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军 伍玖清

一

北宋从太祖建隆(960)到真宗乾兴(1022)的60余年时间里，整个词坛还处于起步阶段。王朝初立，百业待兴，从朝廷到民间均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励精图治、休养生息，民间词还没具备蓬勃发展的土壤，文人词也还没找到继承的主要对象和发展的明确方向。依《全宋词》统计，宋初词人仅和岘、王禹偁、苏易简、潘阆、寇准、钱惟演、丁谓、杨亿、范仲淹、林逋等17人而已，词作48首。至于柳永，由于其生卒年不详，《全宋词》将其列于宋初词人，但也有众多著作均将其列为北宋中期词人，从其景祐元年(1034)进士及第来看，是有道理的。另外，王昊《论宋人词体观念的构建》也据《全宋词》统计宋初词人，称:“作者十数人，词作30余首。”当时，词的主题较为分散，或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或摹写山水，咏物遣心;或倾吐男女私爱，隐曲心声;或抒写离愁别绪，游子深情;或表现戍边壮志，功业苦闷……既没有引导方向的领军人物，也没有形成词坛创作主潮，更没有形成清晰明确的词体观念。

11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国运的承平日久、社会的逐步繁荣，城市经济的空前发达，出身寒门的士子在统治集团中地位不断提升，情况才有所改变。最高统治者开始从冗繁的政务、军务中分开心思，来关注文化建设，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八:“天圣二年……，时，承平日久，帝留意雅乐之事。”出身寒门的士子们更是随着条件和身份的彻底改变而萌生出强烈的享乐意识，邵伯温《闻见录》卷七载:“(吕)蒙正……在龙门时，一日，行伊水上，见卖瓜者，意欲得之，无钱可买，其人偶遗一枚于地，公怅然取食之。后作相，买园洛城东南，下临伊水，起亭以噎瓜为名，不忘贫贱之义也。”可折射出其对贫贱时期所遭受苦难的补偿心理。这时，畸形繁华的都市声色文化也蔚然勃兴，这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等书所描述的酒肆、妓馆、歌楼、绣巷的畸形繁华与奢靡便可略知一二。受太祖以来引导享乐、优待文臣等惯例因素的影响，促使他们在公干之余，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家庭宴会、歌楼妓馆的娱乐活动中去，开展他们丰富多彩的歌词创作活动，并在歌余酒后阐发他们的词学观念。关于这一点，《续资治通鉴》卷二有明确记载，太祖“杯酒释兵权”后，引导石守信:“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也说:“时天下无事，许臣僚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但因宋代是一个在自由开放的表象下，封建伦理纲常更加强化的时代，立朝之初就严格地以儒家道德规范来框范整个社会，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个人的完美人格直接联系起来，使得士大夫们在轻歌曼舞、放纵身心的过程中，陷入言和行相互矛盾的尴尬境地。也就是说，他们的词创作活动是自觉的、投入的，甚至许多人可以说是执著和认真的，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对词的态度却是理性节制的甚至是巧饰违心的，只不过是包装他们儒子身份的台词而已。仁宗朝后期士大夫们不约而同、心照不宣地对词采取明贬暗褒的态度，成为词体发展过程中一个最为特别的现象，也成了后代“诗庄词媚”观念的重要源头。追溯这种态度形成的过程，我们会发现，最早源于欧阳修。

我们不妨从比欧阳修略前的范仲淹和晏殊两位词家来稍作考察，看北宋仁宗朝士大夫阶层词体观念的演变。晏殊长欧阳修16岁，是北宋第一位倾力作词的词家。其作词的环境是张扬的、开放的，叶梦得《避暑录话》称:“未尝一日不宴饮……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与欧阳修“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行为方式截然不同。晏殊的词集定名为《珠玉词》，由年龄和他相仿、作词较早的张先为其作序，说明那个时代词是为士大夫阶层所认同和珍赏的，而后来晏几道称其父“不作妇人语”[1](卷一百九十八)的无力辩解，恰好是仁宗朝后期以后，士大夫词体态度明显改变的旁证。范仲淹比欧阳修长18岁，可能是所处时段不同，范仲淹既创作词，也公开地推崇词，在《都官员外郎元公墓志铭》中，将元奉宗“精于词律”[2](卷十二)，作为功绩来褒扬;在《太府少卿知处州事孙公墓表》中称:“皇朝以来，士君子工一词，明一经，无远近，直趋天王之庭，为邦家光吾缙绅。”[2](卷十四)晏殊、范仲淹政治和文学活动最活跃时期主要集中于天圣、庆历年间，他们对待词的阳光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当时整个士大夫阶层词学观的总体取向。

