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香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疾病作为一种生命现象，伴随着生命的产生而产生，它架构起生与死的桥梁，使得生命加速走向终点。因患病而引起的身体器官各项机能的非正常运转，往往能引起患者对自身产生前所未有的关注，由自身器官病变带来的异己感使我们意识到身体的存在，而这正是健康时我们的意识所忽略的东西。疾病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引发人们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入思考，疾病也由此被赋予了丰富的隐喻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写中，疾病被众多创作者青睐，在很大程度上，疾病成为作家们面对自身遭遇和民族危亡的隐喻性表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疾病与鲁迅结下了“不解之缘”，与疾病的终生纠结和对疾病的切身感受使得鲁迅在其创作中自然而然地将疾病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元素。鲁迅对疾病的书写超越了一般的现象层面的描绘，他将“疾病”作为审美化观照予以强调。在医学和文学的双重视角下，通过对身体疾病的深入思考，对精神疾病的哲理表达，对医生和患者之间关系的重新确认，指出现代中国的隐患，揭示出民族的精神痼疾，以此唤起人们对国民精神疗救的关注。

一、鲁迅与疾病的“不解之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与疾病“结缘”最深的作家之一。少年时期父亲的患病，使得年幼的鲁迅饱受世间的冷眼，备感世态的炎凉。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的形成与一个人童年时期的创伤性体验和压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父亲的病带给鲁迅的创伤性体验是其一生挥之不去的记忆，也由此形成了鲁迅少年老成的性格特点和作为长子的责任感。亲人的疾病和死亡留给作家难以磨灭的印记，自身的疾病则更能促使作家深入思考人生和社会。鲁迅自少年时期便多病，龋齿导致其胃功能减弱，成年的鲁迅又患有胃扩张症、肠迟缓症，晚年所患的胸膜炎、支气管哮喘最终夺去了这位民族战士的生命，而在鲁迅的一生中，肺结核一直像一个隐形的伴侣自青少年时期便跟随着他。在阅读《鲁迅日记》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不震惊于持续不断出现的有关疾病的记录。根据日本学者泉彪之助的统计，1912年到1936年间，鲁迅对其患病的记载每年都在20次以上，1936年竟达117次之多［1］。可以说，疾病是鲁迅最基本的生命体验之一。疾病折磨了鲁迅，同时也成就了他。高旭东指出：“对于鲁迅学医的动因，一般都以鲁迅自己的话为证，即父亲的病，中医的无术，以及学好西医可以促进国民对于维新的信仰。但是，鲁迅自少年始瘦弱不健壮的身体状况，也不应排斥在众多原因之外。”［2］鲁迅最终没有成为医生，而这段学医的经历和医学知识，在鲁迅的创作中或隐或显地表露出来，他对疾病入木三分的描述，对病人心理精准深刻的把握无不得益于此。

父亲和自身的疾病使鲁迅走上了求医之路，而对“国民病根”的追问使他最终弃医从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鲁迅绝不仅仅将疾病作为一种纯粹的生命现象简单地加以描述。可以说，鲁迅自创作的起始，便将“疗救国民精神”作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由“学医”而“从文”的转换，使得鲁迅的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中蕴含着医生和作家的双重视角，在医学病理学“症候”真实的基础上描写人物的行为、性格、心理，无论是对身体疾病还是对精神疾病的描写，“疾病”在鲁迅的文本里成为蕴涵丰富的隐喻性表达。

二、身体疾病与社会隐喻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人们就往往将身体官能与其对社会的想象相联系。社会的合理运转对人们而言就象征着一个健全的肌体，而社会道德伦理的失范则意味着身体的某一部分生了疾病。

