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梅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江苏南京211816)

黄宗羲(1610—1695)，明末清初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一生不仅培育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而且在教育思想上也创获甚多，留下了许多独特而卓越的见解。本文拟就他对教育内容的一些独到看法，试加论述。

一、重视经学的学习

黄宗羲认为经学是一切学问的根底，“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1］。所以他要求求学者首先应当通经，“受业者必先穷经”［2］。故而黄宗羲在其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尤其重视经学的教授和学习，实际上这也是其教学活动的核心与基本的内容。如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讲学期间，作为明末理学大家刘宗周的重要弟子，除讲解刘宗周的学术思想外，主要内容就是带领学生通读《诗》、《易》和《三礼》。顺治六年(1649)，黄宗羲对学生高斗魁说:“读书当从六经，而后史、汉，而后韩、欧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而发为诗文，始为正路，舍是则旁蹊曲径矣。”［3］147显然，在黄宗羲看来，经是原点，是一切学问的源头，所以他强调“以经术为渊源”［3］493;不仅如此，黄宗羲还认为，学习经学也是治学的“正路”，离开经学的问学，即“舍是则旁蹊曲径矣”，有陷入旁门左道的危险。他的学生也回忆说:“黄先生教人必先通经，使学者从六艺以闻道。尝曰:人不通经，则立身不能为君子，不通经，则立言不能为大家。于是充宗兄弟与里中诸贤，共立为讲五经之集。”［4］从文意可见，黄宗羲之所以重视经学教育，一是因为读经是求道闻义的必由之路;二是学习经学也是做人的根本，不学经难以成为君子，学经是完善人格的先决条件和必由之路;三是读经也是做学问的根本，“文必本之六经，始有根本”［3］481。而且是做好学问、做大学问的前提。

黄宗羲在其教学活动中如此重视经学的学习，自然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与其家庭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黄宗羲的父亲和祖父均习于经学，也注重经学的研究。他祖父精于《易》，且“以《易》教授于吴兴”。其父亲为明万历十四年进士，饱读经典。受这种家庭环境的影响和习染，黄宗羲当然会熟悉儒家经典，而且无疑也会对儒家经典有天然的亲近感。

其次，则是源于黄宗羲对经学价值的认识。在黄宗羲看来，经学是一种能经国济世、治民安邦的法宝，他曾这样评论孔子思想:“余以为孔子之道，非一家之学也，非一世之学也，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继而不坠。”［5］

再次，黄宗羲强调经学的学习，意在改变明中叶以来越演越烈的空疏浅薄的学风。“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敝，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1］显然，黄宗羲在教学中强调读经，是有意对抗这种“束书不观、高谈性命”的无根之学，从而倡导认真读书、踏实为学的学风。值得注意的是，其间还有回到原典、直接探寻圣贤本意的意思，因为清代学者全祖望这样解释过他的老师黄宗羲何以推崇读经:“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6］文中“袭语录之糟粕”云云，就是批评明人治学不读原典，而只倚重后儒的解释与见解。反观之，黄宗羲主张“受业者必先穷经”，显然意欲超越“袭语录”之“游谈”的无根学风，而重建有源有本、有根有柢的经世之学。

从史料记载来看，黄宗羲重视经学教育收效还是很明显的。全祖望回忆说:“吾乡自隆、万以后，人物稍衰。自先生之陶冶，遂大振。至今吾乡后辈，其知从事于有本之学，盖自先生导之。”［1］文中所谓“有本之学”，正是指经学，而且这已成为后学的自学选择，可见黄宗羲推崇经学深入人心。

二、重视史学的学习

黄宗羲在强调学经学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史学的学习。如前所说，黄宗羲不满明中叶以来空谈无根的学风，为了突出经世致用，突出学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他在教学中强调“读史”:“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6］全祖望还回忆说，为了矫正当时尚空谈的虚浮学风，黄宗羲尤其希望通过治史学来加以纠偏:“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1］