二

仁宗至和、嘉祐年间，被晏殊有所轻视的“门生”欧阳修，正式步入其仕途和文学事业的高峰。作为当时朝中重臣、文坛盟主，在文学观念的表述上，欧阳修总是或明或暗地有意贬低、讥笑词体，间接表达出诗文为正宗，词体为小道的执著观念;但在其文学活动中，又满腔热情地投入词体的创作与革新活动，以丰硕的成果和大胆的开创精神，为宋代词风的走向作了基础性的尝试，成为词史发展转型时期引领风气、开拓新路的极为关键的词家。其词体观念与词创作活动之间，有着明显的言行分裂的倾向。

一方面，由于欧阳修一贯以纯儒自命，以古文名家，极为注重自己的身份和名声，试图固守儒家“小道不为”的祖训，所以几乎在所有公开场合中对词的评论，都带有明显的不屑、嘲讽甚至鄙视态度，试图通过对词的贬抑来间接表现自己端直高洁的儒家品德。其实这种态度很难说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达。如其《乐语·西湖念语》称:

昔者王子猷之爱竹，造门不问于主人;陶渊明之卧舆，遇酒便留于道士。况西湖之胜概，擅东颖之佳名。虽美景良辰，固多于高会;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并游或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独往。鸣蛙暂听，安问属官而属私;曲水临流，自可一觞而一咏。至欢然而会意，亦傍若于无人。乃知偶来常胜于特来，前言可信;所有虽非于已有，其得已多。因翻旧阙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

此篇《乐语》，引王子猷、陶渊明等高人雅士为旁证，以西湖美景、至乐心境为背景，阐发自己创作歌词的具体动机。认为词是“薄伎”，既是欧阳修的自谦之语，其实也是表达他鄙薄词体的公开态度。“乐语”一体，古无前例，从欧阳修所作的七篇作品来看，属于附录于颂、诗、口号或词前的具有小序性质的美文，带有一定对应性。《四库全书》本将此篇编在以游颍州西湖为主题的《采桑子》之前，与前面六篇的体例一致，从主题看，也的确和游西湖匹配，应该是一起的。而中华书局本《欧阳修全集》却将此篇与词割裂开来，单独成篇，使其在《乐语》类中便成为特例，实为不妥。由此可推断，苏轼在词前附小序模式的开创，或可导源于欧阳修此案。

欧阳修在公开场合表现出不屑于词，还有零星史料可参。《永乐大典》载:

欧阳文忠素与晏公无他，但自即席赋《雪》诗后，稍稍相失。晏一日指韩愈画像语坐客曰:“此貌大类欧阳修，安知修非愈之后也。吾重修文章，不重他为人。”欧阳亦每谓人曰:“晏公小词最佳，诗次之，文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也。”岂文人相轻而然耶?虽然说欧阳修在文会酒宴上素有雅谑之习，但从这段材料看，晏殊和欧阳修之语都已远远超出幽默风趣的程度，带有明显的人身攻击，只不过将这种攻击修辞化了。欧阳修将创作小词作为攻击晏殊为人的最锐利的武器，赋予其极度鄙视的内涵，也间接表达了他对词体创作的轻蔑态度。两人的关系从晏殊晚年开始恶化，持续十多年。其起因据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载:

庆历中，西师未解，晏元献公殊为枢密使，会大雪，欧阳文忠公与陆学士经同往候之。遂置酒于西园。欧阳公即席赋《晏太尉西园贺雪歌》，其断章曰:“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深不平之。尝语人曰:“昔者韩愈亦能作言语，每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如此作闹。”

欧阳修矜才而性直，开罪了不少人，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少烦恼。无怪乎其晚年以诗深刻反刍自己的人生:“丰乐山前一醉翁，余龄有几百忧攻。平生自恃心无愧，直道诚知世不容。”

