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陈沙沙

八方寻水

□ 本刊记者 陈沙沙

由于连年干旱，作为供水“常规军”的地表水压力重重。为了支撑北京的用水需求，其背后是看不见的“八方找水”。

2011年2月15日，在永定河特大桥全线控制工期的重点工程施工现场，干涸的永定河河床暴露在桥下。

3月中旬的雨雪天，不仅降低了PM2.5数值，也滋润了干燥的北京城。然而，面对连续12年的干旱少雨，微乎其微的降雨量对这座拥有2000万人口的“首善之都”而言，只是杯水车薪。

水，北京之困；水，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珍贵。

无奈的地下水超采

“北京的缺水是看不见的，拧开水龙头水‘哇哇’地流，老百姓怎么知道呢。”作为达尔问乐水行的资深志愿者，已退休的张祥走遍了北京180多条大小河流。

5年的走访，张祥深知，“节约用水”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政府的倡导中，大多数北京居民很少有“缺水”的切身感受。

然而，有“用量”不等于有“水量”的悖论，才是北京水的真相。

“有河皆干，有水皆污。”这句乐水行队员的走水总结，多少有些调侃和无奈，却也道出了北京缺水的困境。水务局官网的“河道水情表”、“大中型水库水情表”中，五大水系的“气若游丝”，成为最好的佐证。

据2010年《北京市水资源公报》显示：2010年全市总供水量为35.2亿m3，其中地表水4.6亿m3、南水北调水2.6 亿m3、地下水21.2亿m3、再生水6.8亿m3，占总供水量的百分比分别为13%、7%、61%、19%。

由于连年干旱及入境水量、降雨量的骤减，作为供水“常规军”的地表水压力重重。为了支撑北京的用水需求，其背后是看不见的“八方找水”。

北京水务局供水处处长胡波介绍，这几年北京连续在平谷、怀柔、房山、昌平建立了4个地下应急水源地；此外，还向河北等地调水。目前共有9类水源地日夜为京城供水。

而作为北京主要水源的地下水，也因十多年的超采，水位已由1999年的平均12米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平均24米左右。

“地下水开采到了什么程度？就是我们铺的那些草坪、种的那些树必须得浇水，因为它们的根够不着水了。”资深水问题专家王建向记者举例，并展示了其2009年的调研报告。

“在顺义这边有100多平方公里的疏漏区，说明地下水抽得太狠了。35口井，24小时拼命地抽，自来水厂才能把水供给每家每户。”王建说，这就是“干渴城市”北京现在的供水格局。

用王建的话来说，现在北京采取了“非常时期的非常安排”，概括起来就是“牺牲生态保生活、压缩郊区保城区、动用储备保当前、总量控制保供给”。

城市的“第二水源”

缺水的北京常常给人“丰水”的错觉。东郊潮白河和西郊永定河碧波荡漾；以前、中、后海为代表的数十个城市湖泊也总是水美景秀。

但对于常年走水的乐水行领队邵文杰来说，这些不过是人工生态的“景观”。“像潮白河，有的地方断流，有的地方水面非常宽阔。这些水都来自北京的水龙头，就是城市生活污水净化而来的再生水。”

所谓再生水，指污水经处理后的达标水，一般可用于厕所中水系统、城市绿化以及河流生态用水等。受缺水现实逼迫，北京于2003年开始建设再生水厂。至2011年，再生水利用量已达7亿立方米。未来四年内，北京计划将再生水年利用量扩至10亿立方米。

据介绍，除了与水源地团城湖相连的颐和园，其它景观水基本使用的都是再生水。此外，达到一定标准的再生水也用于农业灌溉，使用量达3亿立方米。

“目前，再生水通过灌入河道、渠道，再用抽水机、潜水泵等提水设备送到田间地头。”大兴区南红门水务所负责人吕新介绍，2007年5月竣工的南红门灌区农业利用再生水工程，已使大兴区青云店、长子营、采育等8个镇的部分农田受益。

但与环境用水、农业灌溉相比，再生水在居民生活中的使用还并不普及。

对此，北京科技大学学生雷珣及其团队，曾在2010年做过专项调查。299份有效问卷显示，居民对再生水的认识程度普遍偏低，并基于水质存在一定的顾虑。而各社区物业由于成本问题，对再生水处理的运作也不尽如人意。

当然，作为再生水“原水”的污水，早已成为重要的水资源。2010年，北京全市污水排放总量为14.17亿立方米，污水处理量11.31亿立方米，污水处理率达80%。

在刘斌、胡波等水务人眼中，“开源节流”是工作中永恒的主题。“我们自身要立足于节流，从自身挖潜力。自身约束，节水为先。”