在众多的鲁迅研究中，研究者们往往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对鲁迅小说中人物精神层面的揭示，尤其是在对鲁迅小说中“疾病”这一主题研究中，身体上的疾病一直处于受忽视的地位［3］。拉康在“镜像理论”中指出：身体是人理解个人与世界关系的一个维度。在《阿Q正传》中，阿Q头上的癞疮疤正是这样一个不受研究者重视却蕴含丰富的隐喻载体。癞疮疤不像其他疾病，如肺结核等具有明显的疾病症状和致命性，相较于现代文学中常常出现的疾病意象：肺结核、精神病、瘟疫、难产等，阿Q头上的癞疮疤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它的的确确是一种疾病，是体质上的一种缺陷。作为鲁迅揭示“国民性”的重要文本，《阿Q正传》中阿Q的生理疾病无疑是鲁迅苦心孤诣的选择。“癞疮疤的特点有二：非致命而仅伤面子和自尊，顽固而难以治愈。”［4］正是由于该疾病的非致命性，才有了阿Q对其竭力进行掩饰的必要，正是阿Q的极力掩饰和百般忌讳使他更加受到嘲讽和欺凌，癞疮疤成为阿Q备受欺压的源头之一。意识到自身的不完美而不改进，将疾病粉饰成“高尚的光荣”进行自我麻痹，这种由于过度的自尊所产生的精神幻觉和由此带来的优越感非但对减轻病情没有丝毫的帮助，反而使患者在努力进行掩饰和粉饰的同时忘却了疗治。阿Q对癞疮疤的过度自卫，导致他更受欺凌，试图逃脱受欺压的事实进行精神自慰，用一个自己打另一个自己，阿Q最终走向自虐和人格分裂。癞疮疤成了阿Q“精神胜利法”螺旋上升的源头。癞疮疤的顽固而难以治愈又给上述阿Q所处的境地带来更深的绝望。而在整个事件中，直到阿Q最终稀里糊涂死去，人们都注意到了阿Q的疾病，却没有一个人提及应该去医治，包括患者本人。癞疮疤虽然微不足道，然而其在文本中的隐喻意义不可小觑，鲁迅正是在看似漫不经心的疾病预设中展示了中国病态社会的现实，完成对民族精神痼疾的揭示。对“疾病”的不正视，甚而是粉饰，是近代以来中国面对一系列内忧外患时采取的惯常做法，国民精神中根深蒂固的保守性和自我粉饰使得即使很小的病患也难以被治愈，进而走向绝望。茅盾指出：“《阿Q正传》刻画出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像’。”［5］阿Q是中国国民性的载体，他的癞疮疤隐喻了社会的病态和国民精神中的缺陷，这种非致命的病患最终走向何极，取决于我们对待疾病的态度，阿Q式的“精神胜利”策略只能使中华民族陷入泥淖而不能自拔。阿Q的这一疾病隐喻强烈地表现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深切忧虑，对“引起疗救的注意”殷切期盼。

如果说阿Q的癞疮疤来源于自身，孔乙己的残疾则是被强加于其身的，是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以人的身体为对象的摧残，残缺的身体意象正是病态社会的表征。丁举人作为鲁镇的权威性人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作为社会秩序的掌控者，丁举人本应是以医生的角色维持社会机体的健康运转，然而在这里隐喻的医生将他的子民打成双腿残疾，导致孔乙己最终走向死亡。本应在病人和疾病之间肩负疗治作用的医生成为实际上的刽子手，这正是病态社会的必然结果。只有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中，秩序的维护者才能担当起“医生”救死扶伤的使命，病态的不健全的社会制度下，统治者为了维护既定的秩序，只能采取暴力压制，包括以人的精神为对象进行压制导致精神畸形和以人的身体为对象进行摧残，孔乙己的残疾正是被统治者摧残的一个典型代表。统治者的施压是残暴的，然而同为社会底层的民众面对群体中其他成员被摧残不是给予同情，更不用说施以帮助，而是“一阵哄笑”。“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6］在大家看来，孔乙己罪大恶极的不是偷了东西，而是偷了“丁举人”家的东西，“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一句简单的反问将民众潜意识里根深蒂固的“奴性”观念展露无遗，即统治者的地位是不能撼动的，底层的人民觊觎上层的“财富”是无法饶恕的罪责。“偷”的行为本身不再具有道德审判的意义，被“偷”的对象成为判断的标准。孔乙己被打致残甚至走向死亡，未能引起同阶层人的丝毫同情，而是被看作理所当然，民众的麻木被刻画得淋漓尽致。鲁迅通过孔乙己的残疾隐喻了现代中国病态的社会制度，在咸亨酒店一阵阵的欢笑中郁积了对中国国民的深切同情和含泪的嘲讽。

