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栖居形态与诗人心性
2012-04-29茱萸
诗歌月刊 2012年8期
茱萸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
——杜甫《咏怀古迹》其一
浣花溪畔的迟日江山不再,他丧失的家园曾被命名为“草堂”,如今也已不复当初:诗人杜甫注定要承受一次又一次的流离失所了,他离开成都,往赴夔州,再转江陵。就是在这一路上,他写下了《秋兴八首》和《咏怀古迹》,不仅念念不忘“每依北斗望京华”,更在劳顿和困苦中思虑着另外一个名叫庾信的远逝灵魂。虽然他们一个“依北斗”,一个“哀江南”,但在对“还乡”的汲汲上,杜甫却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庾信精神血脉的唐代传人。
不知道具体该从何时算起,“择邻”和“还乡”这两个主题,开始成为横贯在传统中国人精神中的两大焦虑。“孟母择邻”的故事,最早的出处似是刘向所撰的《列女传》,而它之所以成为家喻户晓的劝谕典型,则要归功于自南宋以来流布、有“蒙学之冠”之称的《三字经》。“择邻”意味着对卜居之事的慎重。这份慎重表明,人们是多么渴望通过选择好的家宅来获得庇护、安慰和进取的动力——在这点上,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甚至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在中国人这里,这重焦虑深重到那样的程度:它需要急切地被写入到开启童蒙的读物中去。这种书写行为所导致的最有意味的后果便是,读着这本书长大的中国儿童们,早在开蒙之初,便将择居的情结深种。从此,对栖居之地的选择,成为贯穿他们一生的重要主题。
如果说“择邻”是对栖居之地作为家园属性的看重,那么“还乡”则是择邻行为的后续肯定,它更是萦绕纠缠在中国士人们心中的一个永远的心结。……
登录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