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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论嬗变:知识生产与理论重建

2012-04-14赖大仁

关键词:文学理论文论后现代

赖大仁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当代文论嬗变:知识生产与理论重建

赖大仁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近期西方理论界有一种看法,认为20世纪末以来,随着一批著名理论家如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威廉斯、布尔迪厄等人相继去世或退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其影响也日渐式微,这就标志着开始进入“后理论”时代。又随着拉曼·塞尔登《后理论》、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等一批以“后理论”命名的著作逐渐流行,所谓“后理论”的影响也不断扩展开来。在一些人看来,就像“后现代”一样,“后理论”也并不仅仅是一个时段划分的标志,同时也意味着某种理论上的根本转向。比如,以那些理论大师为代表的现代性理论范式进一步解体走向终结;过去那种宏观性的“大理论”逐渐消退,转换成为众多的、小写的“小理论”;过去那种专门化的“纯理论”(如文学理论)日益退化,转换成为跨学科交叉的“杂理论”(如各种“文化研究”),等等。

在这种背景之下,传统的理论形态也悄然转型,更多呈现为一种“话语—知识”形态。有学者认为,后现代转折的特点之一,便是从“理论”到“话语”。“后现代以前,理论只有用理论一词才具有理论性,到后现代,理论一词反而没有了理论的本质性和普遍性,要在‘理论’一词的后面加上‘话语’,成为‘理论话语’才能获得理论的本质性和普遍性。因而不是理论概念,而是话语概念成为后现代时代的理论形态的基础。”[1](P.29)那么“理论”与“话语”的区别何在呢?“不妨说,概念、逻辑、体系意味着超越话语的理论,谈论、言说、随感就是非理论的话语。”[1](P.35)而“理论”一旦转换成为“话语”,它也就随之变身成为一种“知识”,通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就转换成为一种“话语言说”或“知识生产”。于是我们看到,关于“知识生产”之类的概念也就日益流行起来。

受西方后现代文化以及这种“后理论”转向的影响,近一时期我国文论界也随之发生一些变化:一是有些学者对西方“后理论”转向给予很大关注并加以介绍和研究;*参见周宪《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李西建、贺卫东《理论之后:文学理论的知识图景与知识生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二是在当今的理论研究中,也有不少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随这种“后理论”趋向,越来越习惯或热中于使用诸如“知识生产”、“知识范式”、“知识谱系”、“知识图景”之类的概念术语,这似乎意味着一种新时尚。当然,使用什么样的名词概念并不是多大的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其背后的那种实质性的变化,在某些不知不觉的转换中,作为理论研究的一些内在特质实际上也在悄然改变,这对于当代文论显然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和挑战。那么,对于这种转向是怎样发生的,它究竟会带来一些什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这种现象,以及当代文论究竟何往与何为等等,这些问题也许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

首先从西方学界的情况来看,所谓“后理论”转向也只是一种文化表征,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根源于西方社会整体上的后现代文化转型,其中尤其是解构主义思想观念带来的普遍性影响,这对于文学理论的影响尤为明显。

比如,解构主义瓦解了形式中心主义、文本中心主义乃至整个文学观念,从而瓦解了文学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导致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向。如果说西方文论的现代转型开启了专门化的文学研究,进入20世纪以来更是聚焦到了对于“文学性”的研究,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等等,建构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以“形式”、“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范式;那么随着后结构主义转型,则直接指向了对这种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的解构,从语言能指符号的不确定性、文本的“互文性”到任何阅读都是“误读”等问题的提出,彻底打破了封闭性的文本观念,使形式中心主义、文本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走向解体。与此同时,随着电信时代图像文化兴起,后现代大众消费文化勃兴,文学自身不断泛化并融入后现代文化潮流之中,由此也就带来关于“文学”观念的进一步消解,传统文学研究也随之向文化研究转向,文学理论的学科边界被打破,汇入到跨学科交叉互通的众声合唱之中。在这种背景下,文学理论便失去了作为独立自足的理论系统的前提基础,成为一种多元混杂中的理论话语或知识形态,文学问题虽然仍是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但系统性的理论建构已不多见。

