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金尧，刘 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①本文所说的“权势”主要是指政治上的权力及其在运用中所造成的影响。在古代，世俗统治者常常以神的名义行使其权力，因此，僧侣(或教士)也是拥有权势的社会阶层。关于“城市”的定义，现代的城市概念不适用于古代农业文明中的城市。这里所说的“城市”，是一批脱离了农业生产，以非农活动服务于社会的人们的聚居之地。“脱离了农业生产”当然不是说城市与农业毫无关系，事实上，农本时代的城市与农业的关系千丝万缕，城市中有农田，居民中有农民，是农业社会城市的普遍现象。但是，城市居民的主体已不是农民，他们不再以农业生产为主业。所谓“非农活动”，是指农业以外的其他活动，这些活动包括行政管理、工商业、文化和宗教、军事活动(如防卫)。至于“聚居之地”的规模，在不同历史时期，从几千人、几万人，乃至数十万人不等，一些城市的规模甚至不见得比现在的村庄大多少。参见吉迪恩·肖伯格《城市的起源和演变》(G.Sjoberg，“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ities”)，载《科学美国人》1965年9月(ScientificAmerican, September 1965)；H.范.沃维克《城市的兴起》，载M.M.波斯坦等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三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政治”(H. van Werveke,“The rise of the towns”, in M.M. Postan, E.E. Rich and Edward Miller eds.,TheCambridgeEconomicHistoryofEuropeVolume III,EconomicOrganizationandPolitiesintheMiddleAges,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63)第6页；伊迪斯·恩南编《中世纪的城市》(Ennen, Edith, ed.,TheMedievalTown, Translated by Natalie Fryde, North-Hollander Publish Company: Amsterdam·New York·Oxford, 1979) 第185页；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顾良、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573页；简·埃尔文特·迈莱《北欧国家》，载理查德·罗杰编《欧洲城市史:展望和回顾》(Jan Elvind Myhre, “The Nordic Countries”, in Richard Rodger ed.,EuropeanUrbanHistory,ProspectandRetrospect,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3)第178页。

城市学研究

权势创造城市①
——论农业时代的城市起源

俞金尧，刘 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在农业文明时代，城市普遍地由统治者的权力所缔造。城市是各种非农业活动的汇聚之地，其中，政治及与政治相联系的军事、宗教活动对于城市的兴起最为重要，最早一批脱离农业生产并能够聚集于城里的人，首先就是社会的管理者，也是阶级社会中的统治者，统治阶级连同为统治者服务的军队、僧侣等，构成早期城市的主体。城市中的工商业是以政治中心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并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工商业活动追随权势而发展，围绕权势的消长而兴衰。到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资本对城市的命运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权力开始屈从于资本。

城市；起源；农业时代；权力；工商业

城市的起源不是一个新问题，它是研究城市的学者着力探讨的三大主题之一。[1]这一问题已有不少答案。起初，学者们倾向于从经济方面去阐述城市的起源，因为城市繁荣的工商业活动总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是工商业起源说的代表[2]，他不仅用工商业发展解释中世纪欧洲城市的起源，而且把它当成是一切时代、所有地方城市起源的基本原因，他说：“在任何一种文明中，城市生活的发展都必须依靠工商业。过去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帝国或阿拉伯帝国的城市是这种情况，今天欧洲、美洲、印度、日本或中国的城市也是这种情况”。[2](P.84)皮雷纳的思路和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一些人看来，城市似乎就天然地成了工商业中心：农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出现剩余，人们就开始用剩余的产品进行交换，从而形成工商业中心。[3](P.11)[4]后来，也有学者不同意皮雷纳的观点，但依然从经济方面去分析城市的兴起。*比如刘景华在《西欧中世纪城市新论》一书中，虽不同意皮雷纳的观点，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生产不足论”，但依然在工商业的范围内寻找中世纪城市兴起的原因。当然，也有学者反对单纯地从经济方面解释农业时代的城市起源，认为中世纪的城市有多种类型，城市因为不同的性质而有不同的兴起原因。[5]还有人认为，城市兴起并不只有一个原因，而是贸易、政治、宗教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6]

以上各种解释体现了在城市起源这一主题上的学术进步。但存在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人们倾向于根据城市生活中某一个或某些突出的特点，去探讨城市兴起的原因，这就容易为表象所蒙蔽。本文认为，在农业文明时代，城市普遍地由统治者的权力所缔造，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是如此，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也是如此。城市是各种非农业活动的汇聚之地，其中，政治及与政治相联系的军事、宗教活动对于城市的兴起最为重要，工商业活动追随权势而发展，围绕权势的消长而兴衰。

一

在农业文明中，任何城市都存在较为活跃的工商业。农业文明上起新石器时期，下至18世纪工业革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城市的发展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城市的规模也有极大的差别，但是，它们普遍地具有较为活跃的工商业。从世界城市史的一般趋势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出现更多的剩余，分工越来越细，人类物质文明也更加发达，这些都为城市文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到来之前，繁荣的工商业已成为农业社会城市生活的一个典型特征。这容易使人以为，城市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兴起的。但是，在农业时代，仅仅靠手工业和贸易活动的集聚，很难发展为城市生活。

生产出现剩余以及工商业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助于形成地方上的市场，四邻八乡的农民在约定俗成的日子汇聚到某个地方进行交易。通常，集镇或小城镇就是大家赶集的地方。较大的城市里有常设的市场，那里的市场开放时间更长，商品更加丰富。因此，在城市和城镇，在人口集聚的地方，就必然有市场；但不能反过来说，有市场就必然形成城市。

