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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空间与本土书写
——海明威小说中的“处所”

2012-04-14于冬云

关键词:异国斗牛海明威

于冬云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专题讨论文化研究中的空间转向

异国空间与本土书写
——海明威小说中的“处所”

于冬云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文学文本大都以异国空间为叙事背景,其文化与审美意义在于:作者以细节精准的描述为读者提供了具有专业水准的异国地理文化知识,展示了最具民族文化个性的异质文化魅力;通过打造意志坚强、技艺超群、恪守职业角色责任的斗牛士、渔夫、猎人等异国硬汉形象,伸延融传统新教劳动伦理与现代休闲文化为一体的现代“美国性”特质;异国空间是一处能唤醒海明威“在家的感觉”的“处所”,他以此对抗工业化、现代化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侵蚀。

海明威;异国空间;新教伦理;美国性;处所

2003年,包括《男人》和《传记》等杂志在内的美国媒体联合推出评选美国十大文化偶像的活动。该活动的评选标准是:只要提到他或她的名字,人们就会联想到美国;不管人们喜欢还是憎恨,在其他国家人的眼里,他们都代表着美国。耐人寻味的是,唯一入选的作家是海明威,位列第9。众所周知,海明威生前出版过8部长篇作品和两个中篇小说,而只有1926年成名前出版的中篇小说《春潮》是以美国为背景的,其余中长篇作品的叙事背景都是异国空间。

缘何长于以异国空间为文学叙事背景的海明威成了最能代表美国的作家?海明威在异国空间中打造的是怎样一种美国形象?海明威赋予这些异国空间中的主角以怎样的“美国”特质?海明威文学文本中异国空间的文化与审美意义何在?在下面的行文中,笔者将以上述问题为线索,逐层剖析海明威的异国空间文学叙事与美国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借此谈谈自己对当代文学批评与现代性批判讨论中出现的“空间”(space)、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处所(place)等概念的认识。

在英语文学中,自18世纪以来,伴随着白人的海外殖民扩张活动,叙述异国见闻的旅游写作已经形成一种文学传统:美丽的异域风光、奇特诡异的当地风俗、白人的冒险征服故事是这些文本共有的基本特征。与那些不加节制地猎取异国奇风异俗,并将其尽入笔下以致文本囊肿的旅游作品不同,海明威更善于捕捉最靓丽的异国民族文化景观,并满怀兴趣地置身其中、追踪深究,然后再将其转化为文学叙事。因此,海明威文本中的异国空间总是与某种具有显著的民族文化个性的文化景观联系在一起,其细节精准的描述不仅满足了读者探察异国文化景观的好奇心理,更为他们提供了具有旅游专家水准的地理文化知识。

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是以法国和西班牙为叙事背景的,主要描述一战后一群英美青年在巴黎的旅居生活和去西班牙看斗牛的旅行经历。小说的叙述人是派驻巴黎的美国记者杰克·巴恩斯,工作之余,他出入于巴黎的咖啡馆、餐馆、酒吧、舞厅,乘坐火车、汽车去法国的海滨休闲胜地度假,去西班牙巴斯克人生活的布尔戈特山间垂钓,去潘普洛纳看斗牛。著名的海明威研究专家、曾担任过海明威研究会主席的迈克尔·雷诺兹也指出,从地理知识和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读者可以把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当作参观巴黎、观看西班牙斗牛的旅游指南来读,因为该小说提供了与旅游公司的旅游手册相似的信息。[1](P.46)细读文本,上述说法不无道理。

继《太阳照常升起》之后,海明威又写了一部专门介绍西班牙斗牛与著名西班牙斗牛士风采的著作《死在午后》。为了写作这本斗牛专著,他先后到西班牙观看了300多场斗牛,目睹过几千头公牛的刺杀,尔后才完成了这部在斗牛迷看来类似于基督徒眼里的《圣经》般的斗牛专著。1960年,海明威还在《生活》杂志连载过斗牛故事《危险的夏天》。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的海明威研究者罗伯特·斯蒂芬由衷地赞叹:“海明威在跟踪研究西班牙斗牛的过程中成为斗牛艺术鉴赏专家,并由此成为讲述西班牙斗牛文化的杰出的旅游写作者。”[2](P.68)

