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艳丽，张国平

（常熟理工学院 a.数学与统计学院；b.管理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一、引言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城乡之间存在三种关系：城乡隔绝、城乡对立、城乡一体（城乡融合）。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的态势都有向城乡融合逼近的趋势，虽然在具体的动力结构与融合特征上存在较大的差别。早在2003年，苏州就提出要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道路，通过几年的发展和积累，苏州城乡一体化在国内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2010年，苏州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000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3%。全市新增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土地股份合作、农业专业合作组织222家，累计达到3043家，持股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重达到92%，70%的承包耕地实现规模经营，38%的农户迁入集中居住点。全市实现地方一般预算收入820.7亿元，公共财政保障能力增强，用于社会保障与就业、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财政投入为295.6亿元。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入学率继续保持在100%，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覆盖率达100%，全市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98.7%，农村劳动力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9.6%。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4460元，比上年增长了11.5%①具体数据是对2011年9月《苏州统计年鉴》中相关指标的数据计算得到。参见2011年《苏州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在全国范围内，苏州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城乡居民收入比例基本保持在2：1左右。目前，苏州城乡一体化水平较高且呈稳步提高之势。

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引起了学术界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领导撰写和发表了大量关于苏州城乡一体化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集中于经验总结、模式的解读、对策探讨等方面的分析和讨论。而对苏州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定量研究的文章十分匮乏，仅有的少量文献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利用纵向（时间序列）数据对苏州城乡一体化动态水平进行测评和描述，如曹明霞、包宗顺（2010年）的研究表明：2003-2007年为苏州城乡一体化加速提升期，2005-2008年为苏州城乡一体化稳步发展期，且目前苏州城乡一体化已处于由基本统筹迈向整体协调阶段［1］。二是对江苏城乡一体化整体水平进行研究时，涉及到苏州的内容。曹明霞（2010年）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08年江苏省的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江苏城乡一体化整体水平不是很高，且13个省辖市城乡一体化发展地域特征与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规律有较强的一致性。其中，南京、苏州和无锡位居前三甲［2］。综观我国有关城乡一体化研究的大量文献，定量化研究尚处于尝试性阶段，即使像苏州这样一个城乡一体化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对此定量研究也十分不足。

本研究试图在苏州城乡一体化定量研究方面作些尝试，研究的重点在于对苏州五县市间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比较，以揭示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水平、呈现的区域特征和差异性。本研究不仅对推动苏州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三区三城”的新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苏州作为发达地区的积极尝试和成功探索，将对全国其它区域具有重要的经验价值与理论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构建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

1. 指标构建原则［2］73

科学性原则。确定的指标体系能够充分反映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导因素和内在机制，指标概念明确，能较好地反映城市与农村在经济、社会、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差异。全面性原则。指标体系应该全面反映城乡的各个方面。各指标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可行性原则。选择的指标含义明确，便于搜集、比较和分析。选择的指标易于量化，便于统计分析和计算，保证数据的可比性。

2.评价指标的选取

本文主要根据频度分析法和理论分析法①频度分析法即选择在城乡一体化综合评价的参考文献中出现频率高的指标；理论分析法即根据城乡一体化及其每一子系统的内涵选取代表性指标。确定能够反映城乡一体化的指标。在此基础上，结合苏州五县市的现实情况，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角度出发，对已确定的指标进行筛选并调整，最终确定3个层次16个指标的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从经济、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反映某县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具体见表1）。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1.原始数据的搜集

本文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于2011年《苏州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苏州市统计局、环保局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具体而言，五县市的第一、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市区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乡村劳动力、农林牧渔业劳动力、卫生机构人员数、总人口（户籍）、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市区（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市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市区（农村）居民家庭的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每百户农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移动电话、固定电话、生活用汽车、家用计算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污水处理率数据均来自2011《苏州统计年鉴》。而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来自五县市的环境状况公报，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来自苏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网站，城市化水平和市区每百户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数据来自五县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另外，由于城市化水平无法找到2010年数据，这里我们选用2009年相应数据代替；市区每百户家庭耐用消费品数据，部分县市没有统计，这里用苏州市区每百户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数据来代替。对所搜集的原始数据，根据指标间的关系，也即表1中“指标说明”一栏，计算得到本文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数据资料，以便后文分析。

