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文学与文学的生命

2012-05-17李衍柱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2年5期

我第一次看到《蛙》这部小说，是在《中华文学选刊》2010年第4期上。书的名字就吸引了我，不忍放下，用了三天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了。2010年8月27日的日记中记下了我当时的感受：

阅完《蛙》。这部小说可谓是莫言的代表作，有时代性、民族性、审美性。作者吸收国内外成功的艺术经验达到了娴熟的程度，形象地展示了中国计划生育的真实历史，突出了作者负罪与赎罪的人道主义精神。

《蛙》使我感到震撼。我为作者的艺术勇气和创新精神叫好。《蛙》的问世，标志着莫言在向世界文学巅峰攀登上又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今年《蛙》获得中国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是理所应当，也是众望所归。

为了参加莫言家乡高密市举行的《蛙》的研讨会，我又重读了《蛙》。在重读过程中，在我脑中形成了一个题目：《生命的文学与文学的生命》。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发现。《蛙》一开头，在蝌蚪给杉谷义人先生的信中作者就亮出了《文学与生命》的题目。小说中作家则艺术地诠释了文学与生命这一极富哲学意味的美学课题。

一、书名《蛙》：人类学、美学的隐喻与象征

《蛙》这部小说的名字，寓意深远，别开生面，既给人以陌生感，又使人产生新奇感。小说明明写的是一个乡村女医生从事计划生育的故事，为什么又要以“蛙”来命名？作者说，“这部小说酝酿了很长时间，夸张一点说从来到人间的时候就开始孕育了。” [1]2002年春节莫言在家乡高密与来访的诺贝尔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谈话，触动了作家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小说的灵感。对小说为什么叫《蛙》，莫言是经过反复的思考、选择，最后才定下的。作者在做客正义网时，说：“我这个小说，第一稿叫《蝌蚪丸》，1958年《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一条新闻，这个新闻就叫蝌蚪避孕法，50年代的时候已经在倡导人口要有节制生育，当时乡村医生发明蝌蚪丸，在夫妻房事之前，吞吃十只活蝌蚪可以起到避孕的效果。但事实证明这很荒诞，所以一开始叫蝌蚪丸，后来觉得不太好，换成了《蛙》。”[2]中间编辑们曾希望作者用《姑姑与蛙》为书名，莫言思考再三，最后还是决定用《蛙》为小说的名字。[3]

《蛙》，小说书名起得好。大爱无言，画龙点睛。整部小说的意蕴和美学价值，尽在“蛙”字中。作者在小说中，多处对书名作出解说：当姑姑（万心）问蝌蚪（万小跑、作家）写的作品的题目是什么时，二人的对话：

姑姑……（指着蝌蚪手中那摞稿纸）这就是你写的剧本？

蝌蚪（谦恭地）是。

姑姑叫什么题目来着？

蝌蚪《蛙》。

姑姑是娃娃的“娃”，还是青蛙的“蛙”？

蝌蚪暂名青蛙的“蛙”，当然也可以改成娃娃的“娃”。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图腾，我们的泥塑、年画里，都有蛙崇拜的实例。[4]

在小说第四部，小狮子也明确向蝌蚪说：“人跟蛙是同一祖先。她说：蝌蚪和人的精子形状相当，人的卵子与蛙的卵子也没有什么区别。还有，你看没看过三个月内的婴儿标本？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与变态期的蛙类几乎是一模一样啊。”“蛙”与“娃”同音，“蛙”与“娲”也同音。“这说明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这说明人类就是由蛙进化而来。”[5]作品中写了娃、蛙、泥娃，故事的中心是写娃的生与死，而书名却不用娃、也不用泥娃，而是蛙。这里体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和艺术匠心，体现了作者对人的生命和价值的尊重与关爱，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艺术与艺术的生命高度统一的执着追求。

蛙在作品中是自由的、是多子的象征、生命的象征。它对人娃的生命、对死去的人娃，同情、怜悯，要为他们讨还血债。而这也恰恰是小说主人公万心（姑姑）听到蛙声便产生恐惧感、负罪感的根源。作者最终不是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而是在艺术美、文学美的创造中找到了作品中所写的你、我、他的赎罪方式。“蛙”，在整部作品中是一个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符号。它既来自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它以隐喻和象征的形式，蕴含了作家莫言对生命美、社会美、艺术美的执着追求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二、万心（姑姑）：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个新人典型

