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

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犹如拉动时代向前的两只车轮。长期以来，学界往往以“政府一社会”模式作为理念，将“大政府、小社会”作为分析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固有思路。在这一思维惯性下，一些学者将“政府向社会放权”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主旨，将“小政府，大社会”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与主题。

事实上，这种分析误解了中国“政府一社会”关系内在的意义结构，也忽视了一直以来中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固有纽带。而这个纽带正联结着中国政府与社会的资源通道，是中国式“政府一社会”关系的核心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正是政府能力的提升为社会重塑提供了制度性平台。1949年之前，社会基本处在碎片化的无序状态，宗族式的乡村自治实质上只是这种无序状态的一种另类辩护。1949年之后，正是政府治理由过去的县延伸到村，才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制度供给，才为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回归当前，社会自治取得了进步，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从根本上说，这反映的并不是政府对社会的干预过强，而是政府能力不足的基本现实。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府能力开始面临地方主义、部门主义的挑战。而社会组织的兴起也并不天然带着秩序性要素。政府能力的相对弱化与社会组织的相对成长正在形成一种不协调的发展格局，这种格局实质上反映的是中国政府能力正出现相对不足的状态。

由此可见，社会是政府的外在边缘结构，是一种特殊的“亚政府”模式，社会的自治能力与政府能力密切相关，并且有赖于政府能力的积极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