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功谊

论先唐封禅文的体式演进

■丁功谊

封禅文;先唐;文体特征

封禅文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文体，千百年来，帝王们无不对封禅怀着无限的向往，文臣们无不以写作封禅文为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帝王的重视及文人的创作热情，促进了批评家对此文体的辨析，刘勰在撰写《文心雕龙》时也单列《封禅》一章，昭明太子萧统编纂《文选》时就单列一卷，收入了三篇封禅文，称封禅文为符命，封禅文在南朝萧齐初年正式为文章之一体，并为时人所认可。明清以来，不断有人对此作文体辨析。20世纪以来，封禅文化成为学界研究热点，而封禅文的研究却显得比较单薄。本文拟就先唐封禅文的文体特征、颂德内容、发展过程等几个方面予以论述。

一、封禅文的文体特征

什么是封禅文?先从封禅说起。张守节《史记·封禅书·正义》云:“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言禅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泥银绳，或曰石泥金绳，封之印玺也。’《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1](P1355)封禅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祖先的大典，封禅文，就是劝导、宣扬帝王封禅或在封禅大典期间歌颂帝王的颂德文章。

刘勰在《文心雕龙·封禅篇》中对封禅文极其重视，他说:“兹文为用，盖一代之典章也。”[2](P816)指出了封禅文在各种应用文体中的崇高地位，那么，封禅文的文体特征是怎样的呢?笔者考察时发现其体式是应用过程中逐渐形成并逐步发展的，每个阶段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貌;尽管如此，各阶段的封禅文也有着一致的共时性特征，这些特征也就是封禅文文体独立出来的标志。

从现有资料来看，李斯的《泰山刻石文》为现存的第一篇封禅文。刘勰在梳理封禅文发展的源流时指出:“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2](P803)“秦皇铭岱”指的是秦始皇封禅泰山时李斯写《泰山刻石文》，刘勰认为它是那个时代最好的作品，写得通达壮美。这篇封禅文保存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现过录如下: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只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1](P242)李斯从两个方面来歌颂秦始皇的功绩:一，临位二十六年来修明法度，兼并天下;二，平定天下以后，励精图治，四海清平。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李斯刻石文还有《琅邪台刻石文》、《之罘刻石文》、《东观文》、《碣石刻石文》、《会稽山刻石文》等，它们和《泰山刻石文》一样体现了“颂德”的特点。秦始皇之后，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登封泰山。这时，封禅文开始分为两种体式:一种是碑刻式，刻在山石上为帝王铭功颂德，如汉武帝《泰山刻石文》;另一种是奏议式，在朝廷上劝导、宣扬帝王祭祀天地，如司马相如《封禅文》。

这两种体式的共同特点是以颂德为主，多属韵文，文风庄严。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文采不足而质朴有余，例如东汉张纯的《泰山刻石文》，刘勰指出了张纯在颂德上的优点与不足:“及光武勒碑，则文自张纯，首胤典谟，末同祝辞，引《钩谶》，叙离乱，计武功，述文德，事核理举，华不足而实有余矣。”[2](P806—807)张纯之作，事实确凿，道理显明，内容充实有余而文采不足，显得质木无文，这实际上是所有碑刻式封禅文的特点。奏议式封禅文则富有文采，宣扬君权神授，且带有符命的内容，昭明太子萧统编纂《文选》时就索性称奏议式封禅文为“符命”。如果说碑刻式封禅文始终呈现出应用文的体裁特点，那奏议式封禅文从一开始就显现出较强的文学色彩，备受文学家及批评家所瞩目。刘勰对司马相如的《封禅文》评价极高，他说:“观相如《封禅》，蔚为唱首。尔其表权舆，序皇王，炳玄符，镜鸿业，驱前古于当今之下，腾休明于列圣之上，歌之以祯瑞，赞之以介丘，绝笔兹文，固惟新之作。”[2](P804)在刘勰看来，这篇封禅文追溯上古封禅的起始，叙述历代帝王的功德，宣扬符瑞的玄妙，反映宏大的业绩，用祥瑞的出现来歌颂当朝，用泰山望幸来赞美武帝，尽管是作者的绝笔之文，却无疑又是封禅文中的创新之作。显然，刘勰将司马相如作为奏议式封禅文的奠基人，将这篇文章作为奏议式封禅文的开山之作。

二、封禅文的颂德内容

碑刻式封禅文一般比较简短，庄重质朴，内容均为颂德。秦朝之后的碑刻式封禅文往往师法李斯，如汉武帝《泰山刻石文》篇幅短小、运笔简约，全文如下:

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3](卷二)

