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红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江苏淮安223001)

一、引言

科技期刊作为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载体，一直被认为是科技文献资料传播的有效手段之一。经过长期的演化，科技期刊逐步形成了知识创造、信息传播、学术评价和信息记录的学术交流功能。因此，科技期刊是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园地，是凝集科学共同体的纽带与工具，更是引导科研方向的航标。从某种角度上讲，科技期刊代表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针对我国科技期刊的现状，中科院院士朱作言分析指出，一方面由于起步晚，缺乏国际学术影响力;另一方面是现行的科技评价体系鼓励优秀的国内科技论文流向国外期刊，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被置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将有价值的科研论文送到国外优秀期刊发表，水平一般的才送国内杂志，这几乎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潜规则”［1］。这样的“潜规则”使得国内高质量学术文章大量外流。据统计，我国每年发表的国际论文数占全球论文数的8.4%，居世界第二;其中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中国论文数占索引论文数的5.9%，居世界第五。2000年以来中国学者的SCI论文增长308%，其中在中国SCI期刊发表的论文增长126%，在海外SCI期刊发表的论文增长434%;1999—2009年中国大陆作者的高影响力论文(被引用位列各学科的前1%)有4 433篇，其中只有51篇(1.1%)在中国大陆期刊发表［2］。可见，大部分的优质稿件都去了国外，并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因此，深入分析我国优秀科技论文外流的原因，研究稿件外流所带来的影响，对于逆境中的科技期刊尤为关键。

二、稿件外流的原因

(一)科研评价体系的导向作用。

目前，我国教学科研评价体系不健全、不科学，过度使用SCI等引用指标来考核高校和教师的科研业绩，是高校优质稿件外流的主要因素之一。普通高校为了提高和扩大本校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在政策导向上鼓励本校教师将论文投向SCI、EI、核心期刊等收录的刊源，而且制定了各种倾斜政策，按照影响因子发奖金，按照刊物级别发奖金。许多研究所、高校，为了本校的SCI论文数量能跻身全国前列，采用量化标准:发不了几篇SCI论文，就别想评教授，别想拿博士学位。这种学术业绩评价体系和政策导向，使得高质量的论文首先选择SCI这些优质刊源。由此导致优质稿件大量外流。目前，我国在科技人员的考核中还存“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科研人员的浮躁心态。SCI及影响因子在科研评价中的作用已得到我国多数科研机构及科研人员的认同，无论是职称晋升、成果奖励、基金申请、学位授予申请、大学或科研机构排名等，无处不见SCI及影响因子的身影，现行的科研评价政策导致国内科技期刊缺乏优质稿源。再加上中国科技期刊又没有能力吸引国际一流的论文，这无异于对中国科技期刊釜底抽薪。

(二)国内科研环境的“三不”效应。

国内科研环境存在着“不公正，不合理，不透明”的现象。

九三学社近年组织的万人问卷调查显示，78.5%的科技人员认为当前的项目评审结果不公正，67.0%的科技人员认为成果鉴定不真实。有87.7%的科技人员认为科研成果评审和评奖需要公关。更有学者表示“我只有三分之一时间做科研”，也道出了科研工作者为了申请基金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跑关系的实情。

在这种人情文化太浓，太注重关系、人情、面子的环境中，刊物的编辑也难以开展工作。对于一部分可发可不发的稿件，很难有准确的评价标准的文章，在决定稿件去留的时候“关系”就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再加上评审不明、审稿不严等原因，一些专家不能准确、公正地评判稿件，也无法使审稿过程透明、公正、合理。在这种科研环境下谁还愿意花那么多的精力向国内投稿呢?

(三)检索刊源的吸引作用。

科研工作者通过科研活动得到的新理论、方法、成果、技术，其目的不仅在于成果本身的价值，而且在于其是否被传播和传播到什么程度。国际上著名的检索系统都是以全球大多数最有影响价值的期刊作为数据来源，例如SCI是从全世界数十万种自然科学期刊中精选出5 800种核心期刊为其刊源。因此，大部分的刊源期刊学术水平都很高。影响力大的刊物自然将科研成果广泛地传播。尽管我们不赞成唯SCI至上和盲从影响因子，但是由于他们在国际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是当前和长期相对客观的评价指标，因此，我们不唯SCI化，也应肯定它在期刊评价体系中的作用。同时，我们还要尽快改变目前国内研究所、高校的科研成果评价体制。在短时间无法改变现状的情况下，科技期刊应加强对国际检索系统收录标准、收录特点、检索系统的结构及要求的研究，积极与国际检索机构建立密切联系，尽快成为国际著名检索系统的刊源，争取步入优稿—优刊的良性循环。

(四)期刊的品牌和知名度的吸引作用。

国外很多具有品牌效应的期刊有很强的聚合效应。如 Springerlink(施普林格)，Elsevier(爱思唯尔)等名牌期刊在稿源方面会获得社会的认可，作者投稿都会倾向于这些期刊，读者也会认可这些期刊。成为名牌的期刊，拥有了较高的知名度、美誉度后会在作者和读者心目中树立起极高的威望，表现出对品牌期刊的极度忠诚。名牌期刊像磁石一样吸引作者，作者会在这种吸引力下形成品牌忠诚，反复阅读、投稿，并有意无意对其不断宣传，这样品牌期刊的实力就会进一步巩固，形成了品牌期刊的良性循环。名牌期刊积累、聚合了足够的稿件资源，名牌期刊的衍生效应使期刊自身快速地发展，并不断开拓市场，占有市场。同时，作者也是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尽快地得到同行的认可，希望与同行交流学术心得，因此，作者首选有知名度的、有品牌的专业期刊进行投稿，扩大其成果的影响，这无疑也成为稿件外流的因素之一。

