缘终究还是一生情劫。《双手合十》描绘的是世俗之人,深陷红尘欲海,远离生命本真;红尘之外,欲望化生活余波依旧,佛门难得清静;理性与放纵、清净与物欲、苦修与挣扎彼此纠缠的生活画卷。“那些心怀梦想、看破红尘跳出三界外清修的僧男尼女们内心的浮躁、混沌、静谧、求索、最后达到至善境界同登觉岸的艰难的心路历程,在无奈和封闭的世界里,青灯黄卷,晨钟暮鼓陪伴下的清修生活,在物欲横流,信息冲击下的迷茫失措的心态,最终修成正果释怀开悟的辛酸经历,让我们品读之余,更为执着于信念苦苦清修的佛门信徒的伟大而击节称奇。”[10]世俗之爱和佛家普度众生的大爱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俗世的男欢女爱本是常情常态,赵德发以不完美的世俗之爱,强化了慧昱超越世俗之爱的神圣,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孟悔的挥剑斩情丝,多半是无奈之下的选择,死亡和遁入空门,都只是解决人生难题的便捷途径,但不是最好的,毕竟大众的生活是日常化的,信仰应该是内化为自我救赎的力量,赵德发让众多的普通人在自我救赎和自甘沉沦之间徘徊挣扎,两难之中,更能见出人性的复杂性。

《乾道坤道》中石高静代表的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在利益、权力、爱情、欲望等等考验面前,不断坚定、不断提升的过程,人性经历了一次次的磨砺和涤荡,最终接近澄明静澈的境界。而应高虚和江道长,尤其是老睡仙,在小说里已基本去除了人性的维度,而以神性的超脱笑对尘世生死爱恨,应高虚在叙事上是个过渡性人物,江道长是石高静的引领者,也是小说情节的内在推动力之一。整部小说以石高静的成长为主线,以宗教信仰与世俗欲求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以修心炼道和基因研究对人的身体的影响,作为叙事动力,而江道长的文化超越性是给定的,所以在叙事上,这个人物也不存在变化和再塑造的过程。小说中有两个主要的女性形象,燕红和露西都曾经在情海中沉浮,即使身在空门,也还有不能自持的沉迷,最终能够在希夷台上找回自我本性,对照《双手合十》中的孟忏孟悔姐妹,虽然都是在世俗生活中满身伤痕的女子,但是在人性最本真的角度看,这些女子或多或少都带有内在的纯粹,由此看出作者的女性观有理想主义的那一面。另外还有阿暖和沈嗣洁。这两个人物也有双面性,阿暖对父母亲情的渴望超过了对信仰的坚定,虽然她从小在应高虚身边长大,但是感情在她生命中是最重要的,应高虚与其说是引领她修道的师傅,不如说更像养育她长大的母亲;沈嗣洁要来得理性,盗书出走是因为弘法护法,当然也有个人私心杂念在里面,都是些不纯粹不完满的人物,在经历了众多的考验之后,每个人都在成长和领悟,每个人都带着自身的缺憾朝向神圣的彼岸。这是作者的初衷吧,宗教给定了一个精神高度,然后众生向着那个高度不断修炼自心,不是一定要成为教徒,而是要成为最好的自己。小说中还写到了利迪因对露西的迷恋而绝食,荣安凤因为苦等石高静而未嫁,景秀芝对阿暖愧悔交加,卢美人的女儿紧步其父后尘为利益出卖自我,也写到了石高静母亲和阚敢父子这样的普通人对道家理念的认同。这些人物和情节,让我们看到了世俗生活的多面,世道人性的复杂,小说因此具备了表现生活和人性的深广度。

僧俗两界欲壑难填,人性复杂善恶纠结。觉通是佛门叛徒,卢美人是道观败类,乔市长和电厂老板、铅场老板,还有祁高笃等人利欲熏心,这些人有惨死有入狱,是作家给出的最严苛的结局。这里面当然饱含警醒之意,其实还有关于人性恶的思索,在更深层面契合作家的创作本意。禅宗认为人皆有佛性,弃恶从善,即可成佛。郗化章和孟悔就是典型。那么,死亡和入狱,这两种生命的终结和绝对不自由状态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显然作家是相当理性的,很多人因为对生命的理解只局限于最低层面的满足,而无法完成人性的自我拯救,罪与罚在此岸必然各处其位,是在自我规范之外的强制调整。小说中写到了罪,对权力、财富和性的贪婪占有是人类原罪,问题在于这些人内心没有罪感,所以不会主动赎罪,只有借助外力出现,终结人性恶的蔓延。由此与佛家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主体觉悟形成呼应。在道教看来,人的本性是淳善、纯朴的,由于欲望泛滥,朴真愈来愈散,惟有去欲澄心,方能日臻于善,所以道教倡导人的本性,修养人的德行。慧昱和石高静即是人性善的典范,这两个人物有相似之处,均以出世情怀做世间事业,立志普度众生,面对凡尘俗世的诸多困扰和阻碍,虽然也有痛苦和徘徊,不过最终在种种考验中成长为真正有为有德的智者。赵德发在这部小说中试图塑造一种接近完美的人格,以此对抗金钱价值观的横行,最终还是指向世俗人生理想的落实。

