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戊戌变法以后，宪政就一直是国内外报刊热衷探讨的问题。改良派人士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不仅将西方的立宪制度条分缕析地介绍给国内读者，同时还将宪政文化作为一种国民常识进行普及和宣传。尽管革命派创办的《民报》对君主立宪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对于以宪法实施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这一点并没有太多的异议。辛亥革命的结束无疑也结束了清政府立宪实践的可能，但改良派人士在宪政文化建设中的努力并非毫无“遗产”可言，至少在一些报刊的议政方式上已经将“舆论政治”变成了宪政文化的直接表现形式，这不仅在新闻史上意义深远，也给现代政治文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国风报》于1910年2月创刊于上海，作为一份旬刊，它出版至1911年7月停刊。在这份由何国桢编辑发行的刊物中，早已在舆论界有着赫赫名声的梁启超（使用笔名沧江）是其主笔。它也是《新民丛报》停刊之后，改良派人士最主要的舆论阵地。在《国风报》刊行出版之时，正是清政府推行预备立宪如火如荼之时，宣统帝固然还无力主政，一班耆旧老臣和封疆大吏也各有盘算。于是，围绕国会问题、铁路举债问题和民变处理等问题，《国风报》以每期8万余字的篇幅连篇累牍地发表相关言论，起到了转移一时舆论的作用，创刊后便行销十七省及南洋、澳洲、美国、加拿大等地。

“舆论政治”与宪政文化

在《国风报》的叙例中，论者便称“夫立宪政治者，质言之则舆论政治而已”［1］，在长舆的《立宪政治与舆论》一文中进一步发挥，称“专制政体之下，固无舆论发生之余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