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昱

现代社会是一个以职业为中心的社会。职业活动是重要的人类社会活动，塑造了个人和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个人要想在现代社会中高效地进行职业活动，不仅需要雄厚的人力资本，顺利地完成本职工作，而且需要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与其他人和谐相处，保障社会的和谐发展。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需要有相应的组织。这种组织不能限于在这复杂局面中的物质要素，它不可避免地要扩及社会的本身，并通过社会而扩及个人的道德的和心理的生活[1](P25)。职业道德是在行业发展和演变中，由其从业者相互作用和约束，最终肯定完成的。职业道德能提高个体的工作效率，增进工作者的福利和幸福，也能支撑社会分工，规范行业的健康发展，增加国家民族财富。职业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行业的出现、演进和兴衰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肇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地变化，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快速向工业社会转变。现代社会使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各种新兴行业和职业不断涌现。中国社会的从业人员快速从农业流向工业和服务业，被现代化的大潮解体和重构。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中国社会职业划分为8个大类，6个种类，413个小类，1838个职业。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也包含着职业道德发展内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后外发生型，这一方面决定了当代中国快速的现代化发展特点，另一方面也诱发了大量的职业道德问题，影响了职业道德建设[2]。

进入新千年后，中国社会职业道德事件频繁发生。道德陷落和行为失范给国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沉痛的伤害。仅以“三鹿奶粉事件”中直接受害的婴幼儿数为例，当卫生部通报问题奶粉三个月后，全国累计筛查婴幼儿2238.4万人次，其中全国共有29.4万名婴幼儿因食用问题奶粉患泌尿系统结石。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涌现了大量的职业道德问题。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研究当代中国的职业道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职业道德概念

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人类赖以生存的行业类型不断发展，并形成固定的职业。在现代社会中，职业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更成为人们精神的追求和人生价值的寄托。职业与人的生存紧密联系，它不仅是成年人的生存活动，而且与社会中的儿童、老年人发生紧密联系;它不仅是个人生存资料的重要来源，也成为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媒介，成为现代人与集体、社会、国家紧密交往的联系点，成为人的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人生的希望在这里升起，生命的意义在这里得到诠释[2]。

职业通俗的表述就是人们所从事的工作。从职业的发展历程看，职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职业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职业是人们社会角色的划分，是一个行业和职务定位。职业道德是指在一类行业工作，担任具体职位的人，在特定的工作和劳动中以其内心信念和特殊社会手段来维系的，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心理意识、行为原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是人们在从事职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内在的、非强制性的约束机制。职业道德为所有职业从事者提供明确的具体指导，使其极为清楚地知道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哪些事。

在具体的研究分析中，学术界主要从三个方面定义这一概念。这三种界定分别被称为规范说、品质说和综合说。

规范说的代表人物是唐凯麟和周中之。唐凯麟在《伦理学》中将职业道德界定为“在一定的职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3](P387)。周中之也认为:“所谓职业道德就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其特定的工作或劳动过程中所应遵守的、与其特定职业活动相适应的行为规范的总和。”[4](P338)规范说是一种对职业道德的“应然性”要求。规范说以从业人员应该去遵守或履行的要求出发，但现实活动中从业者是否如此行为是不确定的。这种界定方法容易将职业道德理解为外在的行为规则或要求。

与规范说强调社会外在要求不同，品质说更注重从个人内心看待职业道德。品质说除了强调社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外，同时也尊重个人的正当利益。品质说倾向于把职业道德看作个人的价值观和能力。社会给人提供了一些基本的职业道德原则，但是它并非绝对权威的和不可变更的，职业道德表现也应包含着个人的见解、感悟。品质说的代表人物Miller＆Coady强调信仰、价值观和原则，把职业道德定义为指导个人在其工作环境中的实践，理解他们的工作权利、职责，并采取相应行动的方式[5]。库柏将职业道德界定为个人对职业秉持的一种信仰以及据此而采取的处理工作中问题的态度方式。