再如,作为后现代思想基础的解构主义思想观念,基本倾向是反中心主义、反总体性、反体系性。这在德里达那里,是要彻底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打破一切理论体系的深度结构模式及其封闭性,而更为重视一切存在的差异性、替补性、播散性等等。在利奥塔那里,则是要彻底解构一切“宏大叙事”,还原为平面化、日常化的小叙事。在德勒兹和瓜塔里那里,他们的目标是要解构思想理论的“树状模型”,而重新建立“块茎模型”。在他们看来,前者是有结构、有等级、一元论和封闭性的;后者则是无结构、无等级、开放性和散漫性的,是并列和缠绕性的。对于存在不要试图去进行理性化的追根问底,而只遵循动力和欲望的非决定性的律令,让思想自由游牧从而成为一种“游牧学”。在福柯那里,他的“知识考古学”和“知识谱系学”意在引向对知识的历史考察,但他反对理想意义和无限目的论的元历史叙事,反对进行形而上学的起源论或知识的本源性研究,而是把知识归结为对于物(事实)的“陈述”,这种陈述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话语”,认为包括历史在内的各种陈述都往往是非连续性的、断裂的,由此还原为对散落性细节知识的考据式研究。如此等等,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力图消解理论的体系性和深度模式,还原为知识的无结构、无等级、平面性、开放性状态,从而解构形而上学的思维惯性,达致对事物的重新认识理解。这种思想观念无疑对文学理论研究也产生了直接影响,与以往形式主义文论那种严整的体系性理论建构不同,后现代文论已解体成为多元无中心的“话语—知识”形态。

又如,与上述反中心主义、反体系性相联系,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则是主张反本质主义、反普遍主义、反规律性。如果说现代性思维还是承认事物的本体性存在及其内在的规律性,相信事物的现象与本质、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必然联系,只是因为我们寻找的方法不对,所以还没有很好地发现和认识它;而后现代性思维则认为,找不出来不是因为方法不对,而是因为这些所谓本质、规律和普遍性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过去人们的那种寻找都不过是一种观念迷误。他们更相信事物是一种偶然性而非必然性的存在,要说事物或现象之间有某种联系,那也只是一种当下性、暂时性的联系。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后现代主义者显然无意于去追问文学存在的本质规律性,也不打算对所谓元理论、元问题进行追根寻源式的学理性探讨,而是更多走向对某些文学现象的描述和阐释,或者谈谈如何对作品进行阅读理解,文学理论便也更多成为一种导读性的文学知识。

此外,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中心”之后,在价值论上便走向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在这种价值观念中,既没有所谓绝对真理,也不存在所谓终极价值,一切言说都自有其理由和根据。将其应用于文学研究之中,那么就可以说,文学无所谓好坏优劣,文学经典既可以建构也可以解构;理论也无所谓是非对错,问题只在于是否有人相信和接受。既然如此,那么各种“话语”都可以自由言说和参与对话,一切“知识”都可以摆放在同一个平台上供人选择,于是理论判断便悄然隐退,而过滤了价值判断的“话语—知识”形态便被推上前台。

总的来看,正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后现代美学风格的特点就是:断裂、碎片、平面、拼贴、挪用、仿真、拟象等等,这可以说既是后现代文化的普遍现象,也是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许多西方理论话语的基本特征。如前所说,在西方整体性的后现代转型以及“后理论”转向中,从形式主义文论到结构主义文论那种体系性的理论建构已不多见,乃至西方文论那种独立自足的理论传统也已解体,后现代文论已成为一种多元混杂中的“话语—知识”形态。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以文学理论名义流行的论著,往往以“话语”或“知识”命名,似乎要极力与“理论”区别开来;不少论著实际上更注重各种理论知识的拼贴与汇编,在“理论”的名义下其实已经“知识化”。英国著名理论家拉曼·塞尔登接连编著了《当代文学理论导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等影响甚大的著作,他敏感地注意到了西方文论界那种“反理论”、“反历史”的倾向,指出:“解构主义和拉康派理论的许多支持者都把1968年以前所有的文学理论看做天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因而要用后结构主义的新观点完全取代它(这显然是非历史的)。”这种后现代理论“坚持一种完全与历史切断联系的立场。这种情形非常显著地表现在‘后现代主义’的论述中,后现代主义常常强调自身与以往的文化存在深刻的断裂,甚至不承认自己与刚刚过去的‘现代主义’阶段的联系”。他本人试图克服这种弊端,努力建立起历史知识的连续性,将古今文论纳入到一个对话的理解框架中,成为一种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可以古今对话的“知识体系”。[2]即便如此,在这里,“理论”很大程度上也已经“知识化”了。