除了法国和西班牙,海明威还先后两次去非洲,并写出了记录非洲狩猎经历的《非洲的青山》(1935)和《曙光示真》(1999年由海明威的儿子帕特里克·海明威编辑出版)这两部纪实作品。在这两部狩猎记录作品中,海明威不仅叙述了自己的非洲狩猎经历,还向当地的猎人学习非洲的狩猎知识,熟稔当地的狩猎之道。在《非洲的青山》中他写道:“打猎之道在于,只要那里有一头这样那样的动物在,你就得在那里待下去;就像……写作那样,只要你能活下去,有铅笔和纸和墨水或任何用于写作的机器,或你愿意写的任何素材,你就得写下去。”[3](P.11)这表明,海明威把狩猎看作是非洲人传统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的延续。

1939年至1960年,海明威居住在古巴哈瓦那附近的瞭望农场。后来,他写出了叙述古巴渔夫桑提亚哥钓大鱼的故事《老人与海》,并因此获得美国1953年度的普利策文学奖和195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综上所述,海明威并不是一个浮光掠影、追奇猎异的旅游写作者,而是一位杰出的文化时空穿越者:他以作家的独到眼光关注异国空间中最具民族个性的传统文化风俗,并在深入体验、跟踪探究的基础上创作出自己的异国空间叙事作品,借此赋予异国空间以独特的美国精神与异质文化魅力。

海明威不仅是一个对异国传统文化习俗有高度文学敏感和叙事能力的作家,更长于打造异国空间的硬汉形象。总起来看,海明威塑造的硬汉形象具备以下特点:健壮的身体、出色的技艺、强大的职业信念。他们在现实中履行职业角色的过程中,总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困境,包括孤独、伤痛、失败,甚至是死亡的威胁,但是,他们却能够直面残酷的现实,以出色的技艺和不放弃的意志,兑现自己职业角色的承诺,尽显男子汉在“压力下的优雅”风度。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讨论路德的“职业”概念时指出:“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任务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4](PP.53-54)以韦伯讨论的“天职”观念为依据,仔细审视海明威在异国空间中打造的硬汉形象即可发现,他们对自己必须担当的职业角色责任的理解,与美国前现代社会中恪守的新教劳动伦理有内在的一致性。比如,在《太阳照常升起》中,西班牙斗牛士罗梅罗将斗牛看作是生命的意义所在,身受重伤仍从容不迫地走上斗牛场,不躲闪逃避贴近公牛身体的死亡威胁,凭借自己出色的斗牛技艺和绝不退缩的信念,最终杀死了公牛,捍卫了斗牛士的荣誉;《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美国志愿者乔丹,在接受了到敌人后方去炸桥的任务后,面对行动计划泄密、大雪封山的困难,与之合作的游击队军事素质的匮乏,他依然选择兑现自己的责任,最终炸毁了桥梁阻击了敌人的援兵,并坦然地迎接死亡的到来;《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桑提亚哥更是把钓鱼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他曾经是钓鱼技艺了得的“冠军”,现在却能坦然面对孤独和失败。综上所述可知,罗梅罗之于斗牛士的荣誉、乔丹之于战士的炸桥任务、桑提亚哥之于渔夫的钓鱼活动,他们对职业角色责任的理解,与新教徒应神召尽“天职”的劳动美德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海明威在文学文本中构建的硬汉特质,实则是开疆拓土时代新教徒信奉的劳动伦理这一“美国性”特质在异国空间中的伸延。