单从商品交换这个角度来看，简单的、偶然的商品交换，根本不可能形成城市。甚至定期的、大规模的交易也不一定形成城市，从历史上看，这种交易活动充其量只能形成市集，中世纪欧洲发达的长途贸易和兴旺的市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2、13世纪，欧洲工商业兴盛，到处都形成市集，最繁忙的市集都集中在由意大利和普罗旺斯通往法兰德斯海岸的贸易大道靠近中点的地方。其中最有名的市集当数香槟市集，12和13世纪的香槟市集吸引了整个欧洲的商人，香槟市集大约在13世纪下半叶发展到了高峰，但到14世纪初便开始衰落。以香槟集市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交通运输条件，加上它在长期的贸易活动中形成的交易规模和影响力，都没有使当地形成重要的商贸城市，那么，在更早的古代，在经济不够发达的条件下，仅仅依赖当时那种水平和规模的工商业，是很难形成最早的城市的。

那么，城市是如何兴起的呢?

我们认为，农业时代的城市由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所开创。

很多关于城市起源的传说，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神建城市。神或英雄创造城市的传说流行于很多地方。无数的城市为了强化城市共同体意识，以及为了从传统中寻求城市荣誉感，总是诉之于神灵的启示和英雄的开端这类故事，来描述城市的起源和历史。关于罗马城的起源就形成了好多种充满传奇色彩的说法。*可参见《世界史资料丛刊·上古史部分：罗马共和国时期》(上)，杨共乐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12页。这种故事往往十分动听，而且，有的城市的确可以从某个英雄人物或某个事件中找出其开端。

不过，撩起神秘的面纱，我们仍能发现，正是统治者创建了早期的城市。就以罗马城来说，这个从台伯河边七座小山中发展起来的“七丘之城”，最初只是几个小村落，后来发展为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到公元2世纪时，人口达100万以上，成为西方世界的大都市。罗马城不断扩大与罗马政治体制的演变和帝国的扩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罗马先后共修建过七道城墙，第一道城墙围绕着七丘之一的帕拉蒂诺山修建。共和国时期，即公元前378年至前352年，第二次修建城墙。公元272年至280年，罗马城修建了奥雷里安城墙，这道城墙长11.5英里，城墙内的面积大约为5.3平方英里，城墙本身宽13英尺，城墙外部的防守地带宽33英尺，城墙内环绕城墙的道路宽16英尺(公元402年霍诺瑞亚斯在位时，又在城墙上修复了381座突出的尖塔，间隔32码)。直到19世纪，罗马城的防御工事主要利用奥雷里安城墙。罗马城的规划和城内的建设也是在统治者的主导下进行的，比如公元前27年至公元14年，奥古斯都重新改造罗马城，用大理石替代砖修建罗马。公元64年罗马发生大火，罗马城几乎全毁。但这也给了罗马统治者全面重建罗马的机会，后来的历任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建设罗马城，终于把罗马建设得辉煌灿烂。*参见A.E.J.莫里斯著《城市形态史——工业革命以前》(上册)，第162-189页。罗马有多壮丽，现在的人们只要看看它的遗址，看一看它的公共建筑残留下来的遗迹，就不能不发出由衷的赞美和感叹。

在前殖民时期的南美，这个长期“与世隔绝”的新大陆，城市也是统治者的杰作。在那里，城市人口的增长和积聚，不是简单地因为有了较高的农业生产水平和更密切的商业交往关系而造成的结果，所有的城市中心都没有自然而然地发生这种线性的发展过程。在城市形成过程的中、晚期，新的政治组织出现了，为了更为合理地利用劳动力、土地和水资源，统治者建立了规模空前的城市中心。于是，在墨西哥中部高地，出现了特奥蒂瓦坎，在佩腾有蒂卡尔，在瓦哈卡有蒙特阿尔邦，在玻利维亚高地有蒂亚瓦纳科，在的的喀喀湖的北部盆地有普卡拉，等等。当需要扩大或重建一个城市的时候，总是由国王、高级僧侣或某位有权势的人下令进行的。帕查库提是1439年到1471年印加帝国的皇帝，是他下令重建了库斯科的中心。阿兹特克首都令西班牙人惊叹，基本上也是阿兹特克国王蒙提祖马一世的杰作，他在位期间下令扩大特诺奇蒂特兰，建造主神殿。像这样由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人物改造或建造城市的事情在殖民者到达以前的南美还有很多。贵族们修建了城市，用以管理和控制广大领土内的生产、贸易和文化生活。[7]

在农业文明时代，政治权力缔造城市和城市体系的事例，最典型的莫过于罗马帝国时期推行的都会化运动。一些学者认为，罗马帝国是由各城市或各城邦有机地汇合而成的一个大联合。[8](P.20)[5](P.1)的确，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几乎是一任接着一任地在帝国境内建立市镇，推广城市生活。奥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年在位)和克劳迪亚斯(公元41-54年在位)是其中致力之最积极者。内战期间及其以后的几任皇帝统治期间，意大利人大批向其他地方迁移，造成了市镇发展的开端。皇帝们支持这个运动，他们希望建立新的城市生活中心，有更多的罗马化居民的中心。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各个行省的都会化运动都受到了鼓励，特别是当罗马由于对外进行战争而尽量需要征募新兵的期间鼓励尤甚。奥古斯都在整个东方就是追随了庞培(公元前106-前48)、恺撒(公元前100-前44)和安东尼(公元前82-前30)的政策，在许多村庄、聚落和寺院土地上建立起新的城邦。对西方，如高卢、西班牙和阿非利加，奥古斯都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竭力向高卢和西班牙的克勒特人部落制度中传入都市生活，在阿非利加原先的迦太基国境中恢复都市生活。[9](PP.79-80)韦斯巴芗(69-79年在位)也积极鼓励各行省发展城市生活。他的目的首先在于扩大皇帝权力最后凭借的基础，对于那些多少已经罗马化了的行省，特别是那些主要的征兵地区和驻扎有罗马重兵的行省，如西班牙、日耳曼尼亚和多瑙河流域诸行省，他就加速其都会化运动。在罗马化程度较高的行省内，把罗马公民资格和拉丁公民资格授予新建立的都市中心。无论什么地方，都会化运动都尽可能地被推进到极限。在图拉真(98-117年在位)和哈德良(117-138年在位)时代，罗马帝国仍致力于推行都会化。到2世纪时，罗马帝国看上去就像一个由城邦组成的大联盟，每一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9](PP.166,196)

