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远

巴金是家族逆子，乡人常以他为反叛典型来训诫离经叛道、不务正业的后辈们。少年巴金曾给“新青年”导师陈独秀写过一封信，诉说思想的苦闷，以求指点，可是信件犹如泥牛入海，一去无回。15岁那年，巴金读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一本五四时期传播到中国的介绍无政府主义的册子。他如获至宝，从这本书里“得到一个小孩子的幻梦”。他相信书中所说的：“世界上所有工作都不能救国救民救穷人，挽救世界的堕落只有一个方法：革命！”

“砸碎万恶的旧世界，建立新的理想社会，一切罪恶就会马上消灭。”今日看来，这种似乎略显天真幼稚的思想，在那个被封建制度压迫千年，有志之士急于寻找推翻旧道德、旧制度的特殊年代，是多么振奋人心，又是多么时髦和光彩的事情。

那么，巴金为什么来法国呢？我想主要在于法国是当时无政府主义的“核心地带”。抱有“取消各国政府，人民就可以过上幸福平安的生活，挽手奔向一个美好社会”的天真想法的巴金，是怀着朝圣心情而来的。当你阅读他在赴法船上撰写的《海行杂记》时，文中常有“月夜、星天、繁星、日出”等自然现象与个人感情浑然一体的描写，好比黑夜中呼唤光明、黎明中期盼日出的心境，“好像明天的太阳就从东方升起，一个崭新的社会就会出现在你面前”。

远行赴法的巴金，心情像他后来在《家》的末尾所写的：“觉新在离开时感到眼前是一片绿水，他感到很留恋很惆怅，又感到这片绿水将把他带到一个崭新的生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