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寄青，潘光曦

(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一、引 言

2004年起，中央连续九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三农”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重中之重”地位，并从各个角度对农业发展提出了强烈的支持意见，中央对农村的经济政策反映了其对农村发展的高度重视。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定位以及农业领域的市场失灵决定了我国政府必须加强对农业的支持，而且，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做了极大的牺牲，当前我国进入了工业化水平较高阶段，政策向农业领域的倾斜也是理所当然了。

山东省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农业产出一直在全国范围内位居前列，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山东省的财政农业支出在支出规模、支出结构与使用效率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善。本文结合历年的山东省农业总产值与财政农业支出规模的具体数据，采用Hansen［1］提出的门限回归模型，以山东省历年的财政农业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门限变量，在此基础之上，又采用Ram［2］的两部门生产模型构造本文的实证检验模型，来检验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的Armey曲线关系，并确定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的最优规模。本研究的意义在于确定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的最优规模，为推进山东省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引导。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Barro和Sala-I-Martin［3］构建了包含政府财政支出在内的经济增长模型，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结论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即理论上存在最优的财政支出水平。Kiminori Matsuyama［4］通过对财政在不同领域内的支出的比较研究，发现财政资金投入农业领域比投入其他领域更具竞争优势，并存在一个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Gerld Scully［5］利用美国的数据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在1949－1989年间美国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浮动区间为21.5%－22.9%，然而实际情况是美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财政的支出规模已经达到28.9%，之后再没有低于这一数值，很显然超出了其计算出的最优规模。Devarajan等［6］利用43个发展中国家1970－1990年的年度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存在一个最优财政支出结构即各种财政支出产出弹性之比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Armey参考拉弗曲线(Laffer Curve)解释了财政支出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并将两者间的非对称关系称为“Armey曲线”，如图1所示。

曲线直观地揭示了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存在性。显然，检验“Armey曲线”的存在性和参数情况也就等同于回答“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多大的政府规模才是最优的”这两个问题，而这正是政府制定财政政策时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从上述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都是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财政支出的规模是否合理，且国外学者的研究历史跨度比较大(受限于国内统计数据，国内研究的时间跨度相对较小)，还有一个特点：国外研究的多是中央政府的整体财政支出，而对单独地区的单项支出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具体到国内，何振国［7］初步判断了中国财政农业支出的边际产出，得出的结论为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大约为农业总产值的47.2%。郭玉清［8］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了合理的农业生产函数模型，并将我国1981－2004年的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的相关数据代入其中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中国财政农业支出最优规模，即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为8.26%，对比政府支出的实际规模水平，离最优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他指出未来要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确保农业经济的稳定高效增长。胡振虎［9］借鉴Devarajan等提出的分析模型，得出当财政支农支出总量为农业GDP的76%时，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为最优。张赛丽等［10］利用1982－2008年海南省的统计数据资料，通过修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海南省农业GDP相对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的弹性为－0.065778，1982－2008年间海南省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产出的平均贡献率则为6.68%。因此，海南应该加大财政支农的规模并提高其使用效率来促进海南省农业经济的发展。李普亮等［11］根据1994－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地方财政农业投入的最优规模进行估算。结果发现，如果以农业GDP作为农业经济的代理变量，则当地方财政农业投入占农业GDP的比例为39.8%时，农业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的值，然实际情况是地方财政农业投入的现实规模远远小于估算的最优规模。

图1 Armey曲线

三、山东省财政支农的历史与现状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与经济强省，近年来，山东省财政在农业领域的支出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从1996年的27.66亿增长到2010年的465.98亿，绝对额增长了将近17倍，这体现了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很好地响应了中央对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

表1 山东省历年相关财政数据统计表

(一)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的绝对规模分析

1996－2010年的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总产值等相关数据见表1。由表1看出，从1996年开始，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的总额变化态势符合瓦格纳法则的表述，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从1996年的27.66亿增长到2010年的465.98亿，绝对额增长了将近17倍，年均增量为30.2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33.74%。从图2可以看出，2003年之前，山东省的财政农业支出增长比较缓慢，从2003年开始，由于配合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国家在通过发行特别建设国债，支持包括重要水利工程设施建设在内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山东省的财政农业支出也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2007年是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额增长最快的一年，比2006年增长了54.63亿元，增长率达50.4%。

图2 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变动趋势图

(二)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的相对规模分析

本文利用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率、财政农业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率、农业支出的法定增长比率来分析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的相对规模。

1.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率偏低且增长趋势不明显

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偏低，如表1所示，支持农业力度较小，从1996－2010年15年间，该比率的平均值只有6.23%，最高的为2009年，达到11.30%，最低的为1996年，只有2.13%，据统计，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像印度、巴基斯坦、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率大致都保持在15%－18%，反观山东省的数据，与这一区间还有较大差距。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增长不明显，1997年较1995年降低0.79个百分点，之后有所下降，2000－2006年基本呈现稳定的不增不降态势，2007年之后由于受到国家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影响，增长有所加速。

