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兴

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是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作出的主观评价。生活满意度可分为两种,一般生活满意度和特殊生活满意度[1]。一般生活满意度是对个人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特殊生活满意度是对不同生活领域的具体评价。学校生活满意度就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满意度,是指一个人根据自己选择的标准对学校生活质量所做的总体评价,是一般生活满意度在学校领域的具体表现[2]。人从出生到青年期这几个阶段里,学校环境是重要的成长环境。因此,对学校生活的满意程度直接影响个体其他方面的满意程度。Huebner ES指出,如果学校生活满意度降低,必然导致学生主观生活质量的下降[3]。

当然,影响学校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如社会、文化、家庭教养方式、学校教育等,内部因素如个体的认知偏向、情绪、人格等。有研究表明,个体的自尊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最为密切[4]。陈丽娜,张建新[1]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一般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女生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男生,城市学生高于农村学生。因此,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中等且存在地区差异,自尊水平高的大学生,其生活满意度较高。洪冬美,唐松林的研究也发现,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很低,且有显著差异,不同年龄组的生活满意度指数B得分有显著差异;高自尊组生活满意度得分高于低自尊组[5]。刘旺对小学生自尊和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关注,他发现了小学生自尊与生活满意度在性别与年级上都有统计效应[6]。孙配贞近期研究也表明了自尊都与学校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7]。陶芳标等人对中学生危害健康行为与自尊及生活满意度研究发现,中等自尊和高主观生活满意度是12项危害健康行为的保护因素,且评分越高,其保护意义越大,中等和高自尊评分是自杀意念和无强无能运动的保护因素[8]。因此,自尊作为一种对自己价值的肯定,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重要的。

另外,应对方式在生活满意度、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应对的理论模型,外国很多学者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建立了各种应激模型,有物理应激模型,认知应激模型,应对应激模型等。孙莹研究发现,应对方式是影响中学生学校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变量[9]。孙配贞等研究发现,应对方式在初中生感戴和学校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7]。庄凡等认为,应对方式在心理应激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不同的应对方式会导致不同的心理应激反应[10]。蒋佩对回汉初中生的应对方式进行研究发现,应对方式对回汉初中生的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问题解决和求助这两种应对方式对汉族初中生的整体生活满意度有良好的预测作用[11]。

文献综述发现,青少年的学校生活是他们生活的一大部分,因此对于学校生活的满意度也会直接影响到生活的其它方面。但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大学生的学校满意度又有其特殊性。大学生的学校生活更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因此,他们对学校生活满意与否直接导致他们的行为选择与生活状态。而他们的学校生活满意度又与他们对自己自身的认识、评价有关,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是有价值,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那么他们对自己及所有的学校就会有更高的满意感。另一方面,他们对外界事件的应对方式也起一定的作用,良好的应对有助于他们解决自我与环境的矛盾;而不良的应对则不利于他们解决矛盾,从而产生低幸福感,低满意感甚至出现心理问题。因此在本研究中,重点考察大学生自尊和应对方式对学校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以及应对方式是否在自尊与学校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原则,于广州大学城10所高校随机抽取240名学生,其中大一60名,大二60名,大三60名,大四60名,男生115名,女生122名,男女比例接近1:1。共发放240份问卷,有效问卷190份。所以被试都自愿参加测试,并在明确指导语的情况下单独完成测试。

1.2 方法 ①自尊量表,Rosenberg编制[12],量表共10个项目,采用“非常符合、符合、不符合、很不符合”4点评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91;②应对方式量表,肖计划编制[12],问卷共62个项目,分为6个因子: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量表的计分方式为4点评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0;③学校生活满意度量表,自编。该量表共19个项目,包括专业发展方向满意度,学校生活充实程度,对学校的期望程度,课余生活与同学关系,学校对学生的指导,学习交流的满意度,再次选择本校意愿等方面。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74。

1.3 统计处理 对所研究的数据进行检查和筛选,删除缺失值过多的问卷和出现答案都选同一个选项的问卷,然后将所有数据都在计算机运用SPSS 12.0进行统计分析,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中介效应分析等。

2 结 果

2.1 大学生自尊、应对方式与学校生活满意度的基本状况见表1。

表1 大学生自尊应对方式与学校生活满意度的基本情况

表1 大学生自尊应对方式与学校生活满意度的基本情况

解决问题 求 助 自 责 退 避 幻 想 合理化 自 尊 学校生活满意度33.60±7.07 26.45±6.27 16.02±4.58 18.90±4.41 18.61±5.06 21.03±4.05 29.24±3.53 53.75±7.68

大学生的积极应对方式(解决问题、求助)得分都较消极应对方式(自责、退避、幻想、合理化)高;自尊水平和生活满意度水平处于中等偏上。t检验得知,应对方式、自尊与学校生活满意度都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F检验可知,自尊(df=3,F=5.09,P=0.01)与学校生活满意度(df=3,F=3.12,P=0.05),应对方式中的退避(df=3,F=2.76,P=0.05)都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其它因子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2.2 大学生自尊、应对方式和学校生活满意度的相关 见表2。