有学者形象地将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面貌称之为“马赛克主义”,并具体阐释说:“当今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和批评不仅呈现出碎片化、杂糅、拼贴的特征,而且都极力表明自身与众不同的特色,力图成为‘马赛克’中的一种色彩,既不愿吸纳他者,也不愿被他者吸纳。这种各自为政的‘马赛克’局面,正是极力追求‘多元化’的后现代的典型特征,也是当今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在外表上,后现代的‘马赛克主义’一方面以‘多元化’来对抗主流意识形态控制或操纵的‘中心化’;另一方面又以‘碎片化’来表明自身不以建构宏大的理论体系为目的,往往只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或者阐发一种观点,或者对传统理论进行拆解,甚至打破传统学科的边界,在跨学科、跨领域的层面上来探讨某个‘专业’问题(例如‘性别’问题),结果往往使文学问题溢出自身而渗透到其他领域之中。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纯粹的’文学理论或批评问题了。”[3](PP.1-2)这种所谓“马赛克”状态,正是当代西方文论“话语—知识”形态的具体表征。

再从我国文论界的情况来看。如前所说,受西方后现代文化以及这种“后理论”转向的影响,近一时期也随之发生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是随着对西方后现代理论以及近期“后理论”的不断引介和借鉴,诸如“知识生产”、“知识范式”、“知识谱系”、“知识图景”以及“理论话语”之类的概念术语已被不少人普遍接受,并作为一种新潮学术标识在文学理论研究中频繁使用,通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概念似已成为过时的东西而被逐渐淡忘;二是某些比较新潮的理论研究,也有意无意地模仿西方的“后理论”形态,在一些看似理论化的研究论题之下,其实并未研究多少实质性的理论问题(这在有些人看来似有“本质主义”之嫌),也并不注重理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不追求多少研究的学理深度,而是热中于引述各家各派的西方理论,借以显示知识的丰富与广博,成为一种“知识生产”或“再生产”的新范式;三是一些新编的文学理论教材,或类似于教科书之类的读物,并不注重自身的理论建构,而是在某些理论框架之下,罗列介绍各种中外文论知识,成为一种平面化理论知识的集束式堆集,差不多就是一个文论知识的杂烩“大拼盘”。实际上如今的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理论性也已大为减弱,而知识性则更为凸显,文学理论作为一门人文性理论学科,越来越蜕变成为一门人文精神日益弱化的知识性学科。

从历史的观点看,上述变化也并非没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比如,相对于过去把文学理论批评仅仅当作“思想斗争工具”的极端化做法,适当让其回归“话语—知识”形态,也许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纠偏。正如拉曼·塞尔登所言,将各种不同的文论知识整合到一定的“知识体系”中,有利于形成一种比较和对话,从而克服单一话语的独断性,这未尝不是一种进步。再如,相对于过去那种“大理论”的宏大叙事,过于形而上、过于空泛而不切实际,那么适当转换成为某种“小理论”,或某些具体的知识点进行比较探讨,也许会更有意义。还有,相对于过去那种纯文本论、纯形式论、纯审美论等“纯理论”研究而言,适当引入跨学科性的文化研究,似乎也有利于拓宽视野和丰富知识,这些也都不言而喻。

然而问题也许在于,从整体上来看,随着这种“后理论”转向,以及文学理论研究随之进一步向“知识生产”转型,那么就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而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首先,如果文学理论研究过于“跨学科化”、过于“越界”,就可能带来研究对象的过于泛化与迷失,导致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模糊与遮蔽。如果我们的文学理论不再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而是转而去追逐研究流行文化;不是着力于研究文学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转而去研究各种大众文化问题,那么它就仅有文学理论之名而并无其实,甚至可以说是文学理论本身的自我消解。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文学理论的规范化与科学性更无从谈起。

其次,如果文学理论越来越成为一种“知识生产”,有可能导致理论的进一步萎缩和蜕化。在有些人那里,理论研究一旦变成简单的“知识生产”,实际上就成为一种“来料加工”式的机械制作,只要采集各种学科知识,引入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再糅合某些文学理论元素加以拼装组合,便可以生产出适合各种口味需求的知识拼盘,摆下一场话语盛宴。这种知识拼盘看上去内容丰富多姿多彩,实际上只是一些零散化、平面化的知识堆集,在这里,作为理论研究所应有的“问题意识”和学理深度不见了,作为理论学科的有机系统性和逻辑性可能也没有了,这又还有什么理论性和科学性可言?