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欧洲地区城市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罗马帝国出于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广泛建立权力中心，这些权力中心首先是作为军事据点或战略要地而建立起来，并在后来发展为管治一方的政治中心。[10]比如在英国，罗马人到来之前并没有真正的城镇。罗马人在英国建立殖民地，并最终建立了四个城镇作为当地的行政中心，其中包括伦敦。[11](P.124)英国所有的罗马城市实际上都有军事起源。欧洲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城市化效果明显，据估计，除意大利土地上建立的城市以外，欧洲的罗马城市起码有300个以上，虽然其中的大部分城市规模很小，但的确有很多大城市，其中，有的城市的人口已超过5万。罗马统治下的欧洲城市人口100-140万，城市化水平约为8-15%[3](PP.91-92)，在那个时代，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相反，在没有受到罗马帝国统治的欧洲地区，当时就没有什么城市*参见庞兹《中世纪欧洲经济史》(Pounds, N. J. G.,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Longman,1974)，第71页。，这从反面说明了帝国的政治力量在欧洲城市化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城市为统治者所建，很自然地，最早一批脱离农业生产并能够聚集于城里的人，首先就是社会的管理者，也是阶级社会中的统治者，统治阶级连同为统治者服务的军队、僧侣等，构成了早期城市的主体。根据唯物史观，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私有制，出现阶级的分化，而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所以，最早的生产剩余除了一部分流入市场用于交换外，很大一部分被统治阶级所占有。统治者用这些剩余去养活自己的军队、神职人员、随从，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工匠。*参见戈登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第108-111页的论述，安家瑗、余敬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这样，当人们被迫将剩余的粮食交到统治者手中的时候，城市就开始兴起了。[12]

二

既然是统治阶级创建了城市，那就不难理解，农业时代的城市主要就是一个政治中心。

古代城市的政治性质突出地反映在城市的主要功能上：对外防御和对内实行统治。

人类聚落从一开始就是有组织的。两河流域最早的人类聚落杰里科就建造了防卫设施，城镇周围有开挖的壕沟，城墙高12英尺。在公元前6 000多年时，城墙高度已经达到15英尺。稍晚于杰里科的人类聚落查塔·休於也重防御，那里的房屋聚集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大的防御体系。有坚固的城墙和防御体系，这足以说明：稳定的、永久性的、较大规模的人类聚落不可能存在于无组织、无权威的状态中。

城市出现以后，为了防止外来侵略，大规模的防御成为一个现实和迫切的需要。世上第一座城市乌鲁克的防御功能十分突出，在公元前3000纪早期，乌鲁克城市建起了巨大的围墙，已发掘的城墙有9.5公里长。大约公元前2700年，乌鲁克城市的统治者吉尔伽美什下令修建了这道城墙。[13](P.50)上古时期的城市往往也是一个军事要塞，即使处在平原地带，也会建筑城墙以防入侵。古代亚述人的城市就突出了防御的功能。亚述国家先后有6个首都，阿淑尔城为古亚述(约公元前2000-前1800)和中亚述(约公元前1400-前1050) 前期的首都，后来阿淑尔城一直是亚述人的宗教首都和王陵所在地；中亚述时期王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和新亚述王萨尔玛那塞尔三世(公元前858-前824)先后建立新都，但使用时间不长。中亚述末期，卡尔胡、尼尼微先后成为首都，城市里同样有高大的城堡建筑。新亚述王国的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1-前705)建立了萨尔贡要塞(今科尔萨巴德)，是亚述人城市新观念的典范，萨尔贡要塞是一个崭新的城市，占地2平方公里(0.8平方英里)，城堡依城墙而建，甚至高于城墙。城堡中有神庙，寺塔和宫殿合成一体，庞大的人工平台建在原来的居住区上，另有一个平台建筑了纳布神庙，一个低一些的城堡是贵族官邸，有城墙与城市其他部分区隔。第二层防御工事仍建在城墙上，靠近主城门，是帝国军械库所在，用于储藏武器和战利品。

中古时期，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工商业活动也活跃起来，来城市居住和经营的人多了，于是，城市面积不断扩大，但新扩的城区依然需要修筑城墙以防卫，这在中世纪欧洲城市复兴运动中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在12至14世纪间，许多城市曾拆毁它们的老城垣，填满它们的旧城壕，把郊区变为城区，并建造了新城垣。在1078年到1175年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佛罗伦萨筑了两圈城墙。在老德意志区各地，萨克森或萨利安时代所建造的古老城垣对人口来说已显得太狭窄，因而被拆除，并另造了扩大范围的新城垣。在莱茵―多瑙河地区诸省内,差不多每个城市经过两次这样的扩大,一次在12世纪，又一次在13世纪。1281年，科伦的城垣有65座城堡和13座城门，这就是城市聚合扩大的结果。[14](P.4)[15](PP.93-95)[16](P.82)[8](PP.231-232)