身体社会学的理论认为：身体观念是由物质身体和社会身体两个层次构成的，物质层面的身体受制于社会层面的身体观念，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个体将物质的身体转化为社会文化的符号。在鲁迅的小说中，身体上的残缺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物质身体上的缺憾，它们被赋予了丰富的社会隐喻意义。阿Q竭力粉饰疾病导致对疾病治疗的缺席，其“精神胜利法”借助他的身体残缺走向人格分裂，最终走向毁灭。疾病的痊愈与否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对待疾病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民众的自我夸饰，盲目自大，进而对其中的病态成分视而不见，过度的自尊导致自我麻痹。孔乙己的残疾和死亡是统治者强加的结果，然而他自己并未意识到自身悲剧的来源，用自编的谎言、恳求的眼神希冀躲过大家的追问和嘲弄。民众的不觉醒使得他们对刽子手满含敬畏，而将真正的受难者作为谈资借以发泄无聊。在对孔乙己的嘲弄中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孔乙己阶层的一员，同样受着统治者的压迫，统治者的刽子手角色是无时无处不在的阴影笼罩在乌镇上空，随时处置对传统秩序的冒犯者。残缺的身体是病态社会的象征，鲁迅通过对残缺的身体的描写隐喻中国社会制度的病态，表现出国民的麻木不觉醒。鲁迅在疾病的书写中以其冷静睿智的医生和文学家的双重视角在看似漫不经心的疾病预设中，揭示国民痼疾，其冷静的书写方式下埋藏着一颗对民族深切忧虑的魂灵，对疗救国民性的殷切期盼。

三、精神疾病与民族隐患

在对身体疾病的深入思考的同时，鲁迅在其小说中设置了一系列精神病患者，通过对精神病人所处的境遇的描述，展示中国社会的病态现象，在“正常”与“病态”、“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悖论中完成对民族痼疾的揭示。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一开始便以一个病人的叙述视角颠覆了传统的“正规”的叙事模式。狂人所患的迫害狂症，从医学的视角来看，其主要症状是病患者始终处于妄想中，周围的一切都有可能引起他的多疑性反应，时刻怀疑有人欲加害于他。狂人的多疑实际上是人在高度精神紧张的状态下对周围事物作出的敏感反应。茅盾评价《狂人日记》时曾说：“这奇文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言而喻的悲哀和愉快。”［7］《狂人日记》的诞生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狂人的发狂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医学角度上的癔症，它以一个精神病人的独特视角对“正常”和“病态”的话语构建方式进行反思和重新厘定，在“正常世界”和“病态世界”的对比中发掘民族精神的隐疾。

首先，狂人所处的外部环境是由“余”、大哥以及日记的作者所构成的“正常世界”，在文本开头的小序中，常人世界对日记中的狂人的非正常世界形成否定性共识。实际上狂人所生活的环境正是历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尚沉浸在一种不自察的诡异的正常中。在所谓的正常的世界里生活着的正常的人们是察觉不出异样的，只有在狂人由其“病态世界”反观现实时，才能看出在“正常世界”里生活的人们乃至赵家的狗都有怪怪的眼神和铁青的脸色。恰如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面对西方文明的大肆入侵，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人民大众的思想依然处于休眠状态，沉浸在“祥和”的大国幻梦中，这种表象的正常掩饰了实际上的病态，使得民族痼疾长期潜伏而无法得以显现。其次，狂人自身所处的环境是由他以及他的幻想所构成的“病态世界”。在日记中狂人的“病态世界”对小序中的“正常世界”形成否定，实际上这是狂人象征层面的清醒对其现象层面的疯狂的否定。在文本中狂人所代表的正是当时的中国思想觉醒的小部分群体的形象，在陈腐的旧秩序中，觉醒者的振臂呐喊无疑是沉睡的民众眼中的发狂，觉醒者被视为“疯子”，由此反观，民众所谓的正常才是真正的病源所在。同样，在《药》中，革命先驱夏瑜的言行被他所欲拯救的民众视为：“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8］觉醒者被当作疯子，沉睡者在无知觉中鉴赏觉醒者的覆灭，这是中华民族深重的疾患。最后，狂人痊愈，由日记中的“病态世界”进入小序中的“正常世界”，“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9］。小说在狂人的疾呼声中戛然而止，当读者还沉浸在狂人在日记中从疯子的视角反观正常人的世界的种种荒谬时，却又不得不重新回到小说的源头去追寻狂人的最终去处。如前所述，狂人的发疯指向思想的觉醒和与传统的社会秩序的决裂，那么狂人痊愈无疑是暗含着狂人重归旧秩序中，也即是狂人终于在大哥和“医生”的努力下由“疯癫”重回“文明”。由狂人和他的幻想所构成的“病态世界”不复存在，痊愈后的狂人成为“正常世界”中的一员，成为旧秩序的维护者之一。旧秩序是病态的、异常的，沉浸在其中自得其乐的庸众是可悲的，然而，“铁屋子里”为数不多的清醒者在呐喊之后又重归沉默，践行清醒时所唾弃的一切，则是更深一层的悲哀和绝望，这正是民族隐患的关键所在。