综合说综合了规范说强调社会外在要求和品质说强调个人价值的内涵，认为职业道德既不同于外在的规范要求，也不限于内在的价值观引导下的事实表现，而是一种道德要求与道德行为的统一，是要求与结果的聚集。罗国杰认为:“所谓职业道德，就是同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道德活动现象、道德意识现象和道德规范现象。”[6](P15)王荣发在《现代职业伦理学》中认为:“所谓职业道德，就是人们适应特定职业的要求所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总和及其表现在特定职业工作中的道德品质状况。”[7](P17)

在后续部分，本文将以综合说的职业道德概念为基础，分析中国职业道德的现代困境，从社会需求和个人认同两个角度剖析职业道德困境的现实与成因，探讨破解职业道德困境的措施。

二、职业道德的现代困境

职业道德困境包括两种:一种是职业道德中的两难选择，另一种是职业道德面临的危机状态。前一种职业道德困境主要强调个人在面对同一问题时现有的选择无法做到完美，无论作何选择都会触犯社会道德规范。解决这种道德困境，需要寻找新的选择，巧妙地避免行为触犯道德规范，让工作得以履行，道德规范得到尊重。后一种职业道德困境主要强调大部分人的行为与现有的道德规范发生冲突，解决这类道德问题，一种方法是利用法律或道德教育使失范的行为重新规范，或者社会产生出新的道德规范，重新审视和肯定职业行为的演变。下文将以案例的形式集中讨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二种职业道德困境。

(一)医疗改革滞后与医患关系紧张

1985年中国正式启动医改，其核心思路在于“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对医院进行财政定额补贴，同时下放定价权。1989年，卫生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联合发文，提出全面实施医疗机构承包制，医疗机构实行自主管理、自主经营、自主支配财务;允许医疗卫生人员和医疗机构从事各种有偿服务。自此，中国医疗机构的经费来源只剩3个:地方财政拨款、医疗服务收入以及药品差价收入。由于地方基层财政负债累累，医疗服务收入又被物价局价格限制，无论是护理费、手术费还是诊疗费都远低于家政小时工的费用，不得已之下以药养医成为现实。在医疗服务价格管控和以药养医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公立医院虽名为非营利性医院，但几乎所有医院都变成了从药品销售中获利的营利性机构。据官方数据显示，2000年到2011年间，无论是门诊费用还是住院费用，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份额均维持在44%的水平之上，一些中小型地方医院甚至高达70%。

长期以来，医生的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相去甚远。在医疗“伪市场化”和以药养医的大背景下，医生的收入与医院的经济考核体制息息相关，多开药多检查虽然令人反感，医生也的确从中获利，但对比医生培养的高投入、工作的高强度和职业的高风险，其工资所得的确与付出不相符合。中国医生的平均工资仅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19倍，而在其他国家，医生算相对高收入人群。相比更加合理的“以医养医”制度，“以药养医”的模式将医生推到了医患纠纷的前线。

冷明祥对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和上海的30所医院和患者的调查结果显示:患者对医院整体服务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总数的51.3%，患者对医护人员服务态度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总数的44.76%;患者对医护人员表示“一般信任”和“很信任”的比例分别占总数的43.79%和10.33%。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患者 (45.88%)对医务人员表现为不信任的态度。一半的患者对医务人员不信任及对服务态度不满意，表明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存在不足[8]。杨雪冬等对黑龙江省75例医疗事故鉴定进行分析表明，医务人员的责任心差是导致产生医疗事故的主要原因。在75例鉴定中，被鉴定为医疗事故的有31例，事故率超过40%。[9](P241)2009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发布的一项由全国12575公众参与的网上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公众认为“失去职业操守现象最可怕”的职业中，医生排行第一(占 82.4%)。

(二)学术失范与科研造假

2009年12月19日，英国学术期刊《晶体学报》提醒科技界，中国井冈山大学的两位教师发表于该刊的论文存在造假行为，决定收回他们发表在该刊物上的70篇论文。2009年12月23日，井冈山大学对两名当事人予以停职调查，撤销当事人有关学术成果，追缴已发放的相应奖励。两人的造假行为并不是个案，而是众多造假行为的代表。英国广播公司在《中国学术界捉刀现象普遍存在》的报道中指出，据中国武汉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每年论文代写生意涉及金额10亿元人民币以上。中国学者和学生经常买卖论文，以增加论文发表的数量。而许多所谓的作者根本就没有动笔写论文。过去3年来，中国的论文买卖市场竟然扩大了5倍。[10]