“天地之大德曰生。”[6]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7]

有生命的人在地球上出现，这是宇宙演化而出现的奇迹。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就赞颂人是“宇宙的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人赤条条地来到世界上，如何生存下去，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能不能使自己的生命不断地繁衍生息、自由幸福地生存在大地母亲的怀抱。

阅读《蛙》，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作品尖锐地提出了人类自己能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它既是人类创造世界文明的历史，也是人类自己毁灭自己的历史。生态的破坏、气候的变暖、原子弹的爆炸、人口的重压……难道不是人类自己在毁灭自己吗！看看中国这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人的生产问题，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命价值和未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根据中国国情，制订出“计划生育”的国策，就是希冀在中国解决世界上普遍存在的这个“人的生产”问题，让中国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使自己的生命成为更有价值的存在。作家莫言敏锐地抓住这个关系中国、影响世界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生命的个人的关键性问题，生动地在艺术上展现出中国人在“人的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和走过的艰难曲折、惊心动魄的历程。作品最大的艺术成就，是生动地塑造出了一个肩负着“人的生产”重任的万心（姑姑）“这一个”妇婴医生的典型形象。莫言在答记者问时说：“我觉得《蛙》塑造了在我过去的小说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物，就是‘姑姑这样一个女性形象，不仅在我过去的小说里没有出现这样的女性形象，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中也没有看到出现象‘姑姑这样一个立体的、正面的女性人物形象，如果能够树立起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我想小说就基本及格了。”[8]

莫言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创作初衷。他以自己的生命体验，经过长期的孕育和创造出的万心（姑姑）“这一个”女性形象，不仅在自己的创作历程中竖起了一块新的路标，而且为中外文学史的艺术画廊，增添了一个熠熠生辉、性格鲜明的新人的肖像。

万心（姑姑）是《娃》的主人公。对生命的爱是万心（姑姑）的灵魂，是这一个典型性格的支撑点。在姑姑看来，从事计划生育工作，这是一项真正伟大的事业，高尚的事业，甜蜜的事业。在她看来，“人类世界最庄严的感情，那就是对生命的热爱，与此相比较，别的爱都是庸俗的、低级的。” [9] 姑姑对自己从事的接生工作非常自豪，认为“我是活菩萨，我是送子娘娘，我身上散发着百花的香气，成群的蜜蜂跟着我飞，成群的蝴蝶跟着我飞。”[10]直到晚年，她仍不断地对人说：

俺叫万心，今年七十三，当妇科医生，整整五十年。即使是退休之后，也日夜不得闲。经俺的手接出来的孩子，统共是9883……（仰起脸，看看那些空中悬挂的孩子）孩子们，你们哭得真是好听啊！听到你们的哭声，姑姑心里就踏踏实实；听不到你们的哭声，姑姑心中就空空荡荡。你们的哭声，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你们的哭声，是姑姑的安魂曲。真可惜早年没有录音机，没能把你们出生时的哭声录下来。姑姑活着的时候，每天放你们的哭声；姑姑死后，在葬礼上，也放你们的哭声。9883个孩子一齐哭，那该是多么动听的音乐……（无限神往地）让你们的哭声感天动地，让你们的哭声把姑姑送入天堂……[11]

这段自白，是万心（姑姑）最真挚最纯洁的爱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她把婴儿出生时的哭声，看作是宇宙间最动听、最美的音乐，她把对生命的无限热爱，看作是宇宙间最大的爱。姑姑对生命的赞颂和热爱，如同印度大诗人、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所引的一位中世纪印度女诗人写的一首礼赞《生命》的诗：

我礼赞宛如一粒正在萌芽的种子的生命，

它一只手臂伸向太空，另一只沉入大地；

那外部形式与内在活力同一的生命；

那不断出现又不断遁去的生命。

我礼赞来临的生命，以及逝去的生命；

我礼赞显现的生命与藏匿着的生命；

我礼赞悬着的生命，静立如山峰，

以及汹涌的大海中的生命；

那柔嫩如莲花、冷酷似雷霆的生命。

我礼赞心灵的生命，一面黑暗，一面光明。

我礼赞居家的生命，也礼赞在异乡的生命，

那充满欢乐的生命以及痛苦地消沉的生命，

那深刻沉寂又爆发为惊涛骇浪的生命。[12]

