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自省
2012-04-29史飞翔
南方文学 2012年3期
史飞翔
挟裹其中,只能如一片树叶,身不由己,顺流而下,直奔某种归宿。
对于20世纪的中国知识界来说,郭沫若是一个巨大的、标志性的存在。不了解郭沫若,你就无法真正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境遇和悲剧品格。那么,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漫长的精神炼狱中,郭沫若究竟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建国后,郭沫若逐渐失去了“五四”时代那种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无论是学术品质还是个人品德都呈现出一种萎缩、停滞乃至倒退。对于自己的这些倒退郭沫若心明如镜,迫于形势他一面高唱赞歌,一面又不断地对自己进行着良心和道德上的自省、反思和拷问。
1958年3月,郭沫若为响应“百花齐放”的号召,将两年前写的《牡丹》、《芍药》和《春兰》三首诗拿出来,仅用10天时间,就以100种花为题写了101首诗,取名《百花齐放》,旨在艺术地象征社会生活中的“百花齐放”。
但很快郭沫若就在一封信中,对此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说:“我的《百花齐放》是一场大失败!尽管有人作些表面文章吹捧,但我是深以为憾的。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101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现在我自己重读一遍也赧然汗颜,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
1965年12月22日,郭沫若在写给陈明远的信中说:“我早已有意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上月我满七十三周岁了。在世的日子,所剩无几了。回顾这一生,真是惭愧!诗歌、戏剧、小说、历史、考古、翻译……什么都搞了一些,什么都没有搞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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