姻李辉

封面中国，再翻一页历史

时至初秋，桂花新放，走在南京郊外中山陵的树林里，或走在城里西康路一带幽静的庭院里，随处可以闻到漂浮而来的淡淡花香。

二○○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我走进西康路三十三号大院（原十八号），伫立在原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老楼之前。这一天，历史环节中的一个虽普通却也有一点儿特别意味的日子———回望：距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六十年有余，老楼的主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gart）大使铩羽而去的日子；前行：距二○○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国庆大典，则只剩四天。

六十年，一个甲子。

这个大院，这座老楼，在我眼里，似乎在以它们的方式感受一个甲子的沧桑。中国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演变，在华西方传教士及后代的独特性，他们对中国事务的介入，他们在影响中国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难以预测的命运，集中地、戏剧性地在这里最后呈现。政权更替，时代转换，司徒雷登在华生活五十年，那一天，在这里戛然而止，黯然终结，使得这一个甲子的循环，于历史厚重中又多了人生况味。

一位经历特殊的美国传教士，不会因身影远去而被遗忘。

早在全民学习毛选“雄文四卷”的时代，一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让我和许多同龄人，儿时即熟知了这个美国人的名字。“总之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陌生的身影，在“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成语里多了几笔滑稽。“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