旧秩序病态但强大的力量像一个巨大无形的黑洞，吸附试图逃脱它的一切异己力量，如吕纬甫般绕了一个小圈子终究又飞了回来，或如魏连殳般“躬行先前所厌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用肉体的毁灭来对抗绝望的现实。和狂人医学症候上的精神病不同，魏连殳所患的疾病是肺结核，是医学意义上的身体疾病。鲁迅在医生和作家的双重视角下，深刻地洞察了魏连殳身体疾病表象下的精神疾患，导致魏连殳最终死亡的是他的精神上对肉体救治的放弃，是自我有意识地加速肉体死亡。与鲁迅所构造的狂人、夏瑜等“疯子”形象相对应，魏连殳是鲁迅小说中“孤独者”形象的代表，他的精神层面的孤独是超越了医学症候意义上的精神病，是文学视野下的精神病患者。狂人的精神病被治愈，魏连殳则因其在精神上的抗战导致了他的死亡。狂人的康复和魏连殳的死亡构成了另一层隐喻，即如狂人一样向旧秩序投降，意味着生，而肉体的获救同时意味着精神的灭亡；如魏连殳般向传统抗战，结局是死亡，而肉体的死亡最终使精神得到解脱。精神和肉体无法统一，在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健全的人性中本应和谐共存的因子成为敌对状态，人的精神成为独立于肉体之外的异己性存在。在“正常世界”与“病态世界”的交错互置中，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分裂，隐含了鲁迅式的绝望：现实是绝望的，反抗现实也是绝望的，甚至连绝望本身都是绝望的。作为民族斗士，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于绝望处唤起希望，进而反抗绝望。《狂人日记》的结尾处鲁迅将视角转向孩子，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魏连殳的死亡使“我”的精神得以彰显：“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10］深夜里狼似的嗥叫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正是当时浑浑噩噩的中国缺少的东西，正是麻木愚钝的国民需要的“强心针”。

在对“疯子”和“孤独者”形象的塑造中，鲁迅以其特有的书写方式，呈现出“正常”与“病态”在当时的中国现实中的荒诞错置，在“正常世界”和“病态世界”的对比中揭示民族的隐患，在肉体和精神的分裂中蕴含对民族深广的忧虑意识，在绝望中寻求希望，反抗绝望。精神疾病成为鲁迅小说中对民族疾患的隐喻，在疾病隐喻下的鲁迅书写中呈现出鲁迅式的特有的表达方式。

四、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与疗救的艰难

疾病和治疗以及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是医学体系中最基本的功能关系。鲁迅的医学背景和“民族医生”的身份，使他很自然地将上述关系进行文学化的借用和转喻。鲁迅在小说中通过对医生与患者身份错置的描写和对庸医医术的证伪，对封建传统制度及其捍卫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并指出在当时的中国现实环境中对国民精神疗救的艰难。

作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境遇有着深刻认识和体察的“精神界战士”，鲁迅在创作的开始就近乎悲剧性地意识到了在中国进行思想启蒙，疗救国民精神的艰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牢牢地禁锢了人民的思想，奴才式的思维模式已经成为民众头脑中自然而然的存在，民众在无知觉中拒斥一切形式的思想启蒙的疗救，并且将启蒙者视为不正常者加以排斥甚至是绞杀。当鲁迅将上述立场在小说中借助医学关系进行表现时，就转化成为医生和患者之间关系的错置。在《药》中，作为旨在唤醒和拯救国民精神的革命者夏瑜，他的追求和行为，无疑被鲁迅赋予了“精神医生”的隐喻意义。然而作为拯救国民灵魂的精神医生，夏瑜的血在现实中被当作治疗痨病的良药，夏瑜的言行也被他所欲拯救的国民视为疯言疯语，万恶不赦。也就是说置身于沉闷的“铁屋子”里的呐喊者试图砸毁“铁屋子”的努力，被他们所欲救治的民众视为离经叛道，他们也因此被当作社会的异己力量，他们本身被视为反常的、病态的存在，因而遭到民众的怀疑和拒斥。《长明灯》里试图将吉光屯社庙里象征几千年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的长明灯吹灭的先觉者同样被人们当作疯子。疯子在医学病理学上的意义指向精神失常，转化为社会症候学上，其隐喻意义就是应该被驱逐出正常世界的人。民众面对“疯子”的行为，感到惶恐不安，于是庸众们商议：“大家一口咬定，说是同时同刻，大家一起动手，分不出打第一下的是谁，后来什么事也没有。”［11］本是处于沉睡中的愚钝的国民在诛杀他们的精神医生时竟表现出如此的智慧和残忍，国民精神启蒙的艰难可见一斑。与将医生视为病人相对应的是，在小说中真正的病人却毫无知觉，在自以为正常的环境中浑浑噩噩地自生自灭，或是成为如《药》中庸众一样的看客，或是成为《长明灯》中绞杀“医生”的凶手，在自以为高出“疯子”的表象中将自己视为指出“疯子”病症或是拯救“疯子”的医生。在《药》中本是刽子手的康大叔，却因提供了由革命者夏瑜的鲜血制成的“人血馒头”变成了救人者，由刽子手一跃而成为人们毕恭毕敬、奉若神明的医生，而在整个转化的过程中，不仅民众，就连康大叔本人也自以为理所当然，丝毫没有冒充的意识，人们只不过是按照几千年的惯例做事。按照鲁迅的“无主名杀人团”的理论，自以为正常或是自视医生的民众都或多或少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合谋绞杀了他们真正的医生。在“医生”和“患者”的悖论中，鲁迅揭示出在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封建伦理纲常制度已经内化为人们思想的一部分，对自身疾病的不察觉，对被启蒙和治疗的拒斥甚至是绞杀是民族隐患中最致命的部分，这也正是疗救国民精神痼疾的艰难所在。