《东轩笔录》载:

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阙，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之事也。”

由于范仲淹和欧阳修关系殊密，在政治上是患难与共的改革派盟友，故欧阳修能坦诚而诙谐地对范仲淹的词提出自己的主观感受，并以实例来表明自己对边塞词作的看法。认为词体如果要表现边塞题材，应该充满英雄气息和征服气势，要以暖色调表现战争的胜利和喜悦，而不应该表现边塞的苍凉和苦闷。仔细揣摩，似乎还暗示了自己是作词行家，但不屑于此道，若为之，定成高格的成分，从他作的断章来看，高雅豪放，昂扬大气，若作全章，的确有超过范词的可能。但其以文章家姿态，居高临下评词的自矜之状，也隐约透露出来。

李之仪《跋吴师道小词》载:

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龌龊……欧阳文忠、宋景文则以其余力游戏。

李之仪是稍后于欧阳修的诗人，对欧阳修等作词状况的描述应该是真实客观的。词为小道、“薄伎”，只以戏谑、游戏的态度投身其中，正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当时一大批词家所表现的共同的词学观念。

另一方面，由于受宋代官僚士大夫阶层浓郁的享乐之风的熏染、从年轻时便表现出来的浪漫气质、雄厚的知识底蕴与超人的才智禀赋以及文场中逞才使气的长期习惯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又促使欧阳修等在私生活环境里，以极大的热情和心力，投入到词体的创作之中。

从社会风气来看，当时帝王和官僚士大夫阶层普遍耽于享乐，大修楼阁亭台，蓄养家妓，诗酒风流，声色犬马蔚然成风。几乎当时所有的达官贵人、知名文士，都有以示风雅的楼亭堂榭，以便于开展歌舞酒会、吟风弄月的活动。从欧阳修诗文中便可知，钱惟演有双桂楼、韩琦有狎鸥亭、富弼有嵩巫亭、苏舜钦花四万钱买沧浪亭，欧阳修先后建有归雁亭、平山堂等。据史料载:“淮宁府城上莎，犹是公(钱惟演)所植。公在镇，每宴客，命厅籍分行，刬袜步于莎上，传唱《踏莎行》，一时盛事，至今称之。”[3](卷十一《钱文僖赋竹诗唱踏莎行》)宋代从开国起，便延续并鼓荡五代末世沉醉声色、追求感官和艺术双重刺激的风气，帝王亲昵内妓，有条件的官僚和士子热衷于蓄养艺妓歌鬟，以便在诗文酒会、迎来送往时佐以歌舞或游戏等。《五代诗话》载:“吴越后王来朝，太祖为置宴，出内妓弹琵琶。王献词曰‘金凤欲飞遭掣搦，情脉脉，看郎玉楼云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杀钱王。’”刘敞知长安时，曾深溺于妓女茶娇之情。[4]欧阳修自洛阳文会起，便在政务之余，热衷于酒酣耳热、妙曼缠绵的温柔情调中，就是在后来官高禄厚之时，也不减对歌舞欢场的迷恋。欧阳修《既觉索然因书所见奉呈圣俞》诗中，载其强饮疾醉之时，“小婢立我前，赤脚两髻丫。轧轧鸣双弦，正如舻呕哑”。梅尧臣《次韵和酬永叔》诗:“公家八九姝，鬓发如盘鸦。朱唇白玉肤，三年始破瓜。”赵令畤《侯鯖录》卷一载:“欧公闲居汝阴时，二妓甚颖，文公歌词尽记之，筵上戏约:‘他年当来作守。’后数年，公自维扬果移汝阴，其人已不复见矣。视事之明日，饮同官湖上，种黄杨树子，有诗留撷芳亭云:‘柳絮已随春色去，海棠应恨我来迟。’后三十年，东坡作守，见诗歌笑曰杜牧之‘绿叶成荫’之句耶。”欧阳修喜欢召集文士，组织堂会，携妓饮酒，唱和游戏，诸多史料都有记载。钱世昭《钱氏私志》卷上也载:“欧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幕下，惜欧有才无行，共白于公，屡微讽而不之恤。一日宴于后圃，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未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着觉，而失金钗，犹未见。’公曰:‘若得欧阳推官一词，当为赏汝。’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阁断虹明，栏干倚遍，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棲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晶双枕，旁有堕钗横。’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赏欧，而令公库赏其失钗。”

