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桂 钿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在学习上，董仲舒不主张只通一经。他认为只通一经，局限性太大，有些思想难以明白。而且各经有自己的特点，只通一经，就不了解其他四经的特点，同时也不了解这一经的特点。所谓“通一经”也就要打上引号了。是不是越博越好呢？也不是。书太多，学习不过来，负担太重，会产生厌烦情绪。而且，贪多嚼不烂，多则惑，没有思考的时间，死背硬记，不能理解。董仲舒主张以六艺为基本教材，所谓“简六艺以赡养之”，再辅以其他参考书，如《公羊传》等。对此，他说：“大节则知暗，大博则业厌，二者异失同贬，其伤必至，不可不察也。”(《春秋繁露·玉杯》)太博和太节，是两个极端，也是两种不同的错误倾向。循此错误倾向，必定会给学习带来伤害。正确的是介于两者之间，博节适度。究竟多少为适度？汉代以六艺为适度，宋明时代以“四书”“五经”为适度。可见这是随时代而变化的。如何研究，关系极大。汉时一些注经者注一经至百万言，少时入学，皓首才能穷一经。对于一般的学者来说，六经就太多了。所谓博节适度，只是一个原则，如何做到适度，何谓适度，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过，有一点则是需要肯定的，那就是要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思考时间，因为“学而不思则罔”。

如何思考？董仲舒提出一个连贯法：“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春秋繁露·精华》)。他举例说：鲁僖公在乱世即位，亲任季子。“季子无恙之时，内无臣下之乱，外无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国家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