学术造假不仅是浪费研究时间和金钱，也会损害研究者和科研机构的声誉，同时也会让刊发论文的期刊受到连累，无论事后如何进行惩罚也于事无补。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要想获得研究资金，研究者需要尽可能地在影响力较大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根据科学引文索引(SCI)和其他材料统计，中国2008年发表论文27.1万篇，大约占世界总数的11.5%。2006年中国的科技部发布《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宣布确立监督科研资金项目的规章制度。2009年3月19日，中国的教育部发出《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学术不端者将会面临警告、解雇或法律制裁，科研资金和奖金会被收回，荣誉被撤销。[10]但《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认为，中国政府并没有在学术打假方面作出过多努力。学术造假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官方要求将发表论文与学位及工作升迁挂钩，但是其根源在于学术规范遭到腐蚀。

(三)诚信缺失与食品不安全

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发生，如:阜阳奶粉事件、龙口粉丝掺假事件、瘦肉精中毒、红心咸鸭蛋、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不断打击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2010年12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国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调查。调查显示:一半(50.9%)受访者认为“需加强治理”，有近七成人对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感到“没有安全感”。其中，超过半数(52.3%)的受访者心理状态是“比较不安”，另有15.6%的人表示“特别没有安全感”。[11]

2011年6月17日，吴恒与34名网络志愿者创办的“掷出窗外”网站上线。资料库搜集近3000篇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新闻报道。[11]“掷出窗外”网站首页顶端挂着一幅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图，概括了从2004年至2011年这8年间的食品安全状况调查，结果显示，2004年，全国仅有4个食品安全严重区域，2011年发展为11个，长江以南地区几乎“全军覆没”。[12][13]

2011年4月17日，温家宝总理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三、职业道德的现代困境成因

职业道德困境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快速而深刻的转型。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社会转型触动了传统职业道德存在的生产力基础。传统的职业道德不仅不能对新的职业行为进行约束，而且因为生产力基础的改变，传统职业道德自身也摇摇欲坠。职业道德被破坏和职业道德规范建设的滞后，使大量职业行为游离于职业道德规范之外，中国社会进入了职业道德困境。具体地说，职业道德困境的成因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社会分工细化

社会分工细化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社会分工细化能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国民财富增加，增加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但也会重塑社会成员的合作方式，激发和涤荡职业行为。职业道德是社会成员对具体职业达成的行为软约束，其建立需要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职业道德的建设必然落后于行业的发展和职业行为的演进。在快速现代化过程，必然有大量的新职业行为处于职业道德约束的真空。传统职业道德对新职业行为缺乏约束力，会进一步削弱职业道德在社会成员中的认同，影响职业道德约束力。在食品安全的案例中，现代化使食品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发生变化，新的食品生产职业层出不穷。社会成员的食品由自己生产快速向依靠市场转变，但约束市场供应食品的职业道德还处于萌芽和发展之中。

(二)制度与职业行为不契合

除了快速工业化，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趋势是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建立的职业道德能有效服务于计划经济下的职业行为，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会显得笨拙无用。在医患关系的案例中，可以清晰看出建立在计划经济上的制度法规与新的医疗配置方式发生冲突，已经不能起到维护行业健康运行的作用。虽然政府部门也意识到修改法律法规以适应新的情况，但法律法规的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法律法规的修改制定本身也有一个反复矫正的过程。

(三)个体自我约束弱化

社会转型使传统职业道德受到挑战，降低了传统职业道德的权威，削弱了传统职业道德约束职业行为的能力。职业道德衰落使从业人员行为在挑战传统职业道德时更容易获得容忍。这又进一步鼓励了更具破坏力的职业行为。在传统社会知识分子本视为职业道德的脊梁，是社会道德的缔造者和维护者。但在科研造假的案例中，大量的职业道德失范行为，也使知识分子经受不住市场大潮的洗礼，从高尚走向世俗。