泰戈尔说，生命对于这位女诗人来说，“这恰如空气之于飞鸟，鸟儿在它翅翼的每一次拍击中都感觉得到空气的存在。女人比男人更亲切地在她的孩子身上领悟到生命的神秘。诗人身上的这种女性气质，感到了遍及全世界的生命的深沉的激动。她晓得它是无限的——这倒不是通过任何推理过程，而是通过她的情感的启示。”[13]对生命的爱，是超越时空的。莫言在《蛙》中以一位乡村女医生万心（姑姑）的视角和体验，使读者深切感受到女性对新生婴儿的生命的爱，是何等的深沉，何等的神秘、无限和永恒。对生命的爱与万心（姑姑）的生命完全融为一体。

莫言笔下的万心（姑姑）是一个立体的、有着七情六欲的鲜活的人物形象，是一个像爱·摩·福斯特所说的那种给人以新奇而又令人信服、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量的“圆形人物”。她具有亮丽、开朗、泼辣、刚毅果断的鲜明突出个性，是一个将乡土性、民族性、人类性、党性与个性完美统一于一身的艺术典型，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4]。

万心（姑姑）在小说中一出场，作者对她肖像的描写，就很有乡土气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说明万心是齐鲁大地上的高密东北乡飞出的一只金凤凰，也只有在高密东北乡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才能飞出万心这样一只色彩斑斓的金凤凰。请看作者对万心（姑姑）肖像的描写：

姑姑的容貌也是出类拔萃的。不说头，不说脸，不说鼻子不说眼，就说牙。我们那地方是高氟区，老老少少，都龇着一嘴黑牙。姑姑小时在胶东解放区生活过很长时间，喝过山里的清泉，并跟着八路军学会了刷牙，也许就是这原因，她的牙齿没受毒害。我姑姑拥有一口令我们、尤其是令姑娘们羡慕的白牙。[15]

在万心（姑姑）这个人物身上，闪耀着女性美的光辉。作者以崭新的视角，描绘出女性身上所独有的母性、母爱这一人性的多面性、多层次性和复杂性。莫言在不同场合反复说过，他是“女性崇拜者，女人在某些历史关头，越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总是表现得比男人更加勇敢，因为女人多了一层母性，母性可以让弱的女人变得像豹子一样。女性可以在面临危急关头的时候保护她的儿女，会焕发出超人的力量，也能够忍受最大的苦难，能够在苦难岁月中产生活下去的最大勇气。我觉得正是因为女人比男人多了一层母性，所以女性总是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拯救者。”[16]《蛙》中写了万心（姑姑）、王仁美、小狮子、王胆、陈眉等众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她们的爱与恨、生与死无不与母性、母爱联系在一起。而人类伟大的母性、母爱最集中地体现在万心的爱生、负罪与赎罪的心路历程之中。

在计划生育工作的过程中，万心顶住各种传统的与现实的、政治的、伦理的与亲人朋友的阻力，坚定不移地践行党和国家关于计划生育的国策，即使在被骂、被打、被批判、被围攻的最困难的处境中，她仍然信誓旦旦地说：“姑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17]她还说：“我不怕做恶人，总是要有人做恶人。我知道你们咒我死后下地狱!即便是真有地狱我也不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18]从她的言行中，充分表现出了一个身上流贯着革命传统血液的农村女医生的高度党性。但她作为一个无限热爱生命、关爱妇婴生命的女医生，内心中又始终存在着一个接生与杀生（人工流产）、执行国策与乡情、亲情的矛盾。她懂得“计划生育”国策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但在生产力低下、经济相对落后、文化水平不高且又是在残存着一些封建的、愚昧迷信习俗的农村推行“计划生育”，仅从宣传教育上促使群众自觉执行国策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她又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去推行一些强制、甚至野蛮的“土政策”——“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19]万心在与女记者对话中，说得很明白，她就是用自己这双普普通通的手将数千名婴儿接到了人间；她又是用这双普普通通的手，将数千名婴儿送进了地狱！她说：“我这辈子，亲手给人家流掉孩子，已经有两千多个了！”[20]万心对于经自己的双手将两千多个婴儿送进地狱的事，虽是践行国策，但内心一直认为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有一种巨大的不可抗拒的“负罪”感。小说在这方面作了精彩的描写。正是在这种“负罪”的潜意识驱使下，使万心产生了严重的“青蛙恐惧症”。每当她听到蛙声时，就仿佛有成千上万的初生婴儿在向她发出控诉，在向她讨债。在小说以话剧的形式演出万心人生旅途最后一幕时，万心（姑姑）对蝌蚪说：