此文受李斯刻石文影响，都是质朴的颂德文字，但构思比李斯精密，全文仅四十五个字就概括出了汉武帝礼天、事亲、育民三方面功绩，并以天人关合的祝福之语收束全篇。碑刻式封禅文到了东汉时，篇幅有所增长，如东汉张纯的《泰山刻石文》[4](《全后汉文》卷十二)，就分别引用了《河图赤伏符》、《河图会昌符》、《河图合古篇》、《雒书甄曜度》、《孝经钩命决》等纬书的内容，但依然写得质木无文，没有以铺陈的笔墨来渲染夸饰帝王的功德。碑刻式封禅文一般显得比较简短的原因，一是在于受其物质载体的局限，在碑石上刻字没有用笔和竹简(或者绢)来得方便;二是碑刻式封禅文毕竟属于公文式写作，即杂文学写作，与纯文学抒情、体物的写作方式有很大区别。

奏议式封禅文的内容则比较广泛。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宣扬玄妙的符瑞，歌颂当朝的帝王。此后的奏议式封禅文延续了这种写法:一，用符命的出现来劝导帝王封禅。如扬雄《剧秦美新》云:“逮至大新受命，上帝还资，后土顾怀，玄符灵契，黄瑞涌出， 渤 ，川流海 ，云动风偃，雾集雨散，诞弥八圻，上陈天庭，震声日景，炎光飞响，盈塞天渊之间，必有不可辞让云尔。”[5](卷四八，P680)符瑞的出现是帝王必须封禅的理由，《史记·封禅书》道出了符命与封禅之间的关系:“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1](P1361)可见封禅是帝王家独有的事情，必须先有符命才能有封禅之事。二，叙述当朝君主的功绩，宣扬当朝政权的神圣性，以之为正统。如班固《典引》云:“矧夫赫赫圣汉，巍巍唐基， 测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后宣二祖之重光，袭四宗之缉熙。神灵日照，光被六幽，仁风翔乎海表，威灵行乎鬼区，慝亡回而不 ，微胡琐而不颐。故夫显定三才昭登之绩，匪尧不兴，铺闻遗策在下之训，匪汉不弘厥道。至于经纬乾坤，出入三光，外运浑元，内沾豪芒，性类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5](卷四八，P684)他认为汉朝承接夏商周而来，并强调唐尧与汉运间的承递关系，“矧夫赫赫圣汉，巍巍唐基，溯测其源”，“陶唐舍胤而禅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5](P683)。这种对汉室出身正统的反复强调，正是为刘汉政权的合理性作出的合理解释。

先唐封禅文在赞扬当朝君主的功绩，宣扬当朝政权的神圣性、正统性方面可谓是煞费苦心。扬雄就面对一个难题，即如何评价秦、汉、新朝三家政权，尤其是汉朝。扬雄的大半生都是在汉朝度过的，他对汉王朝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曾经在《长杨赋》里歌颂过汉高祖和汉文帝的文治武功;他是个大赋名家，更是个纯正的儒者，他必不能过多地诋毁他曾经留恋的政权。于是，扬雄采取了一种独特的褒贬策略，批判秦朝，歌颂新朝都不遗余力，对于汉朝则以肯定为主，但也给予批评，其《剧秦美新》云:

会汉祖龙腾丰沛，奋迅宛叶，自武关与项羽戮力咸阳，创业蜀汉，发迹三秦，克项山东，而帝天下。 秦政惨酷尤烦者，应时而蠲。如儒林、刑辟、历纪、图典之用稍增焉。秦余制度，项氏爵号，虽违古而犹袭之。是以帝典阙而不补，王纲弛而未张，道极数殚，暗忽不还。[5](卷四八，P680)

这段话可谓是褒贬参半，而贬斥的语气并不严厉，只着眼于典章制度、法律纲纪。李善注引李充《翰林论》曰:“扬子论秦之剧，称新之美，此乃计其胜负，比其优劣之义。”[5](卷四八，P678)显然，扬雄不愿过多地评述汉家王朝。在他身后两百余年，才高八斗的曹植也面对一个颂扬的难题，即如何赞美他多年的政敌，与他争夺太子位的胞兄曹丕。当曹丕以禅让的合法形式夺得汉家四百年基业时，他迫切需要各地的王侯臣子对新政权表态，而曹丕本人就是一代文坛领袖，臣子文章中的深文周纳都逃不脱曹丕的法眼。曹植《魏德论》从三方面展开:一是叙述汉室的衰微，如“元气否塞，玄黄喷薄，辰星乱逆，阴阳舛错。国无完邑，陵无掩椁，四海鼎沸，萧条沙漠”[6](卷二，P215)，委婉阐述了政权禅让给曹魏的合法性。二是赞颂曹操征伐天下的功绩:

