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耜

阅读李景林的散文新著《天边晨岚无语》，我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不同的文学样式，诗究竟能够在何种程度、哪些方面融入并有益于散文？换句话说，一个诗人从事散文创作，他会拥有怎样的潜在优势？而这种潜在优势在具体的文本建构中，又可以转化为怎样的艺术个性和审美特征？

众所周知，代表了共和国“十七年”散文创作高端成就的杨朔，是主张“把散文当诗一样写”（《东风第一枝？小跋》）的。这样的说法在学理和逻辑的层面，自然破绽多多：它那一“把”一“当”，不仅使原本比肩而立、不分轩轾的诗歌与散文，骤然间生出等级的差异和品质的高下，而且从根本上取消了散文所应有的艺术自性。而散文一旦丧失了艺术自性，又焉能在文学世界安身立命？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说法仅仅看成作家创作经验或探索心得的一种表达，那么，它确实又不无合理的成分，这就是：既肯定了诗歌与散文的艺术相通，又强调了诗性在散文中的积极意义和能动作用。关于这点，诗文兼擅且学养丰厚的余光中先生，曾有若干严谨而不失生动的经验之谈。他明言：“散文与诗，是我的双目，任缺其一，世界就不成立体。”（《记忆像铁轨一样长？自序》）他认为：“在中国传统里，写诗、写散文，都是文人的当行本色；许多文人未必诗文双绝，至少也是双管并搦，不致偏行。”（《连环妙计？自序》）他指出：“描写文和抒情文，尤其是抒情文，功用已经与诗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形式和技巧，可以称之为‘诗质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