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锐

新世纪以来关于新时期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综述

樊锐

第二种意见是从文化学的角度对 “知识分子”的界定。从这一角度看，第一种定义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外部界定和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触及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基于此，有学者借鉴西方学界以精神气质为标准的界定方式，突出知识分子作为 “社会的良心”或 “道义良知”的角色作用，即强调知识分子不仅要拥有某种专业知识技能，更要有超越专业和职业范围，对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事物的关怀，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新时期伊始，采用这种文化学视角的一般是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学者，如1987年余英时将知识分子理解为 “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精神的知识群体”①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新世纪前后至今，国内也有不少研究者采用这种视角，如张汝伦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特功能是提供一个实在的象征的系统表达，借此他们能够重构人自身及其社会的概念，即他们可以通过其创造活动和批判活动，树立一个人自身及其社会 “应该”的理想形象和目标②张汝伦：《思考与批判》，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525页。。王明强认为，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是知识分子的第一品性，而直面现实、高扬批判精神、以审视的眼光和批判的视角致力于美和善的社会的构建，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长期以来，知识分子的这一特性遭到遮蔽，致使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日渐模糊和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