武皇之兴也，以道陵残，义气风发。神戈退指，则妖氛顺制;灵旗一举，则朝阳播越。惟我圣后，神武盖天，威光佐扫，辰彗北弯，首尾争击，气齐率然。乃电北，席卷千里，隐乎若崩岳，旰乎若溃海。愠彼蛮夏，蠢尔弗恭，脂我萧斧，简武练锋，星陈而天运，振耀乎南封。荆人风靡，交、益景从，军蕴余势，袭利乘权。荡鬼区于白水，擒矫制于遐川。仰属目于条支， 弱水之潺?，薄张骞于大夏，笑骠骑于祁连。其化之也如神，其养之也如春。柔远能迩，谁敢不宾!宪度增饰，日曜月明，迹存乎建安，道隆乎延康。[6](卷二，P215)

曹植对父亲怀着强烈的钦佩，以整饬的行文高度赞扬曹操如何削平群雄，统一黄河南北地区，奠定了魏朝的根基。我们发现，在《魏德论》中，曹植多次提到曹操:

皇父创迹于前，陛下光美于后，盖所谓勋成于彼，位定于此者也。[6](P215)

武创洪基，克光厥德。[6](P216)

武帝执政日，白雀集于庭槐。[6](P216)曹氏功业是魏武帝亲手奠定，白雀作为符瑞是为武帝而群集，“所谓勋成于彼，位定于此者也”，在曹植歌颂武帝的语气中，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曹植的复杂心情。

三是赞美曹丕能光大父业，“将参迹于三皇，岂徒论功于大汉!天地位矣，九域清矣，皇化四达，帝猷成矣。明哉元首，股肱贞矣。礼乐既作，兴颂声矣”[6](P216)。当然这是夸饰之词，曹植对曹丕的歌颂主要是从曹丕的文学才能来着眼的:“奇志妙思，神鉴灵察。方将审御阴阳，增耀日月。极祯祥于遐奥，飞仁风以树惠。既游精于万机，探幽洞深;复逍遥乎六艺，兼览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场囿，容与乎道术之疆畔。超天路而高峙，阶清云以妙观。”[6](P216)如果说，曹植对曹操颂扬的是武功，那么，对曹丕歌颂的就是文治。这也符合曹氏父子的特点，曹植的《魏德论》可谓是苦心经营之作。

三、封禅文的演进轨迹

封禅文的体式演进与文学自身的发展是同步的。李斯《泰山刻石文》充满法家的语气，不加任何文饰，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7](P382)这反映了秦朝以质朴为主的文风。汉武帝的《泰山刻石文》、东汉张纯的《泰山刻石文》、三国吴主孙皓的《禅国山碑》，也都显得文才不足。

我们注意到，李斯《泰山刻石文》尽管质木无文，却是一篇韵文，其押韵情况如下:押“职”韵，饬、极、式;又押“志”韵，治、志、事、嗣;押韵特点是隔句押。其后，汉武帝《泰山刻石文》押韵情况为:押“职”韵，职、极、息;押“真”韵，义(去声)、仁。碑刻式封禅文的押韵情况表明早期的刻石文与诗有着同源关系，碑刻式封禅文可归入文体中的“颂”类，《文心雕龙·颂赞篇》说:“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2](P322)刘勰就把李斯《泰山刻石文》纳入了“颂赞”类的文体类别中。近人刘师培指出“颂”在先秦时可入乐:

三代之时，赋颂二体，皆诗之附庸;自兹而后，蔚为大国。汉魏之四言诗虽与颂相近，而于文体中称颂不称为诗;其区分盖皆起于三代后也。[8]

刘师培指出了上古时期颂、赋同源的现象，因为颂、赋都能谱入乐章，即都可押韵，都为诗之一体，但他又说:

秦之刻石，与三代之颂不同。颂之音节虽无可考，然三代之诗皆可入乐，颂为诗之一体，必可被之管弦。秦刻石则恐皆不能谱入乐章。故三代而后，颂与诗分，此其大变迁也。[8]

刘师培认为像李斯《泰山刻石文》这样的刻石文不押韵，恐不能谱入乐章，此论则可商榷。李斯《泰山刻石文》以及后来汉武帝《泰山刻石文》都隔句押韵，今人范文澜发现了这一点，他在《文心雕龙注》中说:

《秦刻石文》多三句韵，其后唐元结作《大唐中兴颂》每句用韵，而三句辄易，清音渊渊，如出金石;说者以为创体，而不知效秦文也。[9](卷二，P163)

范文澜认为李斯《泰山刻石文》多三句韵，这种押韵方法会带来“清音渊渊，如出金石”的效果，他实际上指出了李斯《泰山刻石文》是一篇押韵文。如果我们再考察东汉张纯《泰山刻石文》和吴主孙皓《禅国山碑》的用韵情况，就会发现他们的封禅文已经不再押韵了。这说明，到了东汉和三国时期，碑刻式封禅文已不属于韵文。

奏议式封禅文的发展情况则与碑刻式封禅文的演变不同，奏议式封禅文的体貌表现为赋与颂的结合，即体兼赋颂，但又逐渐远离了赋体，即以当代帝王的功业为依托，在写实的基础上歌功颂德，逐渐与赋分流。

汉代司马相如作《封禅文》就从四个方面显露出赋的模样，一是韵文之体，二是主客问答的形式，三是夸饰铺张的气势，四是劝百讽一的结尾。清人姚鼐认为相如《封禅文》体兼赋颂:“《封禅文》相如创为之，体兼赋颂。其设意措词皆翔蹑虚无，非如扬、班之徒诞妄贡谀，为跖实之文也。通体结构，若无畔岸，如云与水溢，一片深茫骏邈之气。”[2](P805)姚鼐说的是相如《封禅文》的写作特点:一方面颂君主之德，所以归入颂体;另一方面讲究铺张排比，带有汉赋的体貌。其实，相如《封禅文》与汉赋还是有很大不同，那就是封禅文颂德必须落实，而赋却多假设之辞，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假设之辞”条云:

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辞，序述往事，以为点缀，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虚、亡是公、乌有先生之文，已肇始于相如矣。后之作者，实祖此意。

顾炎武以相如赋为例，道出了赋有虚词滥说的特点。相如《子虚上林赋》、《长门赋》等赋在铺写叙述上，确实多夸饰想象之辞，而其《封禅文》虽有铺张之气势，却多写实之笔，如在叙述上古封禅历史、宣扬汉武帝玄妙的符瑞、反映臣民急切的劝导等方面都与《史记·封禅书》的记载大致吻合。李兆洛评《封禅文》:“以允答竞业立意，故极波涌云乱之观，而字字有归宿。”[2](P806)说的就是《封禅文》虽然骋词铺叙，但都可以落到实处。如果我们再分析扬雄的《剧秦美新》，就可发现扬雄虽然反对作赋，但他的《剧秦美新》还是用了赋体。虽然用了赋体，却在文中加大了写实的力度，以其赞颂王莽新政为例，扬雄赞曰:“夫改定神眆，上仪也。钦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台，壮观也。九庙长寿，极孝也。制成《六经》，洪业也。北怀单于，广德也。若复五爵，度三壤，经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马法》。”李善对此做了详细的注解:

《汉书》曰:“莽奏定南郊。”

《汉书》曰:“莽奏定群神之礼。”《汉书》曰:“莽奏起明堂辟雍。”《汉书》曰:“王莽隳坏孝元庙，独置孝元庙故殿，以为文母 食堂，既成，名曰长寿宫。”

《汉书》曰:“莽奏立《乐经》，然经有五，而又立《乐》，故云六经也。”

《汉书》曰:“莽重赂匈奴，使上书慕从圣制，以诳曜太后。”

《汉书》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地四等，臣请受爵者爵五等，地四等。”

《汉书》曰:“莽令天下公田口井，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

《汉书》曰:“莽令更名天下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之。”

《汉书》曰:“莽分移律令仪法。”[5](卷四八)

在李善的注释中，扬雄对新朝的这些赞美，句句都能落到实处，绝非为阿谀奉承而夸大其词。这也就体现出封禅文与汉赋的不同:一方面，封禅文难免有溢美的内容，和赋一样宣扬帝王的文治武功，有夸张的成分;但另一方面，封禅文必须以当代帝王的功业为依托，以坐实之笔，颂主上功德。而汉赋的写法是丰辞缛藻、穷极声貌、铺陈想象，它们在内容和写法上终究不同。

奏议式封禅文越往后发展，就越远离赋。三国曹植仍以汉赋中常见的主客问答形式来写作封禅文。三百年后，他遭到了刘勰的批评，《文心雕龙·封禅篇》云:

陈思《魏德》，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绩寡，飚焰缺焉。[2](P814)