海明威之所以对异国空间里职业技艺了得的硬汉情有独钟,与他对20世纪20年代现代化、都市化的美国社会之个性精神的认识有密切关系。海明威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美国中西部的橡树园小镇度过的。镇上的男人大都是信奉传统新教劳动美德的专业人员,推崇强健的身体,热爱亲近大自然的户外运动,海明威的父亲就是一位热爱钓鱼、打猎、种地等户外运动的医生。受父亲的影响,海明威自幼热爱大自然,热爱钓鱼、打猎等户外运动。当他从欧洲战场归来,面对现代化了的美国社会现实:工厂生产流水线上劳动的机械化,都市生活方式与大自然的疏离,海明威感受到了传统失落的伤痛。在1926年戏仿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的小说《春潮》中,海明威叙述白人青年瑜伽·约翰逊从一战战场归来后,在密执安州的一家水泵厂工作,过着全然没有激情的生活。有一天,瑜伽在一个小饭馆吃饭,饭馆里走进来一位赤身裸体的印第安女人,刹那间,瑜伽觉得:

有什么东西啪的断裂了。他产生了一种新的感受。一种他原以为一去不复返的感受。一去不会再来了。失去了。永远消逝了。他这才明白这是错觉,他如今没问题了。仅仅出于偶然,他明白过来了。如果这个印第安妇女从来没有走进过这小饭馆,他什么念头不会有呢?他刚才在琢磨的是怎样阴郁的念头啊!他正处在自杀的边缘。自我毁灭。杀害自己。就在这小饭馆内。这会是何等样的大错啊。他现在明白了。他差一点把生活弄得一团糟。杀害自己。现在让春天来吧。让它来吧。[5](P.112)

海明威在《春潮》中虽然以讽刺的语调嘲笑不能与时俱进的安德森(以文化原始主义来对抗现代文明的选择有失矫情);但是,他对现代化导致劳动异化、人性扭曲、人与大自然关系疏离的批判态度,与安德森却是一致的。在现代化大机器操控的工业生产流水线上,劳动异化为技术(technique)主导的机械性重复活动,个体失去了自由,劳动过程中自主的愉悦感被机器带来的压抑感所取代。在现代化了的美国本土上,曾经盛行于开疆拓土的前现代社会的那种以男人的身体强健程度和个人技艺(skill)多寡为评价依据的劳动传统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只有到战场上,或者是到不被现代文明侵染的异国空间中,才能找回被现代化淹没的自主劳动愉悦和个体生命自由。因此,成年后的海明威自觉地选择与现代化了的美国都市生活保持距离,到边缘异域空间中,通过战争、斗牛、打猎、钓鱼等活动去打造一个个专业技艺出众的硬汉形象;而在文本之外,他本人也人如其书,是个在边缘异域空间中行走、书写的勇敢战士、优秀猎人、钓鱼高手、拳击英雄、斗牛爱好者、文学冠军。有意味的是,海明威和他的硬汉们在异国空间中借以对抗现代文明异化的斗牛、打猎、钓鱼等活动,在延伸传统的新教劳动伦理的同时,却又契合了现代社会宣扬的休闲消费生活方式。正如詹姆逊指出的那样,“海明威对男性气概的崇拜,正是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巨大工业变革相妥协的那种企图:它满足了新教的劳动伦理,同时又颂扬了闲暇”。[6](PP.349-350)可见,海明威在异国空间中建构自我的文学叙事虽然试图与美国的现代化保持疏离,但读者还是能从中看到20世纪初期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性冲突之端倪。

海明威在文本中描绘的异国空间,与他早年在密歇根湖畔橡树园小镇上的生活记忆紧密相连。他在《非洲的青山》中写道:

我热爱这个地区,我有一种在家里的感觉,如果某人对他的出生地以外的一个地方有一种如在家里的感觉,这就是他注定该去的地方。[3](P.242)