我是医生！我告诉你，这不是病，是报应的时候到了。那些讨债鬼们，到了他们跟我算总账的时候了。每当夜深人静时，那只猫头鹰在树上哇哇叫的时候，他们就来了。他们浑身是血，哇哇嚎哭着，跟那些缺腿少爪的青蛙混在一起。他们的哭声与青蛙的叫声也混成一片，分不清彼此。他们追得我满院子逃跑。……

姑姑最后说：

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利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21]

万心（姑姑）的性格是丰满的。作者在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先生的信中，就说万心（姑姑）已在国际友人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骑着自行车在结了冰的大河上疾驰的女医生形象，一个背着药箱撑着雨伞、挽着裤脚、与成群结队的青蛙搏斗着前进的女医生形象，一个手托婴儿、满袖血污、朗声大笑的女医生形象，一个叼香烟、愁容满面、衣衫不整的女医生形象……这些形象时而合为一体，时而又各自分开，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组雕像。”[22]万心（姑姑）的医术高超精湛，有着丰富的行医经验，她的手柔软而温暖，只要一接触产妇的皮肤就可给产妇以安全幸福的感觉；她以白求恩大夫为榜样，完全彻底为病员服务，在病员急需输血救命时，她又能毫不犹豫地奉献出出自己600cc的鲜血；她工作上雷厉风行、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她对敌、对友、对亲人，在救死扶伤、面对病员和产妇时，一视同仁，毫无阶级的偏见，充分体现出她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在爱情婚姻生活上，青年时期与王小倜的爱情关系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与杨林的关系，又显出她的严肃正派的一面；最后与泥塑工艺美术家郝大手结合，则从一个现实的力的王国进入了一个艺术的美的王国的人生最佳境界。

万心（姑姑）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全新的女性形象，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未曾见到这样的妇女艺术典型。万心从《蛙》中站了起来，以她的音容笑貌、悲欢离合和她所特有的思想行为方式，走到了读者中间，从高密东北乡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这是中国文学走向大发展、大繁荣的一座新的里程碑，这也是中国作家莫言对文学事业做出的新的卓越贡献。

三、博采众长，锐意创新，结构独特，具有原创性

在当代中国文坛上，莫言是一位有思想的作家，也是一位善于学习、锐意创新的作家。莫言在写什么的问题上，他能以思想家的敏锐去选择那些最易触及民族、社会和个人心中痛处的题材，提出一些令读者坐卧不安、痛定思痛的重大问题，而在怎样写的问题上，他又特别重视艺术形式、艺术技巧的革新。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他对作品结构的营造与创新尤为重视。他每写一部作品，总要努力去吸取国内外优秀作家的成功的艺术经验，同时他又力避与他人和与自己已写出的作品雷同。《蛙》在艺术上最大的创新之处也恰恰是在作品的结构上。

《蛙》的艺术结构独具匠心，别具一格，极具原创性和创新性。在创作过程中，作者认真学习和研究了书信体、叙事体和话剧三种不同文体的特点与长处，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独步文坛，决意实行长篇小说结构的创新。书信体、小说、话剧三种文体互换、多层次的有机结合，构成了《蛙》这部长篇小说独特的艺术结构。莫言原创的这种多种文体交互构成的小说结构形式，在笔者对中外小说的有限阅读范围内，还是第一次见到。整部小说共分五大部分，每部分都由作者（蝌蚪）给杉谷义人的书信作引子。这一书信体的运用，在长篇中既阐明了作者的创作理念和创作任务，同时又起着连结和推进作品各部分之间的纽带和承上启下的作用。采用第一人称，以我与你通信、对话方式，引出了她、他的故事。这样作品一开头，就把我、你、她（他）连结在一起。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而且将整部作品纳入一个有机的层次分明而又相互联结的艺术整体之中。