曹植才高八斗，文采风流，其诗文中的建安风骨曾得到包括刘勰在内的齐梁文学批评家的一致赞赏，但当曹植以汉赋之体来写作封禅文，尽管颇费苦心，却没有像司马相如那样取得好的效果，刘勰认为曹植的《魏德论》文采、风力很缺乏。而对于同时代的邯郸淳，刘勰的评价也不高:

至于邯郸《受命》，攀响前声，风末力寡，辑韵成颂，虽文理顺序，而不能奋飞。[2](P814)

刘勰认为邯郸淳《受命述》风力不足，虽然条理通顺有序，但力弱不能高飞。显然，他评价封禅文标准之一，就是看其是否有刚健的风骨，正如他在《文心雕龙·封禅篇》中所说:“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2](P816)他要求封禅文具备文采的同时，也要像《尚书》训典类的作品那样，有刚健的骨力，有充实的内容，这也实际上把封禅文与赋区分开来了。在刘勰心中，各种文体都有其各自的特色，对赋而言，更宜重视文采之富美。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刘勰就以“铺采 文”、“词必巧丽”、“蔚似雕画”等语句来总结赋的艺术特色，也就是说，封禅文与赋毕竟是不同的文体。尽管奏议式封禅文开始时体兼赋颂，但最终还是会远离了赋体。

封禅文这种赋颂分流的文体发展趋势，三国时期的邯郸淳其实就敏锐感受到了，他在《受命述》中真实道出了封禅文写作的尴尬处境:“臣抱疾伏蓐，作书一篇，欲谓之颂，则不能雍容盛懿，列伸元妙;欲谓之赋，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扬缉熙，故思竭愚，称《受命述》。”[4](《全三国文》卷二十六，P1195)邯郸淳感到很困惑，从文体上来说，奏议式封禅文是归于颂还是归于赋呢?他无法像作赋那样铺采 文、纵横驰骋地夸饰帝王的功绩。最终，他抛弃了赋体主客问答的形式，勉强作了这篇封禅文，其辞曰:

伊上天阐载，自民主肇建，历听风声，陶唐为盛，虞夏受终，殷周革命。有禅而帝，有代而王，禅代虽殊，大小繇同，于是以汉历在魏，赤运归黄也。是故大魏之业，皇耀震霆，肃清宇内，万邦有截。[4](全三国文卷二十六，P1195)

这是开篇部分，在写作思路上仿效司马相如作《封禅文》，先叙述上古封禅之历史，以天命归魏为曹氏夺取政权的理论依据。《太平御览》曾记载:“邯郸淳上《受命述》，诏曰:‘淳作此甚典雅，私亦美曰:朕何以堪也哉!其赐帛四十匹。’”[10](卷八百一十八)尽管邯郸淳以这篇封禅文得到魏文帝曹丕的奖赏，但我们依然觉得此文写得太单薄，更没有司马相如文中那种洋洋洒洒、汪洋恣肆的气势，刘勰批评此文“不能奋飞”，实为中肯之论。

邯郸淳对封禅文文体的两难选择及其创作实践表明，曹魏时期已处于文体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虽然大赋仍处于文体的中心位置，但即将衰落;而封禅文脱离赋体，已成历史之必然趋势。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文体特征的认识:“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同是宣扬帝王的文治武功，无论作为碑刻式的铭文，还是奏议式的应用文，封禅文都与华丽铺陈的赋有着很大的不同。作为开国之君和文坛领袖的曹丕，以“典雅”之词褒奖邯郸淳的《受命述》，体现出他对奏议式封禅文体裁特征的准确把握。而邯郸淳的创作尴尬表明，歌颂嘉瑞符命、赞美功业德泽的封禅文，已和铺陈想象、极貌写物的赋渐行渐远。这种与赋分流的文体发展趋势，既是封禅文独特的文体要求，也是中国古代应用文体发展的必然选择。

[1](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詹瑛．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东汉)应劭．风俗通义[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唐)李善．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7]鲁迅．汉文学史纲要[A]．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刘师培(遗说)，罗常培(笔述)．左庵文论[J]．国文月刊，1941，(9)．

[9]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0](宋)李盓．太平御览[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封禅文是劝导、宣扬帝王封禅或在封禅大典期间歌颂帝王功德的文章，以颂德为主，多属韵文，文风庄严，主要赞美当朝君主的功绩，宣扬当朝政权的神圣性、正统性。先唐碑刻式封禅文文风质朴，运笔简约;奏议式封禅文则以当代帝王的功业为依托，在写实的基础上歌功颂德，逐渐远离了赋体，体现了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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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518X(2012)03－0092－05

丁功谊(1972—)，男，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思想史。(江西吉安 343009)

【责任编辑:王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