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元新 卢忠萍 王 欣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工潮”。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群体开始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农村外出务工队伍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向城市的迁移不仅仅是地理变迁上的转移，而且是从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到心理状态全方位的转型和变迁。面对这个群体表现出来的新变化、新特征，如何有的放矢地加强对他们的引导教育，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2010年，在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正式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表达了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切。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及特点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产生和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在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的后代，与上一辈相比，他们多半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后来城市打工的，有的甚至一直跟随进城打工的父母在城市里长大，他们对城市的依恋程度明显增强，渴望融入城市生活，成为真正的城里人。[1]目前这个群体在1.5亿农民工中占到60%，约为1亿人。一方面，他们大部分人在读完义务教育后便随同父母或同乡常年外出打工，因而对于童年时代生活的农业、农村不是那么熟悉，谈不上深厚的情感;另一方面，由于多年的城市生活，他们早已熟悉和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节奏，主观上十分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化进程任务的艰巨性，以及城市功能、结构、调节能力都还没有达到短时间内接纳大批人员进入城市的要求，因而城市的“拒绝”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渴望“融入”之间的矛盾便不可避免。新生代农民工依然被排除在城市体系外，成为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人”。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新生代农民工有了很大的改变，表现出不同的群体特征，有关专家对此做出总结为“三高一低”:

1.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甚至高中教育，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因而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要普遍高于文盲、半文盲的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环境要好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要么先在农村文化的背景下接受教育再到大城市接触到更加先进的文化，要么从小就跟随父母在大城市接受先进文化的教育，因而普遍具有多元化的开放的价值观。

2.抱有更高的职业期望值。由于接受过更多的文化教育，拥有多元的价值观念，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选择上比父辈有更大的志向，希望更多地融入城市。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和赚钱”作为第一目标，他们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建筑行业，新生代农民工则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服务业、制造业、电子加工等行业。外出赚钱只是他们进城务工的部分目的，在城市里买房，像城里人一样工作、生活才是他们所期望的目标。

3.要求较高的生活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明显高于他们的父辈，个人消费支出比例快速增加。在求职过程中，对待公正待遇的诉求比他们的父辈更为强烈。对职业的期望值较高，不轻易接受父辈们那种“廉价劳动力”的命运，要求获得更高的报酬和更好的工作环境。对于工作环境和资方福利政策的不满，他们敢于通过“用脚投票”的斗争方式，迫使资方考虑更好地对待雇员，改善工作条件，适当提高工资水平等。

4.敬业精神缺乏、受挫能力较低。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家庭，周围的生活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尤其巨大，他们过着完全不同于农村的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很多从小就在较为优越的环境中长大，极少经历过艰苦的生活，许多人甚至没有从事农业劳动的经历。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能力相对较差，责任感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够。同时，他们面临非工非农的社会处境，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社会认同感不断的冲击着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处于焦虑和恐慌之中，普遍承受力教弱，情感丰富而又脆弱，遇到挫折就可能一蹶不振。

二、新生代农民工思想道德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定位不清晰，难以正确认识自我

相比于父辈，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生活、学习和工作都在城市，从小耳濡目染，言行中日渐透露出的是城市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和以城市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然而，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却为新生代农民工打上了明显的“边缘人”印记——生活在城市，“根”却在农村。这种二元结构造成同一个人拥有两种不同的身份，导致他们内心无法认定自己是属于城市还是属于农村，这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形成正确的心理定位和社会定位。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他们时常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偏见与歧视，在职业上他们是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但在身份和户籍上却是农民，他们常常会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产生强烈的怀疑。在这种个体社会定位不清晰的情况下，作为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很容易无法客观地认识自我。

(二)缺乏吃苦耐劳精神，敬业精神差，耐挫力低

老一辈农民工务农时间比较长，能吃苦耐劳，但是他们文化程度比较低，所以对工作的要求也不高，只要务工收入能达到他们的期望值就行。[2]同时，他们多数人在少年和青年时期经历过没有温饱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风风雨雨和个人人生经历的磨难，这些经历使他们经得起磨砺，耐挫力比较高。[3]相比之下，新生代农民工在吃苦耐劳精神、职业期望值、耐挫力和敬业精神等方面与父辈之间存在很大差距。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对工作期望值也相对较高，但与普遍受教育更高的城市青年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技术和能力上却存在一定距离。如果不能合理地认识自己，做出科学的定位，通常会导致他们的实际工作状况比期望值低，因而长期处于对工作“不满意”的状态，工作效率低下，敬业精神严重缺乏。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多数都是从学校直接进入社会，缺少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经历，这使他们未能像父辈那样通过艰苦的农村劳动培育出吃苦耐劳的精神，对于低技术的脏活、累活他们便产生排斥和抗拒心理。再次，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改革开放以后，个人成长比较顺利，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他们一旦遇到失败或者挫折，就容易垂头丧气、一蹶不振。

