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敬平

说得夸张一点，1945年的马寅初，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这个叱咤风云的经济学家，摆脱了当权者的重压，结束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非常生活，以教授之名重返重庆大学的讲台。

马寅初本是一介书生，自32岁那年出任北京大学教务长，这个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博士一直躬耕于三尺讲坛。如果不是孙中山的长子、彼时的立法院院长，邀请他担任立法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年轻时就扬言一不做官二不发财的马寅初，可能不会趟上政治这摊浑水。

马寅初与众不同，是立法院中卓尔不群的异类。1939年的一次立法院会议上，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国银行顾问、中国经济学社社长的马寅初，抛出一份议案，建议政府征收“临时财产税”，矛头直指抗战后方的达官贵人，斥责他们利用政治力量，趁火打劫的行为。马寅初说，这种行为突破了官员的底线，实行资本税，必须从他们开始。

如果仅仅在立法院说说，哪怕过火，还算是正常的参政议政。毕竟，抽取资本税不是马寅初信口胡诌，也不是他个人的发明，英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向豪门巨室征过资本税。当局最不能容忍的，是马寅初在立法院之外四处“乱讲”，诙谐幽默的他将抗战中的人分成四等：出力的下等人；出钱的中等人；既不出力也不出钱、专发国难财的上等人；掌管大权，手握机密，投机外汇，将不义之财存于国外，一旦亡国就跑到国外吃喝玩乐的上上等人。

有一回，蒋介石接到报告：马寅初在重庆向陆军大学的军官们发表了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宋子文之流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