表1 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说明表

2.数据的处理

为了统一标准，需要对数据资料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无量纲化方法有直线化和非直线化两类。其中，线性法适合于指标值与评价值之间呈等比例变化的线性关系，如极差法、极值法、Z-score法等；然而，当指标值的变化对评价值的影响不成比例时，也即两者间表现为非线性关系，此时需要采用非直线化方法。如折线型和曲线型等［3］。

由于曲线方程未知，而直线性形式直观，计算方便，易为大家接受，故本文采用直线性方法。进一步地，直线法的各种方法又各具特点。极差法对原始数据数量及分布无要求，但该方法在数据处理时，需区分正指标、逆指标和适度指标；然而，本文适度指标的适度值或区间无法先验给出，如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城乡每百户居民家庭电话拥有量之比等指标事先无法确定合适取值或区间。Z-score法要求原始数据呈正态分布，而没有先验信息告知我们数据服从正态分布。所以本文选用极差法进行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若数据记为yi，具体的换算公式为：

式（1）中，y*i为标准化之后的数值，为数据yi的平均值；前者为正指标的换算公式，后者为逆指标的换算公式。

（三）指标权重的确定

指标权重的精确度和科学性直接影响综合评价的结果。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的权重。这里之所以没有选择因子或主成分分析等客观方法确定权重，是因为苏州五县市的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有其自身的特点，结合这些特性，需要将定性因素和定量因素一起考虑，这恰恰是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的机制。

1.构造判断矩阵

本文采用专家打分法①引用T.L.Saaty的1-9比率标度方法。也即：如果第i个因素与第j个因素相比较，具有同样重要性，则为1；如果稍微重要，则为3；如果明显重要，则为5；如果强烈重要，则为7；如果极端重要，则为9。若是上述两相邻判断的中值，则为2、4、6、8。构造判断矩阵。综合各位专家意见，对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个“因素”的相对重要程度进行两两比较打分，并依据打分结果建立判断矩阵Z。

2.计算权重

从判断矩阵Z出发，利用方根法计算各因素的相对重要程度，并得到归一化的权重求出Z的特征向量，并将特征向量归一化得到各因素的权重ω。计算公式为：

式（2）中，aij表示某一层次中指标i相对于j的相对重要性程度，也即判断矩阵Z的元素。wi表示归一化的标度指。ωi表示权重。

3.一致性检验

为保证所求各因素权重的可信度，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λmax、一致性指标C.I。，然后进行一致性检验。具有满足一致性检验的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的各个分量就是各个指标对上一级指标的权重。一致性比率C.R。=C.I。/R.I。，若C.R。〈0.1时，就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当C.R。〉0.1时，可以认为判断矩阵不满足一致性，需要重新调整修改矩阵直到满足一致性为止［4］17。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取值可查阅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表。

不论是一级指标权重的确定，还是二级指标权重的确定，均可采取该种方法进行。

根据上述指标权重计算方法，结合专家打分意见的各层次指标的判断矩阵，求得各层次指标的权重；这里采用DPS软件进行。具体结果见表2。根据表2中的输出结果可以判断，无论是层次单排序还是总排序，各个判断矩阵的检验统计量C.R。〈0.1；均通过一致性检验，也即表明专家给出的判断矩阵符合一致性检验。

（四）综合评价模型

通过数据无量纲化得到各个指标的转化值，并结合表2给出的权重，在此采用加权平均法对各个指标进行合成，并将计算所得综合指标命名为“城乡一体化指数”，并用此综合指标值表示苏州五县市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水平。其数值的高低，综合反映了该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式（3）中，ωi是第i指标的权重，Ci是第i指标无量纲化后的数值。