事实上，农业文明中的城市几乎都被围圈在城墙里，而没有城墙的城市倒是罕见的。

早期城市另一个基本功能是实行统治。因此，从一开始，城市就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的，统治者及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各种人员构成城市中的基本居民。

在两河流域，国家产生以后，城市化进程加快。公元前3000纪初，两河流域南部地区有146个城镇或大型聚落，但城市仅2个。到公元前2700年，城镇或聚落减少到24个，而城市数量增加到8个。公元前2500年左右，80%的人口居住在大于40公顷的城市里。[17](P.31)城市人口中包括城市的最高统治者、各职能部门的大小官员、城市中从事各种职业的手工业者、商人、小商贩、农民等。值得指出的是，在古代两河流域居民的社会生活中，城市的身份认同一直是区分一个人的民族身份的重要标准。在城市产生之初，是否生活在城市里是民族认同的唯一标准，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恩基都通过被引介到城市，着城市人的服装，过城市人的生活后，才被乌鲁克人接受成为自己人。[13](PP.53-59)可见，城市居民的身份成了一个政治符号。

苏美尔城邦时代(约公元前2900-前2340)的城市在城邦的控制之下，城邦的核心是一个中心城市，周围有小城市、城镇和农村。阿卡德人的统一战争结束了苏美尔城邦时代，再经过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2-前2004)和古巴比伦王朝(约公元前1894-前1595)的发展，两河流域地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都城成为中央统治的政治中心，其他城市则成为地方的行政中心。阿卡德国家的建立开创了一种新的统治模式，而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中，这个新的国家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首都的出现。萨尔贡在王室铭文中说：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城市阿卡德以为自己的首都。都城，苏美尔文写为Uru-sag，Uru就是城市，Sag在苏美尔语中的意思为“头”、“首”、“第一”等。阿卡德城在当时已经具备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的地位。原来各苏美尔城邦中的中心城市现在成为地方行政中心，如乌玛，成为乌玛省的首府，由中央派遣官员管理行政和军事事务。阿卡德时期(约公元前2296-前2112)，城乡差别进一步明确，在城市中居住的人除上下层官员外，还有他们的扈从和手工业者，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城邦时期是居住在城市里的，这时已经被排除在城市之外，他们无权享用城市中生产的生活产品。从乌尔第三王朝开始，随着官僚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中央统治的加强，特别是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者舒尔吉进行税收体制改革，又出现了一批新城市。根据两河流域地区的古老传统，城市一般遵循从小的定居点到聚落，到大型聚落，再到城镇、城市的发展道路，一般城市都由统治者负责修复和改造，传统城市如乌尔、尼普尔、拉尔萨、乌玛、基什等，在历朝历代都是重要的地区性政治、经济、宗教中心。

两河流域的城市作为政治中心体现在神庙和宫殿等建筑上。在苏美尔城邦时期，城市中有神庙、寺塔、王宫、城墙和房屋等建筑，但神庙是城邦观念的核心，参与祭祀城邦神表明城邦成员资格。城邦是城邦守护神的财产。因此，在城邦的中心城市规划中，神庙是标志性建筑，一般位于城市的中心。神庙的出现与城市化进程几乎同步，有学者甚至认为两河流域城市起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神庙的发展[18]，神庙的作用是积聚和再分配剩余财富。公元前3500年的乌鲁克城市里，唯一的管理机构是神庙，最早的文字、合同文献、艺术、建筑等都在这里兴起。乌鲁克城的统治者也是神庙的负责人，承担了世俗和神圣领袖的双重角色。[19]城市间、后来是城邦间的战争使得军事首领的地位日益提高，一些城邦统治者采用卢伽尔的称号，这是一个军事化特征明显的称号，苏美尔文直译为“大人”，后译为王。有学者认为，原来这个称号只是城邦战时军事首领的称号，后来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城邦统治者的称号，比如拉格什的最后一个统治者乌鲁伊尼姆基那(即乌鲁卡基那)就已经自称为王卢伽尔；基什的统治者麦塞里姆也自称卢伽尔。[20]由此称号也派生出另一种城市机构，即王宫。在多数苏美尔城邦中，王宫控制政治、军事权力，而经济权力仍然掌握在神的手中。在文献中，行政长官的官邸与王宫没有区分，但建筑样式和规划并不相同。在苏美尔地区，王宫建筑以统治者名字命名，而其他公共建筑名称比较模糊。在可以区分王宫和神庙的遗址中，王宫的位置亦不固定，或位于神庙旁边，如拉尔萨；或距离神庙非常远，如埃利都和乌鲁克。在多数情况下，神庙与权力机构的位置对比说明世俗权力与神权的关系。

在中国，城市的起源也很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多年前，早期的中国城市充分展现了政治中心的作用。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城市，是距今已有5500多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这处城市遗址沿河而建，方圆达160万平方米，以三个台阶为界线划分成三处功能不同的区域，既有大型宫殿、神庙等标志性建筑以及布局整齐的房屋、墓地，又有护城壕沟、手工作坊和集市。[21]

夏、商、周时代，城市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不少规模宏大的城市。《淮南子·原道训》中有“夏鲧作三仞之城”之说。近年对河南新密新砦遗址的发掘显示，这是一处设有外壕、城墙和内壕共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大型建筑的大型城址，整个城址总面积逾100万平方米，极有可能就是夏代开国之君夏启的都城，即古文献中所说的“夏启之居”。[22]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的大型都城遗址，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其中宫殿区面积达12万平方米左右，据碳-14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应是夏代中、晚期的都邑故址。商代的城市遗址，迄今已发现多座。如郑州商城周长近7公里，城墙估计能达到7-8米高，东墙、南墙长1700米，西墙长1870米，北墙长1690米，平面基本呈方形，东北有一抹角。位于洛阳的东周王城，《逸周书·作雒解》谓“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据考古实测，东周王城南北长度大约3320米，东西宽度约2890米，总面积约为9 564 800平方米，规模确实十分巨大。