在历史学习中，黄宗羲尤其重视读“三史”，“学文者须熟读三史”。文中的“三史”即指《史记》、《汉书》、《后汉书》，由此看来黄宗羲很重视阅读正史。在历史学习中，黄宗羲尤其强调尊重历史的原貌，求真务实。他认为“事以征信为贵”，也认同“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尤为可贵的是，黄宗羲还强调在对史料的运用上，不能片面，用今天的语言说即不能“有选择地记忆”，而应采取客观、全面的立场。“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终，徒据残书数本，谀墓单辞，便思抑仰人物。”［3］118这只能是虚妄之作。在史学教学中，黄宗羲还强调要注意史籍中的表、志的意义，认为它们丰富了历史的内容。他还大力表彰前人的一些专门著作的史学价值，像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认为它们“皆足以补史志之缺文”。万斯同作《补历代史表》，黄宗羲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视为“诚不朽之盛事”［3］317。黄宗羲这一看法，显然拓展了研究和学习历史的视角，这也是肯定史学的专门化和更为细致与扎实的史料功夫。还值得一提的是，黄宗羲在史学教学中还尤其注重诗文的史学意义，他主张“以诗补史之阙”。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许多悲歌慷慨的人物，在时势的动荡中，感怀亡家亡国之痛，“血心流注”，结成诗篇。黄宗羲觉得这些诗作，不仅是心灵的咏唱，更是一段历史的记录。他说:“明室之亡……其从亡之士，章皇草泽之民，不无危苦之词。以余所见者，石斋、次野、介子、霞舟、希声、苍水、密之十余家，无关受命之笔，然故国之铿尔，不可不谓之史也。”［3］346本此，黄宗羲强调“以诗补史之阙”，“史借乎诗”。这里黄宗羲所言，当然有其特定的时代含义，即希望国被人亡时史不要被人亡，因此他特别重视那些逸佚的“草泽之民”的“危苦之词”。不过黄宗羲这一强调本身，仍显示出了一种“大历史观”倾向，举凡世人感慨咏怀，在黄宗羲看来都是历史，或者说都是历史的材料和轨迹。

黄宗羲之重视历史教育，首先，与他所经历的天崩地裂的变故以及他努力寻求这一变故的成因息息相关，即如他自己所说的“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3］117。正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了“以显来世”，黄宗羲本人十分注重读史与注重史学的研究，除撰著《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外，他还费大力气，前后用了八年时间搜录千家明文，编成《明文海》，为撰写《明史》作准备。其次，黄宗羲之重视史学教育，与他对史学价值的认识密不可分。从黄宗羲的议论来看，他所理解的学史，绝非仅是抒好古之幽情，亦非炫耀掌故之多，而是寻求社会治乱的真谛，他认为历史也是经世之学，“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3］316，其间自有“圣经贤史古今治乱邪正之大端”［3］120，亦即历史中自蕴有安邦定国的智慧与大道。再次，黄宗羲重史学教育，可能重在历史的记忆功能。明虽亡国，但他希望“历史”不要消亡，尤其是那些故国的英烈、或者不仕新朝的逸民，应记在史册。他说:国家危难之际，名教不坠，“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3］346。这些“血心流注”的人士，应被历史牢记。史实上黄宗羲自己就特撰《思旧录》，以纪念与缅怀大动荡时代的友人。最后，黄宗羲重视史学教育，也是有感于科举对士风的破坏，换言之，即为了批判“经生之学”，“经生之学，不过训故，熟烂口角，圣经贤史古今治乱邪正之大端，漫不省为何物”［3］120。科举使得“经生”读书只为应试，故只重几种专门的经书，专门的训解，再加上一些所谓的范文、时文，而历史的学习吃力不讨好，“经生”当然会疏忽。正是有见于此，也是为了矫正这种僵化、虚浮的学风，黄宗羲推崇历史的学习与教育。

三、重视诗文的学习

除经学、史学之外，诗文也是黄宗羲教授的重要内容。黄宗羲曾说过:“学文者须熟读三史八家。”［3］480文中“三史”前面已有介绍，而“八家”则指唐宋间八大家文章的典范和代表，他们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显见黄宗羲对诗文的学习还是很重视的，要求也是颇高的。他的弟子万言曾回忆说:“吾师梨洲先生之倡道于甬东也，甬之士从而游者数十人。讲席之暇，先生取宋、元、明以来未经表暴之文百余家，手为划画，以授之吾党。”［7］从文意可见，黄宗羲不仅教学生学习名家名论，还教学生研读那些“未经表暴”，亦即被历史所遗忽的作品，其视野是很宽泛的。

弟子董道权(字巽子)曾向黄宗羲请教作文之法，黄宗羲回答说:“诗文同一机轴，以子之刳心于诗者，求之于文可也。”［8］这里黄宗羲是强调诗、文同理。为了学好诗文，黄宗羲强调必须通经读书:“盖多读书，则诗不期而自工，若学诗以求其工，则必不可得。读经史百家，则虽不见一诗，而诗在其中，若只从大家之诗，章参句炼，而不通经史百家，终于僻固而狭陋耳。”［3］387而且必须读通读懂，心明才能文通意顺，“所谓文者，未有不写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苟未明，劬劳惟悴，于章句之间，不过枝叶耳，无所附之而生”［3］482。黄宗羲教育学生为文必须有真情，“应酬之下，本无所谓文章”［3］485。因为“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庐陵之志交友，无不鸣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凄怆，郝陵川之处真州，戴剡源之入散都，其言皆能恻恻动人”［3］481。黄宗羲还提醒学生，为文还必须牢记文以载道的宗旨，诗文必须有道义关切，“文所以载道也，今人无道可载，徒欲激昂于篇章字句之间，组织纫缀以求胜，是空无一物而饰其舟车也……终为虚器而已矣”［3］342。