从这段文字可看出,海明威赖以建构自我,建构文学叙事的异国空间,实则是一处能唤醒他“在家的感觉”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借用美国当代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理论,将海明威一生都在现实空间中追寻,在文学文本中建构的这个如“在家里的感觉”的“地方”(place)叫做“处所”。*此处借用近年来致力于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厦门大学王诺教授的翻译,将place译作“处所”,以突出其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内涵。生态整体主义的处所理论主要从人与特定自然区域的关系角度思考人的生存、人的异化和人的身份确认等问题。生态批评学者布伊尔认为,“处所是被赋予了意义的空间”,是“感受到的价值的中心”,“是被看见、被听到、被闻到、被想象、被爱、被恨、被惧怕、被尊敬的。……我的居所是‘我的处所’而不是‘我的空间’,与在不熟悉的酒店客房的感觉不同,处所给人丰富的联想,而空间的联想则是稀少的”。[7](P.63)与生态整体主义的处所理论类似的是,美国的海明威研究专家劳拉·格鲁贝尔·戈弗雷也反对将文化(culture)、地理(geography)、空间(space)、处所(place)等概念割裂开来看待,主张从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的视域来讨论问题。他指出,在海明威的文本中,“空间、处所和环境共同参与了其建构意义的开放性对话”。[8](P.452)以生态整体主义的处所理论,或文化地理学的观念,再来审视海明威的文学文本,其异国空间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在密执安湖畔、橡树园小镇、印第安人营地里的生活体验。

例如,受父亲的影响,海明威从小就热爱置身于大自然中的钓鱼、打猎等户外运动。海明威的父亲在瓦隆湖畔有一处别墅,别墅后面有一条沙土小路,一直通往树林中的印第安人营地。印第安人那种自由自在、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更是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海明威把自己早年与印第安人接触的生活体验写进了以白人少年尼克为叙述主体的短篇小说中。在这些小说中,印第安人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生活与密执安北部的森林、湖畔一起出现在尼克从少年到成年的成长背景中,同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飞速发展的工业化、都市化场景形成对照。美国学者皮特·海斯指出,“在海明威看来,印第安人意味着在瓦隆湖畔度过的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户外的自由生活,没有压抑的、开放的性行为,不管这一切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9](P.52)换言之,在海明威的小说中,瓦隆湖畔和印第安人营地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在现代社会中逝去了的前工业社会自然和谐生活的隐喻而出现的。比如,在《两代父子》中,已经是38岁的尼克带儿子离开热闹的城市去打飞鸟,回忆起从前在家乡度过的美好时光。当年“那里的树林还挺茂密,而且都还是原始林,树干都长到老高才分出枝丫来,你在林子里走,脚下尽是一片褐色的松软的松针,干干净净”。跨过架着独木桥的林中小溪,穿过树林,是一片牧场,再转过一条蜿蜒曲折的沙土小径,进入山上的青松林,就到了印第安人营地。最令他难以忘怀的是,他和印第安姑娘特萝迪在印第安人营地后面的青松林里获得的第一次性经验:

那种不安,那种亲热,那种甜蜜,那种滋润,那种温存,那种体贴,那种刺激?那种无限圆满、无限完美的境界,那种没有穷尽的、永远没有穷尽的、永远永远也不会有穷尽的境界?可是这些突然一下子都结束了,眼看一只大鸟就像暮色苍茫中的猫头鹰一样飞走了——只是树林子里还是一派天光,留下了许多松针还粘在肚子上。真是刻骨难忘啊……[10](PP.562-563)

青松林,铺满褐色松针的土地,与印第安姑娘的甜蜜结合,当这些与前工业时代共存的生活体验被现代化侵蚀,海明威就永远告别了橡树园镇,选择与大自然更亲近的边缘异域空间作为自己的生活和写作处所,在此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何相似的风景描写,同样的自然意象,共同的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审美体验一再出现在海明威的异国空间文本中。比如,在《丧钟为谁而鸣》中,开篇即描写男主人公乔丹匍匐在树林里积着一层松针的褐色地面上,也是在山坡上、星空下,乔丹与西班牙姑娘玛丽娅结合,结尾处,乔丹在为西班牙人民共和国献出生命之际,身体紧贴着铺满松针的西班牙大地,用手深情地触摸地上的松针和身边的松树皮,为自己能与西班牙大地融为一体而感到自豪。