小说的第一到第四部分，由第一人称的书信体引出长篇叙事体裁。讲的是姑姑的故事，我的故事，王胆的故事，陈鼻一家的故事，郝大手的故事，等等。时间结构采取了进行式的方式，以姑姑的功绩、负罪与救赎为中心线索，展现出众生群像和社会变迁，将历史与现实、生与死、罪与罚、文学与生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小说叙事文本。空间结构上，则将个人与社会、乡土与世界、国际与国内有机地统一起来，立体地全方位地把姑姑生活的时代与社会环境展现在读者面前。《蛙》的第六部分，以话剧形式，高度概括地为小说作了别开生面的结局处理，将时空结构融合在一起，采取了未完成式的方式，展示出人物思想性格的升华和故事发展的现实与未来，提出了“人的生产”面对的新形势、新问题，如试管婴儿、无性生育以及市场经济大潮中出现的新问题。这种艺术形式，是与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时期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

在《蛙》最后的话剧第九幕中，姑姑与蝌蚪有一段对话，值得读者认真地加以思考。

姑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想，想自己的一生。从接生第一个孩子想起，一直想到接生最后一个孩子，一幕一幕，像演电影一样。按说我这辈子也没做什么恶事……那些事儿……算不算恶事？

蝌蚪姑姑，那些事算不算“恶事”，现在还很难定论，即便是定论为“恶事”，也不能由您来承担责任。姑姑，您不要自责，不要内疚，您是功臣，不是罪人。

姑姑我真的不是罪人？

蝌蚪让东北乡人民投票选举一个好人，得票最高的一定是您。

姑姑我这两只手是干净的？

蝌蚪不但是干净的，而且是神圣的。[23]（着重号引者加）

如何认识和评价“姑姑”的一生？如何认识和评价姑姑所从事的“计划生育”工作？她执行的那些“土政策”，算不算“恶事”？姑姑是人民的“功臣”，还是人民的“罪人”？往事如烟，历史总归是历史，这是任何人也不能改变的。爱与恨、善与恶、生与死、功与罪，这些问题一直在姑姑的头脑中搏击，翻来覆去地煎熬着姑姑的心。怎样才能使姑姑平下心来，好好地活下去，无愧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在作品中，姑姑自己是无法回答自己头脑中的问题的，姑姑自己是无法判断历史向她提出的“善与恶”、“罪与罚”的问题的。在作品的结局处理中，莫言采取了向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加西亚·马尔克斯学习的路径。马尔克斯说：“解决的办法是让讲故事的人自己出场（我生平第一次出场了），使他能在小说的时间结构上笔意纵横，奔放自如。”[24]这样我们就看到讲故事的作家蝌蚪亲自出场，去回答和解决姑姑所困惑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而使作品有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艺术结局。

过去的历史应当反思，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应该面对。社会上已出现的“试管婴儿”、“代孕公司”，如何认识？人类的命运将走向何方？人类真的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吗？莫言通过万心（姑姑）这个人物的塑造，在小说结局中提出的诸多问题，确实值得广大读者深思。作家、艺术家对“人的生产”问题，对个人、家庭与社会，对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等人生哲理问题，都还需要继续体验、感悟和再创造。

四、生命文学是作家生命的聚光镜

《蛙》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小说借小毕之口，说：“每件成功的作品，都是艺术家的孩子。”[25]这句话准确地说明了生命的文学与作家的生命的关系。《蛙》是一部专写人的生命的作品。一部生命的文学，毫无疑问是作家生命的延伸，是作家的生命体验、生命感悟的聚光镜。

《蛙》在创作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作家直接成为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他不仅以一个蹲在荷叶上的小蝌蚪冷眼看大千世界，看人间万象，而且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生命感悟，自己亲历的爱与恨、生与死，融入作品的内容之中，并与第一主人公万心（姑姑）的负罪与救赎的主线有机地联结在一起。

莫言在答记者问时曾说：“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关注社会，关注他人，批判现实，我们一直在拿着放大镜找别人身上的罪恶，但很少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所以我提出了一个观念，要把自己当成罪人来写，他们有罪，我也有罪。当某种社会灾难或浩劫出现的时候，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必须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值得批评的事情。《蛙》就是一部把自己当罪人写的实践，从这些方面来讲，我认为《蛙》在我11部长篇小说里面是非常重要的。”[26]