(五)国外期刊的出版时滞短的竞争作用。

在一些热门前沿领域，类似的成果往往几乎同时出现，而文章的发表日期以首次发表的日期为准，因此，作者对发表周期很关注。出版时滞短的刊物作者的成果就能及时公之于众。刊物的时效性也越强，论文的传播速度也越快，论文的价值也能快速地体现出来，论文的学术影响力也会越强，避免出现因论文没有及时发表而造成学术的“贬值”。因此，发表周期就成为国际刊物竞争的参数之一。国外的科技期刊，尤其是一些优秀的刊物，出版时滞短，在期刊影响力差不多的情况下，作者首选出版时滞短的期刊投稿，这又加剧了稿件外流。

三、稿源外流的影响

(一)难以实现科技期刊良性循环。

科技期刊的良性循环是指科技期刊社会影响蒸蒸日上，发行节节攀升，来稿源源不断，学术影响日益强大;反之，社会影响一落千丈，发行捉襟见肘，来稿萎靡停滞，学术影响日益减弱，如此则陷入恶性循环局面。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科技的良性循环。

科技期刊的科技成果最终要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才能实现其价值，否则，就失去了科研的真正意义。目前，相当数量的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急功近利的，只满足于论文发表、评职称，至于科技成果是否通过了鉴定，是否达到了“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如何在生产上应用，如何在市场中产生效益，往往很少关注，导致科研领域出现“只开花、不结果”的现象。而科技期刊的发展又依托于我国科技的发展。久而久之，科技期刊的发展越来越滞后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2、学术的良性循环。

科技期刊的学术水平是由发表的论文的学术水平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文章就决定有什么样的刊物，学术水平高、创新性强的文章多，学术水平就高，影响力就大;反之，学术水平差，创新性不强的文章多，刊物的影响力就弱，导致刊物水平难以提高。由于国外科技刊物大多比我们的科技刊物学术水平高，国际化程度高，出版时滞短，再加上对SCI的吸引和对影响因子的崇拜致使大部分优质稿件外流，国内期刊的稿源，尤其是优秀的稿源严重不足。

(二)难以跻身国际先进期刊行列。

从某种角度上讲，科技期刊水平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而科技期刊的地位和水平又由科研工作者来支撑，如果总是缺乏优秀稿件，我国学术期刊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就会日趋“边缘化”，长久下去，我国科技期刊难以跻身国际先进科技期刊行列。

(三)难以跳出斯蒂格利茨怪圈。

“斯蒂格利茨怪圈”是由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关于亚洲国家和美国之间资本流动的奇特现象。

“斯蒂格利茨怪圈”的典型特征是，亚洲国家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收益率2%—3%)回流美国资本市场;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亚洲美元”，然后又以证券组合投资、对冲基金等形式将这些“亚洲美元”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收益率10%—15%)。简单地说，这好比一个人以低息把钱存入钱庄，然后又反过去向钱庄借高利贷［3］。

目前，学术界发生的学术信息循环情况与资本市场的资金循环情况相似。其典型特征是:在当前的学术和人才评价“指挥棒”影响下，我国学术界为追求论文的引用率，不惜将本国纳税人支持下获得的绝大多数优秀学术研究成果，大肆公开发表在一些国际期刊出版集团控制的学术期刊上。同时，一些国内学术期刊为了扩大一点国外发行量，提高影响因子，不惜将自己学术期刊的网络出版权、期刊信息等无偿或低价出让给一些国际期刊出版集团。这些出版集团不断地扩大中国论文的发表和收录，从而形成这些国际期刊出版集团对学术信息高度垄断，进而引发国外各科技论文数据库在中国不断涨价的局势。在我国科技创新的国家背景下，科技投入不断增加，学术信息需求量不断扩大，我国青年学者对国外数字化的学术期刊信息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逼迫我国学术期刊信息机构不得不以高价购买许多本来就是我国学者发表的学术论文信息，在这些国际学术期刊信息的支撑下［4］，我国学术论文、学术期刊信息的产量不断增加，而这些学术信息又源源不断地再次流入到这些国际期刊出版集团。如此循环往复，就好比我国学者以无偿或低息把学术信息提供给国外出版集团，然后又反过去向这些国外出版集团高价购买。国内几千所大学和科研院所就是这样花费巨资重复购买这些国际出版集团的数据库使用权，每个大学和研究所也同样花巨资才能取得网刊的自主权。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讲，外国出版商大力在中国设立分编辑部、在中国开编委会、约稿子，目的可能不是为了帮助中国科技事业尽快发展，其首要目标更可能是“抢占地盘”和跟随而来的经济利益。外国出版商提出的条件先宽后紧，进而苛刻，长此下去，就可能揪住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辫子，甚至是卡住了脖子［2］。长此以往，我国的科技信息获取将会形成有障碍，中国也将很难跳出这种怪圈。

［1］ 蔡文清.院士揭论文流失“潜规则”［J］.党政干部参考，2010(7):35.

［2］ 齐芳.自强啊，中国的科技期刊［N］.光明日报，2010-08-30.

［3］ 李关云.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摆脱“斯蒂格利茨怪圈”的 突 破 口 ［EB/OL］.(2009-05-14)［2011-12-20］.ht tp://blog.sciencen et.cn/blog-212814-259435.html.

［4］ 李云霞.农业综合性学术期刊稿源外流原因分析及其对策［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05，12(5):16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