2.财政农业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率呈上升态势

从1995年开始，财政农业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率基本呈上升态势(除2000年、2004年小幅收缩之外)，1996年的0.64%是检测区间年份的最低值，以后各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然而从表1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考察期间，财政农业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后期，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乏力，而不是财政农业支出的迅速增加。表1中，1996－2002年的山东省农业总产值基本维持在1200亿到1300亿元之间，在1996－1997年之间还出现负增长。从2003年开始，山东省农业总产值每年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财政农业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率的上升比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山东省财政对农业支持总体水平还有待提高的状况。但是，这组数据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反映了支持农业发展这一政策在山东省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尽管绝对数额还处在较低水平。

3.财政农业支出增长速度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不符合法定要求

“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考察期间的约有一半的年份山东省政府在财政农业投入上没有达到我国《农业法》的相关规定，财政农业支出增长速度高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只有7个年份(A1/A2＞1的年份只有1997年、2002年、2004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

表2 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增速与财政收入增速对比(单位：亿元、%)

四、模型估计与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与说明

按照不同的统计口径，财政农业支出大致可分为小、中、大三类。小口径：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农林水利气象部门的事业费。中口径：小口径+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大口径：中口径+农村基层政权的转移支付+农村教育卫生支出等。在以往的研究中，各学者由于采取不同的口径数据，所得结果也呈现较大差距。由于在2007年财政收支科目实施了比较大的改革，并且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一性的考虑，本文选择1996－2010历年的涉农总量数据作为基础加以分析。

(二)模型的选取与实证分析

采用Hansen［1］提出的门限回归模型，以山东省历年的财政农业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门限变量，用Ram［2］的两部门生产模型来检验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的Armey曲线关系，并确定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的最优规模。在模型中，选取山东农业总产值(Y)为被解释变量，历年农业固定资产投资(K)、农业就业人员(L)、地方财政农业支出(G)作为影响山东农业总产值的解释变量。则农业的生产函数为：

对方程(3)两边取微分，并结合(1)、(2)、(3)、(4)的微分，进行加总，得到如下方程：

方程(1)为政府部门的生产函数，方程(2)为非政府部门的生产函数，政府的产出出现在非政府部门的生产函数中，意味着政府部门的产出对非政府部门的产出具有外部性效应。方程(3)表明整个社会的农业总产出Y为非政府农业部门和政府农业部门的产出之和。方程(4)、(5)表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L和资本K分布在非政府农业部门和政府农业部门中。方程(6)中，GL=∂G/∂L衡量的是政府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产出，CL=∂G/∂L则为非政府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产出;GK=∂G/∂K衡量的是政府农业部门的资本边际产出，而CK=∂C/∂K则表示的是非政府农业部门的资本边际产出。θ表示要素的边际产出在两个部门的差异。

把方程(7)两边除以Y，假定α=CK表示非政府部门的资本边际产出，且β=CL(L/Y)表示非政府部门的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得出如下方程：

其中，CG为政府农业部门的产出对非政府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影响，由方程(8)，推导出实证模型：

用门限回归模型来分析方程(9)得出：

根据门限回归模型的理论，Yt为被解释变量，xt为解释变量，qt为选定的门限变量，eit为残差值，γ为门限值，虚拟变量I为指示函数，当qt≤γ时，I=1;否则I=0。将方程(10)、(11)合二为一：

方程(9)和(12)结合，得出方程：

依照Hansen提出的方法对数据进行门限效应的检验，搜索到的第一个可能的门限值为13.29%，这时对应的残差平方和最小，S1=1.12;进行门限效应检验时，得到F统计量为15.26，对应的P值为0.0145，因此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无门限效应的虚拟假设。

进一步检验模型是否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门限。先固定第一个门限值13.29%，进行第二次搜索得到可能的门限值为0.98%，这时对应的残差平方和最小，S2=0.96;进行门限效应检验时F统计量为2.54，对应P值为0.2276，这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拒绝仅有一个门限的虚拟假设。由此，模型存在且仅存在一个门限，即为13.29%。这也证明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总产值间存在着非线性的Armey曲线关系。

表3 门限值的检验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过对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的相关数据进行检验得知，山东省最优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为财政农业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13.29%，这一结论与何振国［7］(47.1%)、郭玉清［8］(8.26%)、李普亮［11］(39.8%)的研究结论都不相同。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准确且合理与否的因素是多样的，模型的选择、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数据的区域差别、数据的长度与特征、模型使用中的灵活性等都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文的结论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从目前的数据可以看出，山东省的财政农业支出比率还达不到这个水平。本文的结论对山东省农业财政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不断增加财政农业支出数额，确保其稳定增长

从表1可以看出，山东省财政农业支出长期以来都处于较低的水平，为此山东必须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政府应采取相应的财税政策确保财政支农支出稳步增长，建立财政支农支出长期稳定增长机制，同时应通过不断立法和严格执法，确保财政支农优先增长、稳定增长的政策能充分落实到位。

(二)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

一定的农业财政支出结构决定了农业财政支出是否合理，也就决定了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完成政府职能的情况。目前，农业财政资金应主要投向粮食安全生产、农民就业、农民增收和生态农业等领域。这些领域的投资不足制约了山东省农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农业，需要政府改变投资结构，加大农业公共领域的投资力度。

［1］HANSEN B E.Sample Splitting and Threshold Estimation［J］.Econometrica，2000，68(3)：575 －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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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何振国.财政支农规模与结构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2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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