黄宗羲重诗文教育，可能一是有感于随科举而来的八股文、“时文”，僵化刻板，兴味索然，无真情、无实感，不仅“僻固而狭陋”，而且“终为虚器”，因而他提倡为文要情理交融，为诗应“血心流注”，其要义不外乎改变空浮的文风。黄宗羲重诗文教育的另一方面，也就是从诗文中学史。前面说过，他认为诗亦史，尤其是风云板荡之际，士人泣血之作，更是信史，且能补正史之不足。于是黄宗羲尤重诗文的教育。

在黄宗羲的循循善诱下，弟子中有的诗文水平大有长进，黄宗羲颇有感触地回忆说:“钱汉臣(鲁恭字汉臣)学古文词，其初顷刻数百言，无事不欲见之于文，余惧其率也。近颇矜慎，而文亦波澜推荡，余喜其变也。盖两年之中，而汉臣之学之进如此。汉臣年始二十余，此后宁复可量耶。汉臣每见，必问作文之法，余所批选，汉臣手抄，殆将数尺，其用志不可谓不笃矣。”［3］176钱汉臣固然是个特例，但也显示出黄宗羲诗文教育是有成效的。

四、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

黄宗羲在教弟子读经、读史、学诗文以外，还很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清顺治四年(1647)，他隐居化安山，自己一面进行历算研究，一面向王中正传授历算、乐律等涉及自然科学的知识。清康熙七年(1668)，黄宗羲在主讲甬上证人书院期间，除讲授经学等内容外，还有天文、地理、六书、九章等内容。在海宁讲学期间，天文历算与数学，也是黄宗羲讲授的重要内容。黄宗羲的学生中就有数学家陈讦等。对于陈讦的数学天赋，黄宗羲尤为欣赏:“海昌陈言扬(陈讦)，因余一言发药，退而述为勾股书。空中之数，空中之理，一一显出，真心细于发，析秋毫而数虚尘者也。”［3］316从这段话可见，黄宗羲不仅长于数学，而且也善于开拓学生这方面的兴趣，提升他们这方面的才华。

体现黄宗羲对传授科学知识重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主张重用有自然科学知识的学子。在黄宗羲所设想的“取士八法”中，第七法就是有关“绝学者之法”，所及的内容就是专门针对科技人才的，其间包括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黄宗羲主张取用有这些专才的学子。另外在黄宗羲所构想的“学校”中，他主张给那些具有自然科学知识的人以出路，即对于学医、历算等专才，经过考核，证明确有真才实学，可补博士弟子，优秀者还可在钦天监、太医院等处任职。他在《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曾这样说过:“学历者能算气朔，即补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额，使礼部考之，官于钦天监。学医者送提学考之，补博士弟子，方许行术。岁终，稽其生死效否之数，书之于册，分为三等:下等黜之;中等行术如故;上等解试礼部，入太医院而官之。”

尤值得一提的是，黄宗羲对当时传入的西方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如历法，则持一种赞赏的态度。他早年曾以《回回历》和《西洋历》教授许三礼，显然黄宗羲对西洋历法是有研究的，否则他何以教学生。徐光启修《崇祯历书》曾参考《回回历》，黄对此评论说:“当时徐文定亦言西洋之法，青出于蓝，冰寒于水，未尝竟抹《回回法》也。”［3］452这里虽为转述徐氏之说，但也显示他是认同和欣赏西洋科学成就的。这有诗为证:“西人汤若望，历算称开辟。为吾发其凡，由此识阡陌。”［9］

黄宗羲之所以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与他学术偏好与研究经历有关。从现有的史料来看，黄宗羲精研天文、数学、地理、乐律等自然知识，曾撰有《授时历故》、《西历假如》等天文类著作10种，《圆解》、《割圆八线解》等数学类著作6种，《今水经》、《四明山志》等地理类著作5种，以及《律吕新义》乐律著作一种。这既使他能够教育学生，也使他更为着意培养学生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注重。

［1］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M］.清嘉庆16年(1811)刻本.

［2］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M］.

［3］ 黄宗羲.黄梨洲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 李邺嗣.杲堂文钞:卷三［M］.

［5］ 黄宗羲，沈善洪.黄宗羲全集:一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193.

［6］ 全祖望神道碑文.

［7］ 管村文钞内编:卷一［M］.

［8］ 黄宗羲董巽子墓志铭.

［9］ 赠百岁翁陈赓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