(三)不平等感严重，潜藏愤世心理，思想陷入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长期驻守在城市，随着城市生活的深入和城市环境的熏陶，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体系下，户籍制度的区域性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险、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难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加之仍然残存的小市民观念，他们还是经常被戴上“农民人”、“外地人”、“新城市人”等带有一定社会歧视的称谓。这些事实上的“不公平”待遇，使他们的思想逐渐陷入困境。一方面，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不能被城市平等对待，很少感受到平等与尊严，各种现实中的不平等让他们对城市产生了不满情绪。同时，这种不满的心理倾向又被日趋加大的城乡差别、困难的生活条件以及其他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所强化，使新生代农民工极易产生心理失衡。另一方面，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使他们不断地积累和体验着身处底层的失望和挫折感，容易产生相对强烈的不平衡感。在自身利益长期被忽略以致受损的情况下，容易引发他们的不满情绪，并在个别人身上发展为反社会心理，这种心态的极端反应就是愤世心理，对城市安全和社会稳定和谐构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四)思想道德教育缺失，思想和行为缺乏引导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性普遍比较大，居住场所也会因一段时期的工作需要而经常迁移，因而仅凭社区的管理系统难以对他们实施有效的管理，思想道德教育无法通过有效的途径对他们产生影响。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的认同感较低，普遍不愿再回到父辈生活过的农村，农村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对他们同样失去有效的影响。这种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状态，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道德教育严重缺失。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不良思想文化更是无处不在，对于80、90后群体有着极大的诱惑。新生代农民工正是这一年龄段的群体，他们很容易受到各方面的诱惑，加之思想道德教育处于真空状态，更是西方不良思想侵蚀的高发群体。如不加以合理的引导和教育，极易形成消极的人生观、价值观，为社会的良性发展埋下极大的隐患。

三、新生代农民工思想道德建设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思想道德水平的高低，关系到农村劳动力知识结构和就业观念的转变，关系到1亿多农村人口转入非农产业和城镇的社会结构变迁。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思想道德水平，从根本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困境，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重大战略问题。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道德教育，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加快研究制定新形势下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政策和措施。

(一)建立城乡统筹的农民工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道德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开展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的思想道德教育实践活动。然而，新生代农民自身的素质状况以及他们的流动性、复杂性等特点，决定了对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不可能搞“一刀切”。这就要求城市和农村的思想道德系统形成有效的互补，建立城乡统筹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第一，发挥社区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将农民工群体作为合法的社区成员纳入规范的社区环境，通过制定包括农民工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目标和任务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框架，加强社区载体建设，发展社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监护人作用，既保障他们的安全和权利，又强化教育和管理，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第二，建立工会组织。工会组织主要负责农民工的权益保障，与其他部门或群体的利益协调，与各级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等工作。在充分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同时，强调其接受思想道德教育的权利，有意识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思想道德教育，以达到提高农民工道德水平、政治素质的目的。第三，强化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管理。由用人单位做农民工的思想道德工作，易于做到管教结合，从而取得良好效果。用人单位要充分发挥思想道德教育的鼓励作用，调动农民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四，农民工输出地教育也是加强农民工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效阵地之一。要重视和加强农民工输出前的思想教育，有意识地提高对农民工的思想道德教育，加大农民工输出的管理工作，使输出农民工的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城市中出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剧烈碰撞，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从整体看，多种取向并存;从个体看，他们大多数尚未形成完整稳定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一些问题上常常表现出矛盾或多变状态;就发展趋势而言，他们价值取向中的消极因素有增长趋势。这不仅妨碍了新生代农民工思想道德的健康和全面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谐发展，更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否顺利进行。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思想道德建设，最根本的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思想基础。因此，我们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来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思想道德体系的建设;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来凝聚力量，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国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加深对国情的了解;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来鼓舞斗志，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农民工群体的爱国热情和创新精神;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广泛开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宣传教育，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形成知荣辱、讲正气的良好群体风尚。

(三)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为新生代农民工思想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切实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思想道德水平，要求我们必须要从制度的层面来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为新生代农民工思想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和制度环境。同时，还需要积极引导城市居民改变传统观念，消除对待农民工的不平等政策，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第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为此，必须加快推进劳动就业、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与户口性质相关的行政管理、社会管理配套制度改革，逐步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福利待遇，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的户籍限制，加快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政策措施，把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转变为城镇居民，逐步形成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制度体系。第二，推进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营造平等的社会氛围。城市需要转变传统观念，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把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把他们作为城市的平等元素，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统筹考虑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尽可能给予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地位和待遇，营造一种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氛围和环境，让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产生归属感，真正让他们融入城市与社区。

(四)完善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基本素质和职业技能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更年轻、文化程度更高、见识也更广，他们进城务工的目标也远不是打工挣钱那么简单。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选择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希望能通过打工的过程学到一些有用的技术，认为学成后对将来肯定会有好处。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之前大多数没有好好学习，等进入社会后才发现知识的贫乏，感到学习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对于接受再教育的需求要远超第一代农民工，并体现出了明显的多样化诉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研究显示:有97%的农民工表示愿意继续学习，最迫切学习的知识是专业技能知识 (69.7%)、法律知识 (54.7%)和文化知识(47.8%)。[4]他们在学习知识方面的花费远远多于上一代农民工，这既是迎接高知识密度、高技术含量、高专业技能挑战的需要，也是为了获得更高收入和社会地位的需要。以前对农民工的教育仅仅侧重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而忽视了对他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公民基本道德、人文素质、创新意识、时事政策、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因此，我们要坚持以农民工为主体，完善教育培训制度，在农民工思想道德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方法以及内容上有所创新。

[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

[2]刘怀廉.中国农民工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严翅君.警惕:新生代农民工成“职业枯竭”早发群体[J].江苏社会科学，2010，(1).

[4]刘峻严.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意识的几个特点[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