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枫

(黄淮学院 文化传媒学院，河南 驻马店 463000)

电视理论研究并非一个完整如一的过程，它的发展是个渐进的过程。中国电视学研究经历了“术”、“理”和“学”三个阶段，从“术”、“理”到“学”的发展过程是理论发展的一个质的飞跃，即由“理论”过渡到“理论体系”的过程。

“术”为操作方式的再现，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理”为操作方式的总结，具有大规模复制的可能性，已具备较高的抽象性；而“学”则是“理”与“术”的系统化过程。中国电视研究的发展一方面与电视发展实践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受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据此可以简要地将近30年来中国电视理论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术”的研究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2年；第二阶段是“理”的阶段，自1993年到2000年；第三阶段为“学”的阶段，新世纪至今。此时理论充分发展，理论多元化，理论间的对话需求更为迫切，理论已经开始整合，人们逐步认识到电视理论只不过是电视、文化和社会“构成的场，呈现出场域性”，[1]此时操纵性的力量消失，理论间的平等对话变成可能。

一、电视研究“术”的探索

“术”仅是理论的一个较为初级的层次，但纵观各种理论的发展，它们莫不源于“术”，它是离实践最近的一层理论。“术”是一种反思，它建立于电视实践的基础之上，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直接指导具体实践。这种反思的对象是电视实践，其反思手段是总结、概括，反思目的是为了直接提高电视制作水平。此时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最为紧密，不存在转换的问题，它可以直接为电视实践服务。“术”的研究话语具有较强的简朴性，没有令人费解的名词，没有难以捉摸的概念与推论。

学术研究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发展等社会大环境，还包括学者自身的生存环境以及理论本身的发展状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跨越式发展，社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政治上的开明，知识分子地位的恢复，使得当时的学术争鸣与发展氛围十分强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电视研究分会就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

电视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人才短缺很快就反映出来了，由此掀开电视学术进展的帘幕。电视行业面临着三个迫切的问题：如何为电视行业培养人才？电视业务经验如何交流？怎样形成电视交流共同的话语空间？1981年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的成立，开启了大规模的培养电视人才之路。但仅有正规的高校培养并不能解决电视人才的奇缺，于是另一种推动力——学术期刊陆续产生。1979年创刊的《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在此后十余年间主要刊登“反映教学成果”的文章，[2]文章主要涉及电视实践操作。1985年《电视业务》创刊，1987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创刊，都为电视人才的非学历教育提供了方便。所有这一切为电视理论研究“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二、电视研究“理”的阐释

“术”的研究仅是一种业务的研究模式，其着眼点集中于电视业务之上，受研究视野所限，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是什么”，对于“为什么”则问之甚少，此种研究方式对于提高电视业务能力尤其是电视的创新能力往往帮助不大。实践要发展，要扭转“港台抄欧美，大陆抄港台”的局面，最终必须要有更深一层理论的支持。有关电视的研究已不能再停留于“电视是什么”的阶段，研究必须具有前瞻性，这就必须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即“电视为什么”，有关电视的研究从此进入到“理”的研究阶段。但这并不是说电视研究不再注重“术”，而是在“术”的研究基础上，加重了“理”的研究成份，而且此种研究所占份量愈来愈大。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将传播学、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西方哲学思想等，引入电视研究之中，从而更加清楚地解释电视的运行实践。由“术”至“理”，电视研究的理论性大大增强，电视理论研究指导实践的能力也大大增强。

我国电视理论的发展受政治的影响极大。改革开放以来，江泽民同志提出“理论路线根底打好了，不管情况多么复杂，形势怎样变化，都会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3]正因如此，电视理论必须从具体的“术”中解放出来，发展起来，唯有如此，电视理论之树才能常青。这种指导思想直接导致电视研究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的发展，此种理论主要目的是将电视之“术”与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结合起来，解释和解决电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电视理论研究。

三、电视研究学的建构

从“术”、“理”到“学”的发展过程是理论发展质的飞跃，即由“理论”过渡到“理论体系”的过程。如前所述，理论不仅是表示“事实判断”的概念系统，而且还表示“价值判断”的规范系统，两者合而为一，形成理论与人的相关关系。虽然“理论不是理论家个人的事情，社会对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拥有巨大的决定作用”，但是一旦理论进入到“体系化”的过程之时，“理论家”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理论体系的建设是需要深刻反思和全面展开的社会工程。”[4]

反思“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思想的思想’”，“反思是思维对存在的一种特殊关系，即思维把‘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所构成的‘思想’作为‘问题’而进行‘反思’的关系。”[5]上述表述较为繁锁，其实，“反思”就是指对基于实践进行“反思”的理论的反思，即理论的理论。通过对理论研究进行“反思”方能形成“理论体系”。