在《非洲的青山》中,海明威在结束游猎活动,告别非洲之前写道:

我们的祖先到美国去是因为当时那是值得去的地方。那里曾经是个好地方,但我们把它搞得一团糟了,所以现在,我要到别的地方去,因为我们永远有权利到别的地方去,而且我们也总是去的。你永远都可以回来。让那些不知道已经去得太晚的人到美国去吧。我们的祖先看到过它最辉煌的时候,并且在值得为之奋斗的时候为它奋斗过。现在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了。从前我们常常到别的地方去,而且还是有些好地方可以去的。[3](P.243)

值得现代人反思的是,正如海明威本人写下上述句子的同时就意识到的:

我们一旦到达一片大陆,这大陆就迅速变老。土著与之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外国人大肆破坏,砍下树木,抽干河水……土地对被开发感到厌倦。一个地区会迅速衰竭,除非人们把所有的残留物和所有的牲畜都还给它。等到人们放弃使用牲畜,改用机械时,土地就迅速打败了他们。机械不可能再繁殖,也不可能使土壤肥沃,它吃的是人们所不能种植的。一个地区应该是我们发现它时的那个样子。我们是闯入者,等我们死后,我们也许已把它毁掉,但它仍然会在那里,而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3](PP.242-243)

在这段文字中,海明威书写的是异国空间(非洲),关注的是本土(美洲大陆)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在工业化、现代化被全球化的当下,祈愿每一个喜爱“美国文化偶像”海明威的读者,

在欣赏海明威文学文本中的异国风光与硬汉魅力的同时,也能够细细地品读海明威的这段文字,打量一下我们被现代化侵蚀的生活处所,可好?

[1]Regnolds, Michael S.TheSunAlsoRises:ANoveloftheTwenties[M].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1988.

[2]Stephens, Robert.Hemingway’sNonfiction:ThePublicVoice[M].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8.

[3]欧内斯特·海明威.非洲的青山[M].张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4]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

[5]欧内斯特·海明威.春潮[M].吴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6]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7]Buell, Lawrence.TheFutureofEnvironmentalCriticism,EnvironmentalCrisisandLiteraryImagination[M].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2005.

[8]Godfrey, Laura Gruber. Hemingwa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The Landscape of Logging in “The End of Something”[C]//Wagner-Martin, Linda.Hemingway:EightDecadesofCriticism. East Lansing: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2009.

[9]Hays, Peter L. Hemingway’s Use of a Natural Resource: Indians[C]//Fleming, Robert E.HemingwayandTheNaturalWorld. Moscow, Idaho: 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1999.

[10]欧内斯特·海明威.两代父子[M]//海明威文集·短篇小说全集(上).蔡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WritingaboutHisHomeplaceinExoticSpace:OnHemingway’sNovels

YU Dong-yu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The cultural and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exotic space in Hemingway’s literary texts lies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s in the texts precisely provide geographic and cultural knowledge as a safarist and demonstrate the most attractive traditional custom of foreign culture to readers; second, by creating a series of foreign heroes whose occupations were matador, fishermen, hunters or others with powerful will, outstanding skills and high responsibilities, Hemingway makes a better explanation of the modern Americanness as a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Protestant work ethic and modern leisure culture; third, the exotic space in Hemingway’s novels is the ideal of “homeplace” where people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far from being ruined by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Hemingway; exotic space; occupational skill; Protestant ethics; Americanness; place

2012-06-27

于冬云(1964-),女,山东青州人,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中西文学比较、现当代西方批评理论的研究。

G07;I3/7

A

1674-2338(2012)06-0027-05

(责任编辑:山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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