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

2011年4月，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了《2011私人财富报告》，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超高净值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

移民潮汹涌的三大主要理由分别是，方便子女教育占58%的比例，保障财富安全占比43%，为未来养老做准备为32%，其他分别为方便海外投资业务发展(占比16%)、便于国外旅游(7%)、可以多生子女与税率较低(各占6%)。倒推回去，说明中国的高净值人士不满意国内教育环境、担心财产不安全、担心未来无法养老——中国移民潮反映了中国三大制度性折价。

教育折价是僵化教育体制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基础教育国内尚存在参与国际竞争的希望，在高等教育领域满盘尽墨，中国高校成为行政体制、关系寻租的顽固堡垒——行政意志凌驾于教育规律之上，教授让位于校长、院长、处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院士评选、国家项目遴选成为关系圈与公关能力的较量。中国一流的研究人员如国际知名的生物学家北大饶毅在院士评选第一轮就被刷下，中国发现治疗抗疟药物青蒿素的代表性人物屠呦呦，日前被美国授予仅次于诺贝尔奖的拉斯克奖，同样因人际纠纷与院士绝缘。

希望发挥子女天性、希望在未来竞争中获取一席之地的家长们，最好的办法是将子女送到欧美等国进行深造，工作数年后被光荣引进回国。我们需要能结合东西方文化之长的精英，悲哀的是，目前的教育土壤无法培育出这样的精英，只能通过中国粗加工、国外深造而后引进的方式，制造符合现代管理理念、符合市场要义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