作者（蝌蚪）在给杉谷义人先生的信中，进一步阐明自己将以最真诚的态度，去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去写人生最不堪回首的记忆，去写人生最尴尬的事，写人生最狼狈的境地。他要以小说话剧的形式，去“忏悔自己犯下的罪”。他认为，作家一定“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放在聚光镜下。”[27]与此同时，他还认为，一个作家不仅应为自己赎罪而写作，“还应该为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写作，并且也为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写作。”[28]作家蝌蚪的第一个妻子王仁美和她腹中的儿子的死，深深地震撼了、刺痛了作家的心，由此作家不由自主地走上了一条“负罪”与“救赎”的不归路。在小说第五部开头，作家在给杉谷义人的信中坦言：“我原本以为，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赎罪方式，但剧本完成后，心中的罪感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沉重。王仁美和她腹中的孩子——当然也是我的孩子——之死，尽管我可以用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尽管我可以把责任推给姑姑、推给部队、推给袁腮，甚至推给王仁美自己——几十年来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但现在，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明白地意识到，我是唯一的罪魁祸首。是我为了那所谓的‘前途，把王仁美娘儿俩送进了地狱。”[29]

“负罪”与“救赎”意识的萌发与形成，这是作者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的本我潜意识的自然流露。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一主题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永恒价值。在《蛙》中，具体是从四个层面深化这一主题的。

第一个层面是国际性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存在的“负罪”与“救赎”问题。这以杉谷和杉谷义人为代表。侵华日军司令杉谷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罪行，他的儿子杉谷义人内心中仍然认为自己应去承担“救赎”的义务。杉谷义人在给蝌蚪的信中，就表示他要代表他过世的父亲向中国人谢罪。

第二个层面是以万心（姑姑）为代表的中国践行“计划生育”的妇婴医生，因实行“土政策”强制实行人工流产而产生的“负罪”与“救赎”意识。

第三个层面，以陈眉为代表的“地下代孕”而产生的“负罪”与“救赎”感。这个形象提出了科技发展（试管婴儿）与市场经济大潮中产生的新的“负罪”与“救赎”意识。

第四个层面是作家蝌蚪的“负罪”与“救赎”感，他认为是自己把妻子王仁美和她腹中的儿子送进了地狱。

作品描写的这四个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人群的“负罪”与“救赎”，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对人的生命的终极关怀。作品所揭示的丰厚意蕴，不仅对文学的发展有所启示，而且对当下社会现实也有重要的意义。

《蛙》所显示出的强大的文学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来自于作家的旺盛的生命力。作家莫言的旺盛的生命力与创作力，在于作家的根深深地扎在自己的家乡——齐鲁大地高密东北乡这块文化的沃土上。

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发现自己“家乡的那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倒也值得一写，只怕我一辈子也写它不完，我只要化实为虚，就可以放手充分发挥我那点小小的才华。这块地虽然打开的是别人的财源，我自己至少可以创造一个自己的天地吧。……我总感到，我所创造的那个天地在整个宇宙中等于是一块拱顶石，拱顶石虽小，万一抽掉，整个宇宙就要垮下。”[30]莫言以福克纳为榜样，也在自己的家乡——高密东北乡，开掘出一口很深很深的井，这口井的水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直接通向波涛汹涌的太平洋，通向繁星闪烁的宇宙天河。“高密东北乡”是莫言的文学王国，如他自己所说：“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31]“高密东北乡，生我养我的地方，尽管你让我饱经苦难，我还是为你泣血歌唱。”[32]

莫言从“高密东北乡”这个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走向中国，走向世界，卓尔不群地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根深才能叶茂。莫言正是从生活的海洋中，获得了不竭的创作源泉和动力。我们深信，莫言在今后的岁月中，一定会在高密东北乡这块丰厚的文化沃土上，继续耕耘、开掘、发现，创作出更为绚丽多彩、为世人惊叹和赞美的艺术珍品，以顽强的毅力攀登上世界文学的珠穆朗玛峰！

注释：

[1]《莫言携新作〈蛙〉做客正义网》，见高密莫言研究会：《莫言研究》（6）第9页。

[2]同上，第19页。

[3]参见2011年10月3日莫言给李衍柱的信。

[4]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08页。

[5]同上，第223页。

[6]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56页。

[7]同上，第266页。

[8]见《文艺报》2011年8月29日。

[9]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65页。

[10]同上，第89页。

[11]同上，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