商、周以降直至近代以前，中国城市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在世界上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其他地区鲜有能与之匹敌者。自商、周时代就形成的中国城市的形态和特征，也长期保持下来而无大变化。学者们大多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基本原因，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而非经济活动的结果。如张光直指出：“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的工具。”[23]这种看法大体上符合中国城市起源和发展的实际。直至清朝时期，中国的城市基本上仍是各级行政机构的治所，而且城市的等级与其行政等级相互对应。

再来看欧洲，欧洲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古代希腊的城邦制度发达，是古希腊社会发展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24](P.7)时的一种状态。人们通常认为，古代希腊城市中的工商业活动十分发达，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古希腊的城邦就其实质来说，仍是一个政治单位，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所谓“城邦”，实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24](P.3)城市的政治性质体现在城市的建筑上，比如城市需要防卫，古希腊城市的地理位置除了选择天然适合于防御的地方以外，还建造卫城、城墙等设施。而城市的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主要反映在古希腊城市的大会场和古罗马城市的广场上，它们分别处于城市的中心，并通过街道路网与城市的其他地区连接在一起，标志着城市在政治上和行政管理方面的独立。[11](PP.1-3)罗马帝国时期在都会化运动中造就的城市，其政治性质不言而喻。罗马帝国垮台后，欧洲的城市工商业衰退，那时，城市作为权力中心的特点反而更加明显，例如从公元5世纪晚期到7世纪初，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原有的罗马城市上建起的最初城镇，都是由世俗的和教会的权力所占有。这些城镇尽管缺乏罗马帝国时代的城市所拥有的完善的功能，但它们有城墙，有与世俗和教会贵族有关的低水平的贸易和手工业活动，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最早的城市，国王和主教则在当时的这一城市复兴时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25]

农业时代的城市普遍地具有政治性质。在历史的早期，很可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即当工商业尚未发达到使工商业者形成一定的规模、可以稳定地汇聚于一地的时候，统治阶级的队伍已经十分庞大，为了实行有效的统治，他们集合在一起，创设国家机器，建立官僚机构，以此为基础，号令天下。这个最初的权力中心就是城市文明的胚胎，权力的掌控者以及所有与他们有关的人员，组成最早的脱离了农业生产的定居者。随着官僚机构的进一步发展，权力中心的各种设施也更加完备，不仅建立了宫殿和其他议事或执行机关，还建起了神庙、学校。当然，市场也是不可少的。为了满足各种需要，权力中心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工商业者，城市生活就这样慢慢地发育、生成。可见，城市的政治性质并不排斥发展工商业。

三

事实上，正是因为城市里有强大、稳定的政治力量，工商业才欣欣向荣。

早期城市中的工商业是以政治中心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并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在古代的两河流域，工匠和商人的职业活动依赖于城市统治者，有些贸易，如对武器制造极为重要的金属贸易，甚至为王室所垄断。[26]与宫廷有联系的商人集团推动了对青铜武器和奢侈品的广泛需求。寺庙和宫廷工匠，加上与宫廷有关的市场的出现，催生了独立的工匠，他们聚集在城内的空旷地带，自由地交换他们的产品。[27]印度在朱罗王朝时期(850-1279)的城市化进程是从村落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不同的社会宗教集团以寺庙为中心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寺庙充当了社会经济和政治整合的制度性基地，在公元7-9世纪的印度教一神崇拜运动(Bhakti Movement)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些守贞专奉(bhakti)中心成了重要的政治和朝圣中心，并且演变为庞大的城市综合体，它们或者以某个大庙为中心，或者是几个寺庙共同组成某个城市综合体。这种寺庙由统治者建造，寺庙也是大土地拥有者。9世纪以后，寺庙也开始接受钱财捐赠，并且再把所接受的捐赠投资到土地和贸易中去。寺庙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发展，导致城市的发展。农产品和当地制造品贸易，以及为这些中心所需要的、来自于远方的奢侈品贸易是城市发展中的一个辅助性因素。由地方贵族和寺庙所产生的、而本地的生产又无法满足的需求，将行商带到这些市场，并鼓励大量的工匠、艺人定居下来，他们最终在寺庙中心从事经营活动。这个过程十分缓慢，跨越了四个世纪。[28](PP.207-208)

