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新学”与晚清“小说界革命”*
——兼及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2012-04-13姜荣刚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2期
姜荣刚
(许昌学院文学院 河南 许昌 461000)
一
关于晚清“小说界革命”发生之渊源问题,前贤时哲论之甚备,几无剩义。不过综其大要,则大体均从政治及西方影响的角度切入,视晚清“小说界革命”为这两大主因的当然结果。*笔者亦曾撰有《义和团事件:晚清“小说界革命”的触发点》(《文学遗产》2010年第4期)一文,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探讨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问题。这一判断自然有不可动摇的事实依据,但若仔细分析,则不难发现此两点涉及的不过是晚清“小说界革命”发生的外缘因素,而内在原因,如晚清“小说界革命”观念产生之思想根源,却并未得到有效的揭示。这对于认识晚清“小说界革命”这一重大文学事件来说,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论者早经指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揭橥与发起者梁启超最具革命性的观点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可见其最终目的是要改变中国文学的传统格局。承之而起的“五四”文学革命尤其显明地揭示了这一点,“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胡适晚年在其《口述自传》中将“五四”文学革命总结为是要把“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上应有的地位”[1]248。用余英时先生的话说,就是要“把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层文化同等的地位上来”[2]145。这一思想理路充分说明晚清“小说界革命”,乃至“五四”文学革命,不仅是对文学观念,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根本挑战。
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通俗文学地位的变动从来都不单纯是文学自身演进的问题。……
登录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