更为值得关注的问题也许还在于,如果将文学理论导向“知识化”而削弱其理论性,容易导致脱离现实和走向价值迷失。一般而言,理论不同于知识之处在于,理论要求从实际问题出发,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思考做出回答,起到推动现实变革发展的作用,同时也实现理论自身的创新发展。如果理论研究变身为“知识生产”,就很容易导致丧失理论的思考能力和思想含量,它的理论性和科学性也必将大打折扣。西方学者尼尔·路西在《理论之死》一文中,对于“知识化”倾向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能给我们一定的启示。文中引用卢梭的看法说,“卢梭认为知识在本质上是危险的,因为它唤起我们天性上的恶习,并因此败坏我们在其他方面向善的强烈倾向。此外,没有理由认为伟大的科学发现已经导致了人类在美德方面的增进。相反,大量的事实(不包括那些没有意义的)已经证明了它们对社会来说是相当无用的”。在卢梭看来,这种偏向由来已久,“在雅典和古罗马社会的晚期,越来越多的时间被耗费在了对美学知识和科学知识的追求上,损害了社会的和谐,也损害了在伦理学上对于‘同自己交谈、在激情的静默中倾听自己良心的声音’的根本关注,对卢梭而言,后者正是‘真正的哲学家’”。[4](PP.229-230)在当今被称为知识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所缺少的可能不是各种学科知识,而是应有的价值方向和思想信念,真正的理论研究,包括文学理论在内,正需要在这种理论建构上有所作为。

笔者以为,我国当代文论在经历了前一时期的历史性变革发展之后,如今需要走向“正—反—合”的辩证式超越发展:既有必要克服过去那种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大理论”的弊端,也有必要克服“后理论”转向所带来的理论研究蜕变为“知识生产”的偏向,从而回归到“理论重建”的根本立场上来。而“理论重建”的应有之义,应当是知识、方法、观念三者的有机统一,这不仅对于文学理论研究是如此,而且对于文学理论教学更有必要加以强调。

从“知识论”的层面看,无疑可以把文学理论视为一种“理论话语”或“知识形态”,在一定的话语平台上将各种各样的文论知识加以呈现,使之形成相互比较与对话的场域和机制,作为理论知识的这种基础性意义不言而喻。不过问题在于,如果只是把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来对待,仅仅在“知识论”的范围内进行重复性的知识生产或再生产,显然又是有问题的。其实作为理论形态来看,在知识的背后隐含着“方法”,而方法所针对的则是“问题”,是我们发现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任何真正的理论学说背后,往往都有某种独特的认识与阐释方法蕴涵其中。对于当代文论的理论重建而言,可能也需要重视这种理论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自觉建构,而不是仅仅在知识论的层面上,热衷于生产某些新概念、新话语,或者追求各种“话语转换”,而更应注重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即在如何更切实有效地认识阐释文学的方法与策略上面下功夫。倘若再深入一步来看,作为理论形态的根本应当说是“观念”,观念决定方法、话语及其知识形态。对于文学理论来说,最重要的是对于文学的根本看法、信念和价值观。从当今的文学及其理论形态来看,最值得关注的也许正在于文学信念的缺失和价值观的迷乱,这既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因而也是当代文论重建中需要着重思考探讨的理论问题。在我们看来,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与人文性,正体现在这种知识、方法、观念三者的有机统一之中。

[1]张法.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2]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原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尼尔·路西.理论之死[M]//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012-10-01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文学理论观念的嬗变与创新研究”(12AZW004)的阶段性成果。

赖大仁(1954-),男,江西吉水人,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和美学的研究。

(责任编辑:山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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