三、结果和分析

依据公式（3），对苏州五县市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最后得出五县市2010年的城乡一体化评价结果（具体见表3）。

从表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苏州五县市城乡一体化水平都比较高，并且各县市之间的差异较小。综合得分最低的为0.9272，其次是0.9660，都大于0.9000，这说明了苏州五县市城乡一体化总体水平较高。得分最高的昆山市与最低的太仓市之间仅相差0.2054，位列第二的张家港与位列第三的常熟只相差0.0074。这充分反映了苏州市城乡一体化不仅总体水平较高，而且各县市之间的差异较小这一特点，反映了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各县市（区）整体推进、全面进步的区域特征和发展态势。

表2 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权重表

2.从城乡一体化综合得分来看，从高到低依次为昆山、张家港、常熟、吴江、太仓。昆山市以综合得分1.1326位居第一。

表3 2010年苏州五县市城乡一体化评价表

3.从经济一体化水平来看，从高到低依次为昆山、张家港、常熟、吴江、太仓。这个排名与城乡一体化综合得分的次序完全一致。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城乡一体化综合水平也越高；影响城乡一体化综合水平的最为主要的因素是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程度。

4.从社会一体化水平看，得分从高至低依次为：昆山、张家港、吴江、太仓和常熟。虽然常熟经济一体化程度排名第3，但社会一体化程度在苏州五县市位列最后（第5），主要原因是：常熟每千人拥有的卫生机构人员数较低；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与其它4个县市相比，位居最后。

5.生活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是常熟，其它依次是张家港、吴江、昆山、太仓。常熟较其它四县市生活一体化程度高的原因，可能与常熟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关。常熟有全国最大的服装服饰批发市场，第三产业相对发达，服装业发达，老板尤其是小老板多，老百姓口袋里较有钱，常熟市多年来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一直名列全省第一。常熟市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农村百户家庭的电话、家用电脑、小汽车的拥有量均位列苏州五县市之冠。

6.生态环境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是张家港，接下来依次是昆山、常熟、太仓、吴江。之所以张家港生态环境一体化水平位居第一，重要的原因是张家港环境保护起步早、起点高、力度大。1996年7月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全国首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称号，2006年6月被国家环保总局命名为全国六个首批“国家生态市”之一。尤其是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了96.89%，这一指标远远高于同期的其它城市。

四、启 示

从苏州五县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测度与比较中可以清楚看出，苏州城乡一体化水平在全国处于较高的水平，这主要得益于苏州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实力。昆山、张家港、常熟、吴江、太仓均位列我国县域经济中前十强，雄厚的地方财力为城乡一体化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必要条件；苏南历史上形成的以城促乡、以工支农、城乡融合的发展理念，以及地方政府具有的权威和较强的治理能力，在整个国家政策鼓励地方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宏观背景下，这些因素促成了苏州城乡一体化水平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苏州五县市城乡一体化水平呈现整体较高水平的前提下，各县市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衡。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提升区域城乡一体化的整体水平，要从经济、社会、生活、生态环境四个方面同时推进，不能有所偏颇。经济一体化是其它三个一体化实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治理机制和执政理念。

苏州区域城乡一体化目前还面临诸如观念、体制和制度的局限性。从外部来看，需要整个宏观环境的不断优化和政策制度的激励；从内部来看，要不断打破县市与县市区域之间的界限、外地人与本地人的区别，消除县市之间地方性行政壁垒，淡化和消弭地方保持主义，真正建立有利于一切资源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大市场。唯有此，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

［1］曹明霞，包宗顺.苏州城乡一体化进程测算与分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4）：451-454.

［2］曹明霞.江苏城乡一体化水平测算与分析［J］.价格月刊，2010（4）：73-75.

［3］王晓军.多指标综合评价中指标无量纲化方法的探讨［J］.人口研究，1993（4）：47-51.

［4］杜栋.现代综合评价方法与案例精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