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近期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首次审议《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各界对于该项修法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整治违规滥用劳务派遣。

劳资双方基于各自利益取向，就此展开激烈博弈，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局面。原因很简单，有调查显示，2010年全国劳务派遣用工数量已急速膨胀至6000万人左右，占到职工总数16%，有这种既深且广的利益关涉，关注度自然不断放大。

滥用劳务派遣显失公平自不待言，然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难点，除了上文所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更在于导致既得利益者得以坐大的集体行为困境。具体来说就是：一个过度自由、过度强调雇主权利的劳动力市场固然不足取，但一个过度规制、过度强调雇员权利的劳动力市场同样不利于经济成长，其最终结果，反而会损害到雇员利益。

解决行为困境的纸上谈兵甚为轻易，无外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但在实践层面，中间平衡点如何设置尚无定论。譬如2008年1月1日起颁布实施的现行《劳动合同法》，围绕其中“无固定期限合约”等规定，不只资方频频反弹，就连相对中立的学界人士同样不乏反对声音。更不用说，本当身为劳动法护法者的地方政府也有部分浅尝辄止，很快就以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为托词，选择性放宽劳动法尺度。

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表明，在兼顾公平的前提下，效率优先更为突出地体现在了这一历程中，而这，对于打破计划经济的桎梏，探索全面开放的路径，构建未来发展的基础，发挥了极其显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