四、职业道德现代困境的破解之道

面对职业道德的现代困境，要避免简单的滑坡论和爬坡论。滑坡论以过去和现在的道德标准衡量正在发生的事物。不仅对职业行为的演变持悲观态度，而且不利于用新的视角审视和规范变化的职业行为。爬坡论认为道德标准会随着职业行为的演变出现，并得到社会从业人员的认可和遵守，目前的道德困境是暂时的。无论用滑坡论和爬坡论来审视中国职业道德的现代困境都会显得过于简单。破解职业道德的现代困境，既要避免怀旧情结，用过去的道德标准检视和批评职业行为的演进，又要避免乐观主义，认为只要耐心等待，职业道德困境就能自动解除。破解职业道德的现代困境，必须行动起来，对违反职业道德给社会造成重大伤害的行为进行干预和规范，同时对新兴的职业行为抱有客观公正的态度，为社会新职业道德的发展留有空间。具体地，作者认为破解职业道德困境，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应该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一)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分别对从业人员具有软约束和硬约束作用。在理想状态下，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应该相互配合，共同规范从业人员行为，维护行业健康运行。职业道德作用于相对模糊，从业人员很容易自律，危害相对小的领域;法律法规作用于相对明确，从业人员自律性差，危害相对大的领域。但在现实操作中，法律法规与职业道德的相互补充作用并不一定能实现。错漏的法律法规不仅不能为职业道德提供补充，而且会引发大量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这就要求我们的立法、修法工作与时俱进，针对职业发展中的新趋势、新问题及时完备相关法律法规，使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相得益彰，共同规范从业人员行为和维护行业健康发展。

(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职业道德是社会认可和尊重的行为准则，能约束从业人员的行为，支撑行业的健康发展。职业道德的产生和确立需要从业人员自身的遵守和社会的尊重。职业道德教育能推动职业规范的明确和认同，加快职业道德的确立和改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快速的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职业道德自身也在发生变化。职业道德教育要避免用规范性的手段说教，而应以开放式的方式讨论;避免用现有或理想的道德标准要求从业人员，而应以不预设答案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讨论，并最终取得共识。确立的职业道德标准既要符合从业人员的自身利益，也要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更要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确立的道德标准才能自动起到规范从业人员和调整行业内部与外部关系的作用。

(三)建立从业人员诚信档案

博弈论认为:在重复博弈下，博弈双方更愿意合作。在传统农业社会，社会从业人员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固定，从业人员的交流和配合长期、往复。这样的环境能约束从业人员自发地进行合作，而不是欺骗。但工业社会则不同，行业从业人员在地域、职业之间频繁变动。从业人员往往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就必须做出是否合作的决定。这样的工作环境不仅使得不遵守职业道德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大大降低，而且使得受害者能采取的惩罚性措施减少。建立从业人员诚信档案，不仅有利于执法部门监督从业人员行为，督促其依法行事，而且能便于从业人员之间相互了解和信任，保证行业活动的有序进行。诚信档案不仅要包括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的记录和评价，也要包括第三方的公证。公证方的公信力要得到社会的监督。诚信档案建立后，还要根据档案的内容和性质，确定合理的公开范围和时间。确保诚信档案能被相关方依法使用。

[1](美)梅欧.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M].费孝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64.

[2]张海辉.现代视域下的当代中国职业道德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

[3]唐凯麟.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4]周中之.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Miller，P.F.，and Coady，W.T.Vocational Ethics：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n Enabling Work Ethic.Springfield：Illinois Department of Adult，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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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0]外媒关注中国科研造假:根本原因在于学术失范[EB/OL].科学网，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1/227574.shtm？id=227574.

[11]欧阳海燕.近七成受访者对食品没有安全感2010～2011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报告[J].小康，2011，(1).

[12]王新平，张琪，孙林岩.食品质量安全:技术、道德，还是法律?[J].科学学研究，2012，(3).

[13]翟晓舟.论法律的限度——以食品安全问题的法律规制为视角[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