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

一、“乡土中国”的被建构：进入“世界史”的视野

日本学者子安宣邦认为，自1850年始，“东亚”是“被拖到‘世界和‘世界史”中去的，而这一“世界”，是以西方和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这一时期发生在中国、日本的一系列东方和西方的冲突具有非常强大的象征性，“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3年的佩利渡航日本、1859年的日本开放口岸、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及1863年的萨英事件等等，只要舉出上述年表中的事实，就会清楚1850年在东亚所具有的意义。1850年象征着由于欧美发达国家以军事实力要求开埠使亚洲卷入所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期。人们认为，发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这一经济、政治体系正是在此时期作为世界性体系得以完成的。”①“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成为“世界性体系”，而亚洲的“帝制和农业文明经济体系”被作为“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体系”被纳入到“世界史”之中。亚洲的“近代”由此发生，开始了所谓的“启蒙”和“发现”之旅，但也决定了它的“第二性”的身份和地位。

“与东亚一起，日本的近代是以被组合到‘世界秩序中来，被编入‘世界史的过程而开始的。日本的近代化意味着自愿走向发源于欧洲的‘世界秩序或者‘世界史。”②在子安宣邦这里，“日本”和“亚洲”、“中国”是同质性的存在，因此，这句话，也可以转义为中国的近代化意味着自愿走向发源于欧洲的“世界秩序”或者“世界史”。“自愿走向‘世界史也便是将自己编入到欧洲普遍主义的‘文明历史当中。”③以此角度分析中国的近代史和现代性追求的起源很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