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

人人都爱奢侈品。中国人自也不例外。所以，毕马威与汇丰的研究报告都认为，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汇丰的报告更指出，中国今年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能够支撑这个世界第一的，毫无疑问，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私人财富的集聚。

尽管奢侈品在中国大行其道引发了诸多非议，但奢侈品消费同样象征着打破了原来的政治至上的阶级格局，金钱解构了旧式的阶级鸿沟，而让贵族消费、特供消费走下神坛，人们在消费领域对奢侈品的消费，实现某种平等。随之而来的，是一定意义上社会平等的实现。毫无疑问，在奢侈品统治的地方，过去一些封建的、宗法的以及田园牧歌式古老的传统被彻底破坏了，一种新的关系正在成长。

当奢侈品无所阻挡地君临天下，在大众层面，其形象却日益负面。在引发公众高度关注的公共事件中，奢侈品大多在现场，成为引爆公众情绪的一个触媒。因此，与奢侈品消费相伴随的，总是摆不脱贪渎、暴富、小三、二奶、穷奢极欲等负面评价。这一点上，奢侈品真是比窦娥还冤。

细究，这与中国社会的奢侈品畸形消费紧密关联。

虽然中国推行市场经济已近20年，但中国依然是一个资源高度集中的社会。在获取某种亲密关系或保护关系，以确保财富安全和增长的过程中，奢侈品当仁不让地扮演了特殊的角色，成了润滑剂。

权贵与新富的结盟，使传统的经济活动更具垄断性。新富们也就更加注重权势关系网络的经营，而不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及管理水平的提升，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就渐渐失去了，人们更注重财富的重新分配，而不是创造。

而一些权贵也毫不掩饰对于财富和奢侈消费的追求。

不仅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喜欢奢侈品，他们周围的特定关系人，也成了奢侈品的当然消费者。

从公开的各式贪渎案件里，我们可以得到充分佐证。

奢侈品不断出现在各类惨烈的公共事件中，也不断出现在各式查处贪官污吏的公开报道中，一再刺激了公众的感官和情绪，奢侈品不幸成为代罪羔羊，成为公众愤怒情绪宣泄的出口。

奢侈品成为众矢之的，套用弗洛伊德的发现，这是一种“移情”，即人们把对某种事物和事件的情感，转移到了另一种事物身上。

公众痛恨的并不是奢侈品本身，也不是正常的奢侈品消费行为，而是对奢侈品的畸形消费行为所代言的故事的愤怒。

奢侈品在中国的消费出现畸形，除了经济快速发展财富累积的原因，更大的动力源自于腐蚀性的政商勾结型消费、权力型消费、寻租式消费。

被公开的贪渎案中，每一件奢侈品背后，都有一个政商勾结寻租的故事。而在这样的过程中，原本应该属于公众和社会的财富，迅速被转移掠夺。公众无法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也是一边GDP高歌猛进，却难以惠及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经济发展，民生却日益艰难的时候，任何对于奢侈品的炫耀式消费和畸形爱好，都直接刺激了公众的情绪，让公众的被劫掠感更加强烈。而每一次具体的悲剧性事件中，奢侈品与当事人的傲慢，都成了煽动公众愤怒情绪的蝴蝶翅膀，而且越来越严重。

依托政商勾结的畸形奢侈品消费，不仅挑战着中国社会的司法，影响着社会的经济活力和公众的道德，同时也在摧毁着奢侈品本身的商业神话。奢侈品形象在中国公众中和媒体上形象的跌落，就是个指标。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只有在社会制度建设上取得进展，真正割断了政商之间的利益输送，并让公众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消弭了公众痛恨的情绪，奢侈品在中国的形象，也才能复归其商业面目。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摘自《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