四、叙事艺术的潜心探索

在长篇小说叙事艺术上,《双手合十》《乾道坤道》也颇多独到之处。时代的不义,历史的尘烟,乌托邦的救赎,交错缠绕在一起,赵德发的思维是现代理性的,叙事主体是现实主义的,但是还有一点奇异之处,就是小说中的传奇色彩。这两部小说都带有传奇意味,《双手合十》中有关佛门的典故,秦老诌的讲述,遥远的舍利子传说,并不遥远的山洞闭关,都为小说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乾道坤道》尤其掺杂了武侠小说的侠义叙事,与严肃的生命追问,宏阔的现实生活,深厚的宗教文化,共同构成独特的审美,打开人间的死角,编织理想的心灵乐园,重新建构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一种自我塑造和自我成长的途径,一种超越传统和现实的新的世界维度和世界秩序。是的,在这两部小说中,赵德发有一种重构世界的内在冲动,这种秩序是生命本身的需要,也是经由极端现代理性之后的回溯,就如同在渐渐倾斜的人类发展的天平上往回移动了一下砝码,而获得了新的平衡。赵德发有一种证道原道精神,今日之社会病态,源自信仰缺乏,“伦理学和道德形式已包含在故事的想象形式中了……文学故事中出现的关于美好的生活的想象变样,构成了伦理道德大厦的基石。”[11]或如黄锦树所言,“小说并没有独立在哲学问题之外,还是必须包含在人的基本认识论问题之下。”是因为有问题需要面对,有疑问需要解答,才会去不断地思与写。这个求证的过程历经万水千山,最终还是要回到人间。就像沈从文当年花样的水乡,多么遥远的桃花源,最终也还是要落实在人生和世界上。那就是他的理想人性和理想国。从这一角度看,赵德发小说有文化伦理叙事的自觉。

《乾道坤道》中多线交织,草蛇灰线,以俗世和道门中的纠葛和各自景观为视界,既有恢弘的全景俯瞰,也有分镜头的细节雕刻。结构紧密,收放自如,人物立体,饱满细致,当真是笔尖生死,腕底春秋。六界色相的无穷变数,宗教文化的一脉相传,可以超越红尘,也可以看淡死亡,灵魂深处静默的喧哗,尘世之中喧嚣的凋零,也不是没有世俗的爱,只是对那个不断毁坏的世界不认同罢了,而且还怀抱着改造社会人生的启蒙立场,知识分子的眼光和情怀来得理性而又感人至深。《双手合十》在叙事上具有复调特征。不同的叙述者之间的叙事形成互相补充的格局,在看似无序的时代内部,共同完成了一个清晰的历史构图,游走于僧俗两界的人物群像,把单向度的现实生活带入了二元视野,叙事视角在世俗和宗教间不断转换,时间与空间相互渗透,“现在”和“过去”交融。多重话语构成了历史与现实、神话与传说、幻想与写实的交叉叙事。虽然话语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叙事的缝隙,却因思想的链条紧扣而完好地成为整体,呈现出历史的丰富性和话语自由,其中的文化反思指向是双面的,既有对历史陈迹的凭吊和怀想,也有对美好生活的无边想往和真诚期待。

综观《双手合十》和《乾道坤道》,我们不难发现这两部宗教题材长篇小说的主旨所在,“赵德发自然并不是要以佛教或宗教为唯一的途径来解决人的精神问题,他所要启示我们的,是人应该有一颗出离之心,超拔之心,以便使我们在庸庸碌碌的生活中抽出身来,追问一下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并进而对大于我们自身的存在产生一种敬畏感,追求一种更应该和更值得的生活。”[12]佛门也好,道门也罢,终究不是大众的生存方式,和西方的基督教信仰不同,基督信仰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严格的修行戒律。所以,赵德发的写作初衷肯定不是让大众成为佛家或者道家哪一宗教的虔诚信徒,而是走出迷失,淡化物欲,超越生死,重建心灵生活和精神信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精神寻找和信仰重建的坚定和执着。[13]

注释:

[1]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9页。

[2]汉斯·昆、伯尔等.《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潮》,徐菲、刁承俊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5页。

[3]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第7卷,第3号。

[4]周毅.人文学者关注生命伦理新课题,来自东方网。

[5]张继禹.道教伦理的基本精神,来自道文化网。

[6]相关论述参见张继禹.道教伦理的基本精神,来自道文化网。

[7]赵德发.《念佛是谁》,《长篇小说选刊》,2007年,第1期。

[8]王德威.《乌托邦,异托邦,恶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文艺报,2011年6月3日。

[9]赵德发、雨兰.《书成呼友吃茶去——关于《双手合十》的对话》,《当代小说》,2008年,第8期。

[10]黄煜.《淡然时佛心无限觉悟处大道万千

——赵德发长篇宗教小说《双手合十》赏析》,新浪博客。

[11]李幼蒸.伦理学危机,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12]王士强:《追问与敬畏——评赵德发的

〈双手合十〉》,《文学报》,2007-3-15。

[13]本文部分内容参照了张艳梅《赵德发长篇小说〈双手合十〉中的生存关怀》一文,此文刊于《当代文坛》2010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张艳梅(1971—),女,吉林长春人。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

本栏责编 郭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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