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

我的丈夫是在1997年3月去世的。转瞬间，他离开我15年了，我几乎没有一天忘记过他，特别是当我外出，看到成双成对的老年人时，就生出一种羡慕的思绪——他要还在，该多好。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中国科学院位于长春的一个研究所工作，我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都算不上积极分子，这自然对我的前途有些影响。

1958年9月，我代表单位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大跃进科研成果展览会”，顺便见了我姐姐托人给我介绍的他。我和他一见钟情，感觉特别投缘。当年底，我返回长春，经过几个月的书信往来，我们确定了关系。他向组织申请调我到北京工作。次年8月，他所在的单位调令下来后，我住到北京的姐姐家里，等通知去报到。谁知我的人事档案寄来了，他的单位却不要我了，还有一位领导找他谈话，劝他不要和我结婚。

后来我才得知，我的人事档案退回后，我的原单位领导与中国科学院干部局协商，将我留在院部，分配到《科学报》工作。当时，我得到上班的通知，高兴极了，对之前发生的风波全然不知。

现在想来，我的丈夫个人条件比我好得多。他出身贫农家庭，又是党员，在50年代初考取北京大学法律系，经高校院系调整，他又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又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的第一批研究生，导师都是苏联专家。毕业后又分配到中央单位工作。而我出生在地主家庭，还有海外关系，当时尚未入党，学历也比他低。在当时，他态度坚决地与我结婚，真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