经济活动不仅为统治阶级提供服务，而且也为统治者带来利益，因此，工商业受统治者鼓励和支持。中世纪欧洲发生城市复兴运动，是由权力所推动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商业的复兴、城市工商业的成长往往就是在这些权力中心周围开始的。正是以罗马帝国时代的那些政治中心为基础，形成了封建欧洲最初统治一方的权力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中世纪的工商业，乃至长途贸易。比如中世纪英国的赫里福德和诺丁汉都是重要的贸易中心，早在10世纪时已是发展成熟的自治市，但追溯历史，我们发现赫里福德早在7世纪晚期就已是主教驻节地。对于像赫里福德和诺丁汉这样的城市来说，城市的规划和形成可能更多地由商业以外的需要来决定。[29]皮雷纳对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兴起持“商业起源说”，但追溯一下他所说的那些城市的历史，仍可发现这些工商业城市是从以前的权力中心演变而来的。大多数比利时的城市历史都可以追根溯源到中世纪，这些地方往往是作为封建的和教会的领地上的政治中心、管理中心和宗教中心而被选中的。世俗封建主和教会领主将他们设防的住处变成了他们的司法管辖权、领地的行政管理权的所在地。[30](P.11)二是新兴的城市也是由封建主来设置的。封建主鼓励在自己的属地上设立城市是出于获取利益的考虑，城市成为中世纪封建领主的重要收入来源地。所以，中世纪的西欧到处都有封建领主积极设立城市的情况。*参见基思·D.利利《中世纪的城市生活，1000-1450年》(Keith D.Lilley, Urban Life in the Middle Ages 1000-1450, Palgrave:New York,2002)，第106-136页。德国的封建主创设的城市数量最多，而且不少城市后来成了重要的工商业中心，比如慕尼黑、哥廷根、汉诺威、乌尔姆、吕贝克、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凯撒斯劳腾、茨维考、开姆尼茨等，都是由封建主创建、授予特许状后成为城市的。[15](PP.96-98)从12世纪起， 佛兰德和埃诺的伯爵、布拉班特的公爵、甚至一些较小的封建主都建起了新城。在不拉奔，大约在1234年左右，公爵亨利一世在边境和新兼并的土地上建立了许多新城市，则是出于领地扩张的需要，这些城市一旦建立，就成了附近农村的共同市场。[30](P.112)[31]

甚至中世纪欧洲的宗教城市，也形成了相应的工商业。在主教城市，由于是大主教、主教的驻地,有教堂、寺院的存在，宗教中心的经济影响十分明显。比如在中世纪盛期的阿尔勒，除了大教堂以外，还有大约11所寺院。在马赛，在同一时期的初期，大约建起了6所以上的寺院。这些寺院不只是宗教信仰的中心，其中还有一大批牧师、教士，以及为他(她)们服务的仆人，这些人有服务和物质供给方面的需求。这就意味着应有一批工匠、店主和小贩在这些地方居留下来。所以，法国的主教城市从中世纪前期起就具有商业功能。在英国，主教城市的数量要比法国少得多，只有17个。所以，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的主教城市网络的规模比较小。但是，主教城市作为权力中心和贸易中心的作用可是一点不小。坎特伯雷在公元9世纪时就建起了大教堂，并在城墙外建立了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在大教堂周围，建造了密集的房屋，教堂的东侧有一个市场，在通往多佛的大道边形成了一个牛市。同一时期，另一个主教城市温切斯特，也存在类似于坎特伯雷的土地市场，它的街道的名称表明了各个专业化的工匠集中的地区，比如盾牌工街、制革匠街、肉铺街、市场街等。伍斯特也是一个主教城市，9世纪时，这里就有土地市场，还有不止一个商品市场，主教有权对欺骗顾客的商贩进行罚款。[32][14](PP.1-2)[33]

农业时代城市的工商业繁荣程度，往往与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在整个权力层级中所处的地位相联系，地位越高，城市中的工商业也相应地更加繁荣。

一国的首都通常是达官贵人云集，经济生活也更为活跃。在农业时代，凡是大城市多为一国之都，罗马、长安、开封、杭州、巴黎、伦敦等均是如此，这些城市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规模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大都市还为工商业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比如巴黎作为法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创造了相应的奢侈品市场与经济生活。法国最重要的统治机构都在首都：巴黎的老议会、审计院、大委员会(the Grand Conseil)，等等，这些机构的存在，意味着有大批的官僚及相关人员在巴黎集中，同时，也意味着有大量的地方官员进出巴黎。据估计，1515年，巴黎的行政系统需要5000名王室官员，另需8000名“技术专家”。朝廷和各类官僚机构集中，达官贵人及其家眷云集，这意味着在巴黎，他们除了日常的消费之外，还有大量的奢侈品需求，仅此一个方面的消费需求，足以使首都形成一个档次较高、规模不小的消费市场。巴黎作为文化中心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巴黎的大学吸引了一些教师和学生，并支撑起一些相关的经济活动，如印刷业。[34]

然而，大都市繁荣的经济活动，又是靠强大的权力为后盾的。在农业时代，市场经济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要维持大规模人口的日常生活，没有一个强势的力量控制物资供应，那是不可想像的。

有人认为，在古代，即使在相当繁荣的地区，要让一个人脱离土地而生活，就需要超过10个人在土地上干活。[35]城市文明在初期就是靠着这样一点少得可怕的农业生产剩余来支撑的，而这点剩余完全可能因为干旱、水涝、瘟疫、社会混乱或战争而很快遭到破坏。所以，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上古时期城市的人口规模都不大。到中古时期，农业生产力有较大的发展，但维持一般规模的城市人口的生计，也需要有广大的农村腹地来支持。波尔顿曾经计算，一座3000人口的城镇每年至少消费掉1000吨谷物，这就相当于4500英亩耕地的年收成。如按二圃制生产，这个面积加上休耕地，共需耕地9000英亩。如按三圃制生产，也需要7500英亩的耕地来供养。[36]