表2 大学生自尊、应对方式和学校生活满意度的相关(r)

表2可见,大学生学校生活满意度与自尊成正相关,与应对方式中的解决问题、求助成正相关,与退避成负相关。

2.3 大学生学生满意度对自尊、应对方式的多元回归方式见表3。

表3 大学生学生满意度对自尊、应对方式的多元回归方式

以自尊和应对方式为预测变量,采用逐步线性回归分析法,考察大学生自尊与应对方式对学校生活满意度的预测。结果发现,大学生自尊、解决问题和自责能进入回归方程,它们总共解释了学校生活满意度的18.9%的方差变异。说明自尊、解决问题和自责能对学校生活满意度起正向的预测作用。

2.4 大学生应对方式在学校生活满意度和自尊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见表4。

表4 大学生应对方式在自尊与学校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线性回归进行对应方式的中介作用检验,由表4可知,大学生应对方式中的解决问题与求助在自尊与学校生活满意度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自责、退避、幻想、合理化在自尊与学校生活满意度中不起中介作用。从中介效应的大小来看,解决问题的中介效应大于求助的中介效应。

3 讨 论

3.1 大学生自尊、应对方式与学校生活满意度的基本状况以往对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国内王晖等人的研究均认为性别并不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13]。但王极盛对初中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发现女生在总体幸福感、家庭满意度、自我满意度、同伴交往满意度和生活条件满意度上均显著高于男生,并且认为这可能与男女生在抱负水平、评价标准和情感体验上有较大的差异有关,相对而言,男生对自己的要求和抱负比女生要高一些,体验的幸福感和满意程度相对就少一些[14]。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学校生活满意度并不存在性别差异,验证了De等人的观点。但也与一些前人的研究结果相矛盾,比如田丽丽等人就研究得出女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男大学生[7]。原因可能是由于男女大学生在大学中所处的环境基本一致,都是面对同样的老师同学与社会;另一方面,可能是由男女生性别角色差异逐渐缩小,女生也有同样的机会发展和完善自己,他们有同样的机遇去改变自己的人生,对自己拥有较高的抱负。

3.2 大学生自尊、应对方式和学校生活满意度相关 大学生的学校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经过方差分析发现,一年级的学校生活满意度得分最高,二年级得分最低,三四年级有所上升,研究结果与刘裕等人[15]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了大学生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对学校与学习都抱有比较高的期望,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与希望,因此,他们会对他们的学校产生比较高的期待与满意感。而进入第二年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一年的学习发现与中学不一样,没有了约束,并发现大学不如想象中完美,因此会产生对前途有较沮丧的念头,对学校的满意度也会迅速降低。而到了大三与大四的时候,又要面临一些选择,生活都比较充实,因此他们的对学校的满意度又会重新进行思考,产生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评价。

大学生学校生活满意度与自尊呈显著的正相关,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是相一致的[5]。自尊反映了个体对自己的价值感,高自尊的个体都对自己持比较肯定的态度与期望,并且具有良好的应对方式,能应付好生活与学习上各种各样的问题,并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够改变环境,因此他们对学校的满意度也比较高。而低自尊的个体则不相信自己的价值,对自己评价过于负面失真,而且他们的行为方式过于被动消极,并觉得事情的结果早已由他人或者命运安排,自己毫无能力改变,因此他们不会努力去接纳环境,改变环境,因此他们的学校生活满意度也较低。另外,大学生积极的应对方式与学校生活满意度成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学校生活满意度成负相关,这与国内的研究相一致[10-11]。说明了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学校生活满意度。

3.3 大学生应对方式在自尊、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分析研究发现,应对方式中的问题解决和求助在自尊和学校生活满意度之间起着部分中介效应,而且这两种效应都是正向的,另外,自责、退避、幻想、合理化在自尊与学校生活满意度中没有起到中介效应。对于应对方式作为中介变量在个体心理健康、情绪稳定性中所起到作用,已经由Lazarus等人提出,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得到了证明。本研究的结果也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是相一致的,聂衍刚等人曾经探讨过青少年应对方式在人格和心理危机的之间的关系,就发现了应对方式在两者当中起中介效应[16]。孟秀红等人也发现了应对方式在生活满意度和抑郁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17]。但是本研究发现只有积极的应对方式能起中介效应,而消极的应对方式没有起中介效应。这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研究所得到的结果不太一致[8],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大学生在高低不同水平的学校生活满意度上,应对方式的作用机制不太相同,大学生运用积极应对方式的时候可能有助于提高学校生活满意度。但如果运用消极应对方式的时候,可能对于学校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仅仅起中介那么简单,可能由于其他因素的存在而遮掩了中介效应。因此对于这一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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