但欧阳修的歌词创作和柳永放纵风流、沉醉风月、为歌女写心的背景和动机并不相同，古文家的身份和强势妻子的约束，让欧阳修作词时大部分时间能保持较为清醒的理性，试图固守“君子乐而不淫”的底线，似乎是以旁观者的姿态来感受声色场的快意与满足。《高斋漫录》载:“欧公作《王文正墓碑》，其子仲仪谏议送金酒盘盏十副，注子二把，作润笔之资。欧公辞不受，戏云:‘正欠捧者耳。’仲仪即遣人如京师，用千■买二侍女并献。公纳器物而却侍女，答云:‘前戏言之耳。’盖仲仪初不知薛夫人严而不容故也。”欧阳修有时还对士大夫溺于声色的行为表示戏谑或自嘲，他写《望江南》:“江南蝶，斜日一双双，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韩寿爱偷香，天赋与轻狂。 微雨后，薄翅腻烟光，才伴游蜂来小院，又随飞絮过东墙，长是为花忙。”戏谑他人或自嘲，不明待解。

三

虽然欧阳修宣称作词是闲暇间娱乐和游戏的消遣活动，但仔细考察其词作的具体修为和成就，我们会发现，他作词绝大部分时候是讲究的、投入的，才情迸发，精益求精，为宋代词风的兴起、宋词题材与艺术境界的开拓和提升，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并非仅是为雅谑或游戏而顺口而吟，恣意而为。

首先从存词数量看，如果以《全宋词》来统计，欧阳修除存目词以外，现共存词253首，李逸安《欧阳修全集》收得更少，正集加补佚共收录240首。既超过其前倾力治词的晏殊和张先，也超过其后专力写词、以词名家的柳永。虽然张先和晏殊从事词的创作比欧阳修早，且倾力写词，但据《全宋词》统计，除存目词外，张先存词173首，晏殊存词141首;柳永专力于写词，词史上把他作为北宋词人的代表人物，其实《全宋词》中，除存目词外也仅存词201首，且其生卒不详，或在欧阳修之后。如果撇开亡佚率，单从存词指标来评价，可以说欧阳修是宋朝开国以来的第一大词家。

从词作的主题来观察，欧阳修词在继承并彰大中唐王建、韦应物、戴叔伦《调笑令》以来的游戏传统，沿袭并扩展花间和南唐词人“镂玉雕琼”、“裁花剪叶”[5]的本位路径的同时，还在主题上作了许多原始的拓荒工作。为后来宋词表现领域的全方位拓展，作了必不可少的前期探索。

北宋中期，恰处于词体发展的转型期。晏殊词主要在于抒写太平宰相的闲愁逸绪、富贵人家的园林景致与高雅生活，倾吐远离世俗，长居深宫大院的孤独与寂寞，遣发对优雅生活的无限留恋和对人生易老的惶恐与无奈;即使触及男女情爱，也极少南唐、花间词人俗媚的脂粉气息，显得淡雅而清纯，表现面极为狭窄和单调。张先词主题主要表现在对往事的无穷追忆、对离情别绪的不尽感伤和对女性心理与情态的精细描摹方面，总不外乎“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宏观上看，晏殊《珠玉词》和张先《安陆集》，都没有跳出五代词风的苑囿，还是在私家情绪的狭小世界兜圈子，仅在格调上稍有提振。

虽然六一词的主格调似乎是追随冯延巳、晏殊一路，“女儿词”占了绝大多数。但作为政治家和文坛领袖的欧阳修，由于生活阅历的丰富、知识底蕴的深厚、艺术眼界的高远、才情气质的超凡，再加上强烈的打破传统、开拓新路的文学革新精神，使他在词体创作过程中，能够遵依传统而又跳出传统。他将词的题材不时从歌台舞榭、花前月下引向自然山水、社会百态，心理机制也偶尔由追求官能刺激和低回于个人生命意识，向明朗豪迈的山水情怀和真切自然的社会体验方向延伸，用词来表达政坛、文坛、诗坛不方便表达的世俗生活的各种情绪，将词体创作的聚焦点，开始投射到比五代、宋初以来所延续的儿女情长、离愁别绪、伤今感旧等传统主题更为宽广的领域，使词的风格、境界有了多样化的萌芽，开始透露出词体主题演进的朦胧信息。