参考以上估算，我们就容易理解，存在于农业时代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必须靠相应的权力为支撑。唐代长安盛期的人口数量大约为100万左右，北宋开封、南宋杭州盛期的人口数量约为150万左右；北京历元、明、清三代都是帝国的首都，其人口规模元朝盛期约为95万，明朝和清朝盛期均为100万左右。*关于历代都城的人口数量，学者们的估计颇为悬殊。兹处所用数字，唐长安据宁欣《唐代长安流动人口中的举选人群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北宋开封据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21-324页；南宋杭州据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键、何忠礼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9-331页；元大都、清北京据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1-84、120-128页；明北京据高寿仙《明成化年间北京城市人口数额初探》，《北京档案史料》2005年第1期。这些人口众多的首都城市，仅靠本经济区域内的农业生产是无法维持的，它们都需要从远方运输粮食。唐都长安从关东输入的粮食，每年都有数十万石，多时达数百万石。北宋开封仰赖于江淮漕粮，每年漕额约为600万石左右。[37]元、明、清时期，京师人口全赖江南粮米接济。从江南调运北京的粮食，元朝时期每年少则100余万石，多则300余万石；明朝初期数额不固定，每年少时100万石，多时达500万石，明中叶以后至清朝则固定在400万石左右。[38]除政府调运外，商人们每年也向首都贩运大量粮食。长距离的粮食转运，需要有一个比较便利的水上运输体系。除元朝主要依靠海运外，其他朝代都主要依赖运河向首都漕运粮食。因此，历代政府都很注意运河的开浚与维护，其中京杭大运河对于首都的粮食供给发挥了长久而关键的作用。[39]

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城的粮食供应问题，也是在帝国这样的政治框架内才得到解决的。公元初，罗马的人口将近100万，小麦的消费总量约为4000万摩底(古罗马计量单位，1摩底约合8.754升)，其中，大约占75-95%的数量是从意大利以外的地方输入。[3](P.86)罗马城依靠强权解决了它的粮食供应问题，由皇帝负责，所以，是整个罗马帝国供养着罗马城：有来自埃及的谷物，还有来自西西里和非洲的皇家田地与公共田地上的谷物，高卢和西班牙也要送来一些，这都是佃户缴纳的地租，使京城里的无产者和宫廷得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此外，皇帝们还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来保证罗马城的粮食供应，其主要措施是使罗马城的居民对一些产谷行省的产品有优先取得之权，换言之，就是规定埃及出口的谷物除特殊情况外不得输往罗马城以外的任何地区。[26](P.287)

首都的繁华取决于权力，地方上其他权力中心也是这样，布罗代尔曾详细地描写过法国城市贝桑松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政治地位的变迁对其命运的影响。早在罗马统治之前，贝桑松就已成为高卢的一个重要部落塞卡尼人的首府。古罗马时代，贝桑松又成为一个交通要道上的城市。到中世纪，城市已相当发达，成了大主教的驻地。1290年，贝桑松建立市镇机构，成为帝国的自由城市。不过，贝桑松在孔泰地区的政治地位长期不确定，使得它的发展很慢。它是孔泰地区的宗教首府，但多勒才是法朗什-孔泰的首府。多勒与贝桑松本来是势均力敌，但多勒成了本地区的行政中心以后，情形不利于贝桑松。1422年，省高等法院迁往多勒；随后，又有一所大学也迁走。多勒因此而发展起来。而贝桑松尽管人口不少，但一直不够繁荣发达。到17世纪时，贝桑松还是一副“灾难深重”的样子。战争、瘟疫、饥荒在贝桑松周围游荡。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终于确立了贝桑松的省城地位，把设在多勒的高等法院又迁了回来，并创设了一个初等法院、一个中等法院和一系列非常法庭。贝桑松还接纳了一所大学，迎来了巡按使和军事总督，最后还有一支强大的驻军。贝桑松因其地位的改变而得益，首先是各种官员大量拥入，官吏总数大约有500人，连同家属可能达到2000人，城市人口大为增加。不过，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成为省城以后对本地区其他城市的控制。到18世纪末，贝桑松的商业已十分活跃，商人众多，出现一些著名的商号，甚至还有专做大宗批发生意的商人，贝桑松成为四周小城镇的货物集散中心。不仅如此，这里还成为一个活跃的汇兑中心，几乎全省所需的汇票，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贝桑松有联系。在工业方面，新建的针织业也很有成效。成为当地政治中心的贝桑松就这样慢慢地又成了工商业中心。贝桑松的发展速度我们可以通过对比它与孔泰省其他城市的人口增长状况得知：18世纪末，该省的城市增长率为32%，而贝桑松市的这一增长率为75.6%。1788年，贝桑松的居民为20 228人。同年，其他城市的居民分别为:萨兰6 630人，多勒7 774人，格雷4 784人，阿尔布瓦5 902人，隆勒索涅6 500人，其他城市的人口都在4 000以下。由此可见，成为孔泰省的政治中心对于贝桑松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但是，正像权势给它带来繁荣一样，失势也使它衰败。贝桑松的繁荣并没有长久保持，法国大革命使它遭受致命的打击，贝桑松一下丧失了高等法院、巡按使以及各个宗教团体，等等。从此以后，贝桑松显得无精打采，不断地走下坡路，它在法国城市中的排名从1801年的第18位，下降到1851年的第25位。[40]

在农业时代，由于城市主要是政治中心，经济生活首先是围绕着权力而发展起来，并在权力的支撑下繁荣、兴旺，因此，权势的消长往往就决定了城市工商业的兴衰，不仅贝桑松如此，连不可一世的罗马城也没能免遭这样的命运。罗马的衰落开始于公元200年，初时，衰落的趋势十分缓慢。从公元330年起，这种趋势加快，尤其是在君士坦丁大帝(约280-337)将首都迁往君士坦丁堡以后更为明显。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罗马城便失去了帝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从此衰落下去，完全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在后来的几百年中，罗马城对商业和工业来说就是一个死城[16](P.399)，这可以从城市人口的变化中看到：罗马盛世时，城市人口大约有上百万。但到公元700年左右，罗马城的人口只剩50 000人左右，而到11世纪初，人口下降到只有35 000人。1377年前后，罗马人口处在谷底，那一年，教皇驻地从阿维农迁回罗马，罗马的人口只有大约15 000至20 000人。[3](PP.109-110)

