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

我们经常提分配政策改革，但是我们从没有抓到问题的本质。分配政策不应该是重点，重点是社会政策。政府有责任和义务营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我们应该搞一个系统的“立足点工程”、“中产阶级工程”和“藏富于民工程”。和美国、德国比，为什么我们上学贵、买房子贵、工资少、压力大？根本原因是人家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系统做得比我们好。要知道，全世界的税收都是以促进公平为目的进行转移支付的，中央政府应该利用财权保证全国老百姓得到基本一致的公共服务，缩小不同地区间的贫富差距，缩小地区内部老百姓之间的贫富差距。而高效的不需要“跑部钱进”的地区之间转移支付，需要我们建立目标管理制的行政流程和透明公开的问责程序。

到现在，我们还没怎么意识到：很多经济问题的背后是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有赖社会的广泛参与。比如，工资问题的根本是社会政策出了严重问题，这方面我们在改革上严重缺乏信心，只是一味抑制和回避，其实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工会。在我们印象中，工会是和企业对着干的，会扰乱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国内媒体对工会的报道也多是负面的。国内学界对工会的研究也相当匮乏。

而在国外罢工、骚乱这些都只是个别现象，工会的作用更多的是积极的。比如说德国，德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正是工会的有力作为使得德国的工资持续多年连续低于生产力提高的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