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最近20年的社会生活明显地趋于民主。言犹在耳，上世纪末哈佛教授亨廷顿以“文明冲突”为新世纪所做的裁决，随着非西方世界各国的民主化浪潮而有了隔世之感。虽然，如台湾那样，民主化在每一个本土社会其实都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民主的理论伴随着它在各国的实践，从而有了不同种类的民主模型，从最具理想形态的“全体治理全体”，到几乎无法与独裁相区别的“代表被统治者利益的统治”。于是，对任何一个群体而言，问题的关键已不再是要不要有民主（因为任何社会形态都可冠以“民主”之名），而是要有何种形态的民主。

自从阿罗1951年发表博士论文以来，我们有了关于民主的各种“不可能性”定理和“可能性”定理。事实上，按照李斯特和蒲伯2011年发表的直观表述，千差万别的民主都可嵌入于“民主的逻辑空间”。这一空间，按照我的表述，可如博弈混合策略“单纯形”那样被转换为平面三角形，它的三个顶点分别表示：（1）自由多元原则的完整性，（2）尊重公意原则的完整性，（3）群体意愿理性原则的完整性。假设群体内每一成员的意愿（对各种可欲状态的价值排序），可以由奈特阐述的“社会过程”集结为群体意愿，那么，逻辑地，各种不可能定理可以直观表述为：不存在可以同时实现上述三角形的三个顶点的社会过程。

换句话说，任何一个社会，充其量可以同时实现上述三角形的两个顶点。典型地，美国社会更靠近由顶点（1）和（2）确定的三角形的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