四

权力缔造了城市，权力的大小决定了城市的规模和影响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农业社会里，尤其在较早的历史时期，城市主要是政治的中心。但是，这一说法并不是想否定政治性质的城市同时也可以成为工商业中心，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并不排斥经济功能，只要在那里集中了一定数量的非农业人口，那里就必定有对商品(无论是农产品还是制造品)的需求，形成相应的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同时，城市里的市场也为周围农村地区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交易场所。而且，发展城市经济本身也给城市当局带来利益。这样，从权力中心发展出工商业活动就成了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是，对农本经济时代的大多数城市来说，它们的政治作用是主要的，而经济功能则是从属的、随之而发生的，这就是农业时代城市中的权力起伏决定城市经济的繁荣程度的主要原因。

所以，农业时代城市兴起的根源在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而不是工商业发展所造成的结果。那种根据城市的类型去寻找城市起源的思路，虽然注意到了政治或宗教在造就某些类型城市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这种思路依然是以默认一些城市的工商业起源为前提的。而把城市的起源归结于贸易、政治、宗教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看低了权力在创造城市中的作用。

当然，在肯定越是在城市历史的早期，政治因素对城市命运的影响越是重要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工商业逐渐发达，它在城市生活中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有些城市尽管还是一定区域内的政治中心，但兴旺发达的工商业已经使这些城市的政治角色退居幕后，表现出工商业城市的面貌。这一变化在中世纪后期的西欧社会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在德国，14世纪末的科隆已有36个行会，到15世纪末，这里的行会达45个。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规模远小于科隆，只有万把人口。1355年时，它有14个行会。到1387年，行会增至20个，从业人员1544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占6.1%，从事第二产业(包括纺织、制衣、食品加工、建筑、金属加工、制革、燃料生产)的人占81.4%，服务业从业人员占12.3%。到15世纪，法兰克福发展到了28个行会。[8](PP.294-295)一些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也发展为喧闹的城市，如英国的莱斯特、诺里季，法国的蒙彼利埃、第戎、里尔，德国的柏林、莱比锡、纽伦堡、慕尼黑。还有一些城市，如安特卫普、哥本哈根、爱丁堡、莫斯科、奥斯陆、斯德哥尔摩、维也纳、华沙，等等，原先也都是一些默默无闻的城市。

在欧洲城市历史的这种转变过程中，尤可注意的是城市工商业者作为政治力量的兴起。到12、13世纪，在欧洲，工商业的发展使城市工商业者成为一个很有实力和影响力的阶层。到13世纪，制造业首次成为欧洲城市中的一个重要的财富创造行业[14](P.9)，而商人则在很多城市里成为特殊的群体。长期的聚居、共同的利益和经验终于在居民中间养成了一种强烈的共同意识，这反映在以和平方式要求领主承认城市为一个自治社会，如果这项要求被拒绝，就以暴力方式来反抗封建权力并要求宪章的自由。[16](PP.424)新形成的资产阶级要求“权利”与“自由”，不再愿意服从封建主的权力，城市应有它的行政官、它的团体印章、它的市政厅、钟塔，这一切都是它独立的象征。尽管当时西欧的城市依然处在封建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但历史的潮流逐渐地把工商业者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推到城市生活的中央，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不再仅仅围绕城市里的封建权力，也不再仅仅是为当地居民的生活提供日常服务，他们也为遥远的国际市场组织生产，从事长途贸易，他们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创造并生存于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

正是新兴的资本主义赋予新生的资产者日益强大的力量，并且使城市的命运逐渐摆脱对政治权力的依赖。一些城市的兴衰，主要不是受位于城市中的政治权力变化的影响，而是取决于城市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从13世纪中叶开始，意大利的城市由于地处东西方贸易的交汇点，而成为欧洲从事国际贸易的中心，先是热那亚，后来是威尼斯，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们先后成为欧洲无可匹敌的商业首都。新航路开辟以后，国际贸易的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和波罗的海沿岸。结果，从1570-1578年以后，阿姆斯特丹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贸易中心，经历了大约两个世纪。以后，阿姆斯特丹又让位给伦敦。

从权力创造城市并决定城市的命运，城市生活围绕权力而发展，到城市的兴衰取决于城市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这一变化体现了资本的力量。

然而，在商业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力量还没有发展到能够独立于封建的权力体系的程度，就城市发展史而言，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初期的欧洲，商业资本仍然需要借助于现存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城市体系和从过去留下来的权力中心，来发展和壮大自己。资本创造城市的力量要等到工业化时期才充分地展现出来，那时，资本创造并推动着欧洲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蓬勃发展，那些虽然有着悠久的、甚至辉煌的历史，但不能适应资本扩张需要的旧的权力中心，无情地被边缘化了。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城市里，权力与工商业的关系已经颠倒：以前，工商业围绕权力而发展；现在，则是权力屈从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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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ilege:TheOriginofUrbanCentersinAgriculturalEra

YU Jin-yao, LIU Jian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Though there are numerous explanations on the origins of urban centers，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insist that the privilege is the key. As the center for non-agricultural activities， the most crucial causes for urbanization might be different political， military and religious actions occurring in such entities. These early non-agrarian peoples became the earliest urban residents， among whom rose the first managers and runner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later they became rulers of cities and towns. To serve for these peoples， artifact and industry， commerce and trade arose， and they played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unctions until the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ra when privilege was finally replaced by capital．

urban centers; origin; agricultural era; privilege; commerce and industry

2012-07-02

俞金尧(1962-)，男，浙江上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欧洲经济社会史研究；刘健(1969-)，男，吉林省吉林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研究。

K12

A

1674-2338(2012)05-0090-12

(责任编辑：沈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