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博奇

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

——1988年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致命的自负》

1988年，农历龙年，气象万千。改革开放已然十年，自上而下的改革正向更深层推进。

元旦，天安门城楼向中外游人开放。5月，上海外滩和平饭店南楼挂出“李国机律师事务所”铜匾，成为内地首家私人律师事务所，舆论惊呼“中国又有律师了”。7月，国内首个企业产权交易市场在成都成立，从此企业破产、拍卖、兼并、参股、承包、重组有了规范化场所。与此同时，全国第一家产权交易机构的前身“武汉市企业兼并市场事务所”诞生。

卡拉OK传入中国，从沿海到内地，大肆流行起来。国家美术馆举办“中国首次人体油画展”，18天接待27万人次。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在国际上好评不断，从柏林捧回“金熊奖”，影视业经受商业化洗礼。

是年，松下幸之助《追求繁荣》和J·M·朱兰《质量计划》相继出版。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访华，认为中国的改革到了“最后的时刻”，建议放开价格管制。搁置争论，中央痛下决心，进行“物价闯关”。一夜之间，各地物价飞涨，抢购此起彼伏，衍生大量“倒爷”。物价紊乱诱发通货膨胀，10月，政府不得不紧急调控。

政策层面不断利好。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出台，企业的自主权利得到法律的肯定和保护。9月，“国际劳工组织亚洲人力资源开发网、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中心成立暨首届学术研究会”在贵阳召开，这被视作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研究开始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