在鲁迅的小说中除了隐喻意义上的医生和患者，还有一系列在医学意义上具有真实医生身份的人物，即鲁迅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中医。民众对真正能够拯救他们的精神医生极其反感，甚至是敌视，坚决拒绝他们的治疗，而对这些医术拙劣、医德败坏、空有医生身份的庸医们却承认其身份并奉若神明。《明天》里的何小仙对待病人态度极其冷漠，其利用故作高深的中医术语和含混不清的诊断结果愚弄前来就诊的单四嫂子，宝儿的死亡是其拙劣医术的最好证明。《弟兄》里的白问山同样是一个连疹子都诊断不出的庸医，《长明灯》里的医生参与了对疯子的联合绞杀。依据医学和社会的同构性，鲁迅小说中的中医们无疑是作为封建制度和文化的捍卫者形象出现的。他们医术极其低劣，面对疾病他们所做的只是故弄玄虚，愚弄民众。他们所救治的患者的最终死亡是对他们医生身份的证伪。鲁迅在小说中对这些中医不遗余力的讽刺，正是他对传统的封建制度和文化否定、批判的隐喻性表达，民众面对庸医的不觉醒，导致他们身体和精神上的病痛无法解除，这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出对国民疗救的艰难。

总的来说，鲁迅对疾病的切身感受使他在创作时将疾病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元素，其医学知识背景使他对疾病的描写具有医学症候学意义上的真实性，文学家的独特眼光和“疗救国民精神”的初衷又使得疾病在鲁迅的小说中具有了丰富的隐喻意义。鲁迅在对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的描写中展示中国病态的社会现实和国民麻木愚昧的精神，表现出鲁迅深广的忧患意识和对拯救国民精神痼疾的热切期盼，在对医生和患者关系的思考中揭示出封建传统制度的荒谬及其对人们肉体以及精神上的摧残，指出在现实中国对国民精神疗救的艰难。鲁迅以其特有的表达方式，通过疾病隐喻完成了他对民族痼疾的书写。

注释：

［1］［日］泉彪之助：《鲁迅日记中的医疗》，宋扬、靳丛林译，《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期。

［2］高旭东：《鲁迅：在医生和患者之间》，《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10页。

［3］注：如黎保荣在其《鲁迅小说中“病”的文化阐释》一文中，对鲁迅的小说中出现的疾病所作的列表统计中，包括九篇小说六种疾病，其中所指的“身病”也基本指归于肺病、伤寒等与精神疾病有明显关联的疾病，阿Q的癞疮疤、孔乙己的残疾、九斤老太和杨二嫂等的病态小脚均不包含其中。见黎保荣：《鲁迅小说中“病”的文化阐释》，《晋阳学刊》2004年第5期，第109—110页。

［4］谭光辉：《症状的症状：疾病隐喻与中国现代小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20页。

［5］陈漱渝：《说不尽的阿Q：无处不在的灵魂》，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第240—241页。

［6］鲁迅：《呐喊·孔乙己》，《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0页。

［7］茅盾：《读〈呐喊〉》，《文学周报》1923年第91期。

［8］鲁迅：《呐喊·药》，《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9页。

［9］鲁迅：《呐喊·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4页。

［10］鲁迅：《彷徨·孤独者》，《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0页。

［11］鲁迅：《彷徨·长明灯》，《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5页。