欧阳修的山水词，打破了宋初以来取境襟幅窄小、意向单调重复、缺乏生活气息的固有缺陷，将视角从月台花榭、假山池沼引入到空明澄碧、水阔山遥的原生态自然境界，赋予词作一种新的空明、灵动的气息(如咏西湖的组词《采桑子》)。爱情词虽大部分继承先前词家采用的动作、情态、语言等细节描写的技法，但词中主人公的生活舞台，却开始尝试从歌舞楼台转向世俗社会，以词来关注民间女性的情感世界 (如《蝶恋花·越女采莲秋水畔》)。感怀词虽然留有不少晏殊词嗟时叹逝的痕迹，但格调上却明显增添了一份苍凉遒劲的张力，将政治生活的怀抱、人生道路的体悟注入其中，透露出的是自嘲自省、执著坚韧的生命意识，很大程度减弱了李煜、晏殊同类词那种无可奈何的衰飒之气 (如《玉楼春·风迟日媚烟光好》、《临江仙·记得金銮同唱第》)。节令词以田园时序、农女情愫为着眼点，表现出热情拥抱生活的乐观情怀(如依月而咏的十二首《渔家傲》)。即使是传统题材的送迎词，欧阳修也不是一味缠绵悱恻、儿女情长，有些词特别注重在其中嵌入深情感慨、殷殷叮嘱、诚挚劝勉和美好展望，用对酒当歌的旷达、及时行乐的豪迈，抵御晓风残月的离伤 (如《浪淘沙·把酒祝东风》、《圣无忧·相别重相遇》)。

六一词在主题上开了由贵族型向世俗型转变的先河，同时在艺术上也进行了与之相匹配的精心摸索。人物描写开始由生硬的模式化转向生动的生活化，将心理、动作、语言、情态等多种元素熔铸一炉，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南歌子》);语言上开始引方言、口语甚至俚语入词(如《卜算子·极得醉中眠》)，为柳永的大量俗化词的创作提供了示范;体制上开始由小令向中调、长调实验(如《摸鱼儿》、《鼓笛慢》)，并进行了用组词的形式表达一个共同的主题的新模式，扩大了词的容量，赋予词更加丰富的生活气息。

总之，欧阳修的词学观念与他的词创作之间，存在表里不一的矛盾性:在思想观念上贬低甚至鄙薄词体，在行为上又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词的创作，并取得同期词人难以取得的新成就，成为词体转型时期杰出的实践者和开拓者。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来推究，应该与他生活时代的文化特征、社会身份的多重化、价值取向的二元性等因素有关。童年时代的苦难砥砺、韩文熏陶和入仕后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土壤的孕育，使他养成儒家修齐治平的执著理念，始终以古代孟子和前朝韩愈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准绳，试图成为这个时代儒子的标准楷模[6];但才情勃发、雅士风流的天赋禀性和优待文士的客观条件又催生了他对风流蕴藉、快意人生的享乐生活的追求，但二者的背趋走向让他无论怎样也难以圆融。反映到文学上，就按体裁划出泾渭分明的几片天地:古文以载大道，诗歌以关教化，歌词以状私情，造成诗文与词之间思想情致的大相径庭。也正是这些原因，才产生了欧阳修词学观念和词创作之间明显的不一致性。人性是多维度的，人的审美情趣也是多棱面的，所以我们既不能完全相信欧阳修“敢陈薄伎，聊佐清欢”是他内心的真诚表白，也不能因为他词创作的突出成就而怀疑他真正的儒子身份。

[1](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宋)范仲淹.范文正集[M].上海:商务书局，1937.

[3](宋)吴曾.能改斋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4](宋)范公竀.过庭录[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后蜀)欧阳炯.花间集原序[A].花间集[M].四部丛刊本，上海:上海书店，1989.

[6]朱丹琼，宋玉波.德性与契约:欧阳修与霍布斯的对话[J]. 求索，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