就形成条件而言，理论体系的形成并非“形而上学”的思辨，而是一种基于理论实践发展的思考，是一种“瓜熟蒂落”的自然状态。历史发展决定着理论实现的条件与趋势，而现实则直接检验着理论的可靠性。就内容而言，理论体系并非完全务虚的，而是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就形成过程而言，理论体系的建设并非“一劳永逸”的静态过程，而是不断发展斗争的过程，理论有止境，体系无止境。

电视理论作为理论的一种，自然也不能脱离这种规律的制约。如果要用简单的词语对近十年来中国电视研究进行总结的话，那么“批判、反思和规范”相对较为准确。“批判”指电视批评批判理论得到极大的发展，“反思”则表明电视研究从个案总结到对电视现象的归纳，电视研究者对电视及电视理论自身发展现状及出路的深刻反省，同时电视理论研究使用的方法更加“规范”。此时中国的电视理论可以说真正走上了自我发展的道路。

四、中国电视理论体系形成标志

孙正聿认为，理论体系的形成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要突出强调理论的‘现实感’或‘现实性’；内容与体系应该是有机联系的；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一种‘建构—解构—重构’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4]就此而言，中国电视理论体系的形成有以下三个标志：

(一)电视批判框架初步形成。进入新世纪后，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启动，中国广播电视的覆盖率空前提高。电视已经全面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它引导着人们的每一种消费行为，塑造着人们的消费理念，生产着符号的意义。人们一方面享受着电视给他们日常生活带来的快感，享受着电视带给他们的“自我的丧失”、“控制与治理着自我主体性的丧失”、“逃离社会秩序”以及“文化崩溃成自然状态”等种种快感状态，[6]但在躲避社会加之于自己身上的枷锁之时，一不小心又跌入了电视的“深渊”。此时，电视批评便应运而生。欧阳宏生于2000年出版《电视批评论》，2006年对《电视批评论》作出修改，出版了《电视批评学》，从“论”至“学”，表明作者对电视批评研究的逐步完善。与此同时，2002年7月2日，央视网开办电视批评栏目《电视批判》，将电视批评从纸质媒体延伸至网络，开辟了电视批评的网络时代。

(二)理论反思成为常态。不断地进行总结是理论者进行反思的主要方式，具体表现为学术综述文章的大规模出现。以《电视研究》为例，2001年-2011年间共刊文4719篇，其中学术综述类文章共计198条，占总论文数的4.2%。综述类论文的大量涌现，一方面表明中国电视理论研究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积累，也正因如此，综述才有可能；另一方面表明电视研究学术规范意识增强，人们强调对学术研究史的重视；三则表明人们将理论体系的建设与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与第一阶段人们动辄渴求建立电视理论体系截然不同，也表明电视理论体系建设开始摆脱前期“明星”式的炒作浮躁，人们开始脚踏实地研究。

(三)研究方法相对健全。方法是理论体系建构的先行者，没有方法，无以成文。不管研究者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地运用某种方法，实际上都为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某些方面的基础，因此，系统回顾研究者在建构电视理论研究体系时运用的方法，将有助于形成较为合理的电视理论体系。实际上制约着电视理论体系建构的是电视理论研究的方法。而理论体系的形成与理论体系研究者独特的学术背景、生活工作经历以及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具体来说，有文献分析法、现象描述法、教学总结和理论整合法。[7]文献分析法主要是运用现有文献对电视进行研究，据此全面了解电视的发展生态，此法使用者广泛；现象描述法的使用者既可能来源于业界也可能来源于学术界，但因观察角度不同，研究的着重点有所不同，学术界者重视反思，业界的研究者更重视总结；教学总结法是电视实践教学统合的需要，其最终目的在于使学生获得全面知识，因此总结与分析是其基本方法，但由于出发点不同，他们与电视实践之间的差距较大。

[参考文献]

[1] 石义彬. 单向度，超真实，内曝——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2.

[2] 胡智锋. 《现代传播》的30年[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1): 89-92.

[3] 江泽民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讲话[J]. 新闻战线，1996(11): 3-5.

[4] 孙正聿. 关于理论及其体系建设的思考[J]. 社会科学战线，1995(5): 10-13.

[5] 孙正聿. 反思：哲学的思维方式[J]. 社会科学战线，2001(1): 46-53.

[6] 约翰·费斯克. 理解大众文化[M]. 王晓珏，宋伟杰，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52.

[7] 石长顺，刘枫. 电视学理论体系建构路径、方法与模式[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2): 4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