向天空要水

对于一个严重缺水的地区，“天赐”的雨水不应该遭到漠视。北京也正在实施“向天空要水”、“把雨水吃干榨尽”的活动，并日益重视雨洪的收集利用。

“黄土”不露天的北京中心城区，沥青、水泥遍地，似乎并不存在“雨水收集”的客观条件。一场暴雨下来，迅速沿着排水管道汇聚，并随着河渠流出北京。

而郊区的储蓄功能似乎也不尽如人意。多年来，张祥去密云植树观察到，“走遍密云的山，植被非常稀少，岩石裸露。下点雨就跑了，根本留不住。”

“这就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王建坦言。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地表不透水面积比例大幅度提高，导致相同降雨条件下径流系数增大、洪峰提前、洪量增加，加大了城市防洪排涝压力，引发道路积水等问题，同时也造成雨水资源的流失。

在《北京市“十二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中，特意提到雨洪利用。“把雨洪综合利用纳入城市建设的各个领域。‘十二五’时期要规划建设地下蓄水池，推广透水铺装，建设低洼草坪绿地，建设下沉式绿地及雨洪蓄滞区，利用砂石坑建设雨洪滞蓄区，把水留在地下、留在绿地、留在坑塘……大幅提高雨水的集蓄利用水平。”

“现在，市委、市政府要求加大雨水利用能力，比如规划新区时增加透水面积、校园修建雨水收集池、对老社区进行改造，以及园林绿化中雨水的利用。”刘斌讲到这几年的改善情况。

例如，总面积约84.7万平方米的奥林匹克公园中心景观区，雨水利用工程包括17万平方米透水铺装地面、10个地下水收集池、下沉花园蓄洪涵、树阵绿化带下凹式绿地、中轴路雨水集水沟等。

新水源“预备役”

虽然对南引“长江水”、自产“再生水”寄予厚望，但为解北京之渴，人们一直没有停下四处寻找的脚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北京干旱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人把期待的目光投注在北京三大水源“储备军”身上，它们是—— 岩溶水、海水淡化、北引黄河。

相较于岩溶水，海水淡化是指脱去海水中的盐分，将苦涩的海水变成洁净的淡水。这一技术在我国早已成熟，天津人早已喝上淡化海水。

2011年10月10日，位于河北省曹妃甸的海水淡化工程——曹妃甸北控阿科凌5万吨/日海水淡化项目竣工投产。这抹“蓝色诱惑”吸引了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吉林出席竣工仪式，并于次日通过媒体宣布，北京市将与河北省密切合作，积极推动淡化海水进京，为北京水资源的持续利用提供保障。

但是相对于普通自来水价格，淡化海水的价格还是普遍偏高，这依然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淡化海水只能作为北京解渴的战略用水梯队，还有待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和成本的继续降低。

对此，刘斌解释道：“如果北京人口再多怎么办？淡化海水就可以作为未来的一个战略水源。”

相较于海水淡化，岩溶水是存于可溶性岩层的溶蚀裂隙和洞穴中的地下水，是一种极难恢复的水源。作为“子孙的水”，自2006年以来，其开采必须通过相关部门审批。目前，岩溶水的使用仅存在于北京部分极其缺水的山区。

而对于“构想”中的北引黄河，有媒体称，水务局近年多次对外表示，正在筹划实施引黄工程，即从黄河的山西万家寨枢纽调水进桑干河，最终到达官厅水库。设计调水规模可能达到每年3亿立方米。

业内人士透露，对于焦渴的北京而言，这三只“储备军”的上马均已箭在弦上。

水从哪来

2011年，北京起草、落实了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意见，提出了用水总量、用水效率、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的具体措施。

而北京能否在“三条红线” 的监督下平安突围第四次“水紧张”？对此，受访专家持保留态度。这场“水源与城市规模”的竞赛永没有尽头。缓解“水紧张”，北京仍需靠自己。

对于还在膨胀的北京，王建一直呼吁“以水定都”，而不是“以都定水”。

“社科院给市领导提的意见是，北京的人口完全可以发展到3500万。我当时就指出，这是制造生态灾难。”回忆起一次学术会上的争论，王建坚持道：“他们从经济角度出发，认为最大规模的城市就是世界城市，而衡量标准就是人口规模、经济规模、现代化程度。但首先，‘水’就不能支撑3500万！”王建认为，北京处于中国七大水系中最缺水的流域，疯狂的人口扩张最后只能违背自然规律。

无独有偶，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教授级高工李其军。在采访过程中，他多次强调城市的区域协调发展。

而在刘斌、胡波等水务人眼中，“开源节流”是工作中永恒的主题。“我们自身要立足于节流，从自身挖潜力。自身约束，节水为先。”

如今，北京“上天、入地、南调、北引、出海、自产”的八方找水格局即将全方位展开。一座城市往往因水而活，即使2014年南引“长江水”成功，这场水资源的“保卫战”仍然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